把儿子交给国家
宋纯政的老家在哈尔滨东边的一个郊县，距离市中心有100多公里。有时候，在结束市政府“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安排，周末，他还会回老家帮忙照看母亲的水果摊点。“冬天，你在哈尔滨室外摆摊一整天，全身都是麻的。”他对各种水果蔬菜的品种和质量了然于心，在与供货商的通话中头头是道。
作为一个普通铁路工人的孩子，现在所有邻居都知道他在市政府上班。如今，他在哈尔滨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做着掌管“铁饭碗”的工作，而单位里还有好些没有编制的同事也在做着和编制问题挂钩的工作。
宋纯政52岁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铁路一线职工，在铁路工务段的老宋负责铁路路轨、铁路线路改造和维护维修的工作。在行将退休的年纪知道自己的儿子每天坐着市政府的接驳车上下班，“我挺为自己儿子的工作感到自豪。坐办公室，他不用再像我这么辛苦了。”宋的父亲说道。
老宋说自己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的铁路事业，对于儿子的工作，他认为是一种传承，“现在，我把儿子也交给了国家。”
宋纯政本有机会在某BAT哈尔滨的分公司工作，拥有现在两倍的薪水。“类似于营销和推广的企业，薪水高一点，但总觉得不稳定，兴许哪一天工作就黄了。我毕业前获得政府工作机会，这是我和我爸都接受的第一选择。”宋纯政提到。
2012年11月，在宋纯政大四那年，关于哈尔滨招有“事业编制环卫工”的新闻热炒网络。哈尔滨市招聘457个清洁工引来1万余人报名，其中近三千人拥有本科学历，25人拥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事业编制”是他们趋之若鹜的根本原因。
宋纯政的本科同学刘文也报考了这个“事业编环卫工”职位，但最后也落选了，只能在社区当服务人员。
“我能考上扫五年大街也比现在强吧?”几年来，刘文没能考入体制内，他的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之前我爸还开玩笑，如果你找不到工作，就去扫大街啊。”
张回忆，连自己在国有农场里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也认为，拿到硕士文凭就是知识分子，扫大街不是目不识丁的人干的活吗?“但在编制面前，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私企都容易倒掉”
在哈工大2017届毕业生秋季大型招聘会上，根据《凤凰周刊》记者统计：11月18日的全部448家参会单位中，驻地在东北的仅为93家，其余的都是东北外的企事业单位，且大部分参会的私营企业都是外地的。这意味着，哈工大学生想要在招聘会上选择私企，很可能需要离开东北。
主营塑胶和电池的厦门某进出口有限公司是448家参加招聘会的企业之一，当时东北地区去了哈工大和哈尔滨工程学院的招聘会。其负责人张夏清告诉记者，因为公司是人才中心的合作企业，公司会通过厦门人才中心提供的地区、学校表单推荐，再决定去不去现场招聘。“招聘现场好企业还是很多，很多国企都是挤满了人，我们几乎是打酱油的。(学生)感觉私企都容易倒掉，其实我们是有信心的，但别人就不这么看。”
作为东北地区最知名、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吉林大学某学院学生办公室负责人向《凤凰周刊》记者提供了两届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表，其选择在“体制”外发展的毕业生远远低于进入“体制”的人数。每届140位学生中分别仅有6人和13人入职了民营企业，“其中有5个学生是某大型电器卖场的特招生。”该负责人表示。
吉林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与服务中心管理科科长鲁凯认为，进入“体制”一直是全国普遍现象，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弱势也间接造成其热度常年不减。
据该中心发布的《吉林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2015 届本专科毕业生就业单位流向中，37.57%选择进入国企。而同年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进入国企的本科毕业生比例则分别为19.25%、20.74%、27.28% 、11.56%。
针对上述情况，吉林省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郑志宏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提到，吉林大学等东北高校的就业情况是东北地区的普遍缩影——“相对于发达地区，民营企业薪水低、岗位少。”
“就国有企业而言，虽然建国以来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普遍采取了单位制，但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空间条件，使得单位体制的诸要素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得最早，贯彻得最为彻底，持续时间最长，其内在结构也更为单一，消解过程也自然非常缓慢，形成了一种别具特色的‘典型单位制’。”长期研究东北国企问题的吉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田毅鹏教授说道。
已经开始坐办公室的赵明有时候也会怀念在矿井的生活，“一大早在空地上开个会、喊个话，一起骑车去工地，然后中午一起回食堂，跟大锅饭似的，菜也做得很好吃。热热闹闹，人不可能离开群体嘛。”
“观念这种东西，一旦适应后你很难去改变它，就好像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那个叫布鲁克斯的老头，出狱后就自杀了。”赵明说。
(应采访人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记者/蒋昌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