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厦门事件(三)
东本愿寺在厦的布教与阴谋
日本京都东本愿寺“御影堂”，世界最大木构建筑之一——选自林聪:《一步一如来2:京都朝圣旅人书》。甘肃民族出版社，2013年09月版
铜版东本愿寺图——选自稻叶昌丸,秃氏祐祥编《真宗温古图录》，第1辑。日本京都:真宗温故会，昭和13年(1938年)版
厦门局口街山仔顶巷
局口街山仔顶巷里的民国老建筑
甲午战争时，大谷派号召日人踊跃从军，“力抗暴清”;他们还主张“利剑即是佛陀”，宣称战士赴死，将喜归净土极乐;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共犯。
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
要厘清1900年厦门事件，还得先从日本佛教“净土真宗大谷派”说起。
净土真宗，简称“真宗”，是日本佛教宗派，以如来为本尊，又以“一心一向归命阿弥陀佛”为教旨，由僧人亲鸾于1224年在日本创立。
亲鸾(1173-1262年)，幼年出家，日本佛教徒尊之为“亲鸾圣人”，日本镰仓时代的佛教改革家，以农村为基础布教，推崇《无量寿经》才是“佛的真实之教”，创立“净土真宗”。净土真宗不十分注重勤修称名念佛，而是强调“信心正因”，并提出“恶人正机”，认为恶人正是阿弥陀佛拯救的对象。在宗风上，还允许僧侣食肉、娶妻。1203年，亲鸾娶藤原兼实的女儿玉日为妻，为日本僧侣公开娶妻之滥觞。
净土真宗发展到亲鸾的曾孙、僧人觉如时，正式以日本京都的本愿寺为真宗大本山。1602年，因为势力太盛，受到猜忌，德川家康捐地将京都本愿寺分为东、西两寺，形成今天的净土真宗“本愿寺派”(西本愿寺)和净土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并与其他8派一起，合称“真宗十派”。
到今天，净土真宗已成为日本佛教最有影响的宗派之一。1986年的一个数据称，净土真宗“共有信徒1380万人”。
真宗大谷派的本山——日本京都“东本愿寺”始建于1602年，以建筑宏伟著称。山门高27米、宽31米，与知恩院、南禅寺的山门合称“日本三大门”。尤其是东本愿寺中的御影堂，南北宽76米、东西长58米、高38米，与奈良东大寺中的大佛殿，并称世界最大木构建筑之一。寺内还珍藏着亲鸾所著真宗圣典《教行信证》真迹，系日本国宝。
大谷派号召“力抗暴清”
日本真宗大谷派(东本愿寺)的独特之处，不仅僧人可以吃肉、娶妻这么简单。
首先，它积极开展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日本学者川边雄大的研究表明，东本愿寺开始海外活动的时间，比其他宗派更早。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就派出僧人小栗栖香顶来华， 1876年在上海英国租界的北京路，设立“东本愿寺上海别院”，这是日本佛教在中国传教的第一个据点。
其次，不止一位学者注意到，东本愿寺(真宗大谷派)的僧人和信徒，积极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刘景岚等先生指出:“1894年6月1日，日本天皇发布对华宣战的诏谕后，大谷派法主大谷光莹随即颁布法谕:‘扬国威于海外，是则帝国臣民应尽之义务，也即守本宗念佛行者本分’。(同月)从8日到11日，即连续发布了19份通告，要求未从军者恪尽农工商之本分，献纳军资，力购国债，寄赠物品，‘力抗暴清’。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大谷派随即发布动员国民参战的《战争法话》和《告出征军人之门徒书》，要求奋勇杀敌，号称‘利剑即是佛陀’，勇敢赴死，‘将得南无阿弥陀佛之助’，从而喜归净土极乐。”
就是这么一个日本真宗大谷派，1896年前后来到厦门，开始了在厦门的布教与阴谋。
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
如今的思明区局口街山仔顶巷，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老城窄巷。曲折的十数级台阶，将人带进宽不足三米的逼仄小巷中。举目环顾，四周房屋都是新建，似乎只有一幢房子的门楼为民国风格。1900年直接引发厦门事件的山仔顶“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已经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遗迹无存。
对于这所布教所的设立，《厦门市志》中这样记录:“清光绪22年(1896年)，日本真宗大谷东教派僧人水谷魁耀等，通过日本驻厦总领事，租用山仔顶一座民房作为布道所，称为‘真宗大谷教本愿寺布教所’”。不仅将水谷魁曜名字写错，且“真宗大谷东教派”、“真宗大谷教”之类名词，显然对日本佛教颇为外行。
其实，早在1941年厦门沦陷期间，日本人为粉饰太平而折腾出来的《新厦门指南》一书中，对真宗大谷派在厦门的流传，已有明确记录。1896年前后，厦门人林丽生，迎合当时已占领台湾的日本侵略者的需要，向时任日本驻厦门二等领事上野专一建议，在厦门开展日本佛教的传教活动。这一建议，得到时任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大力支持，派出真宗大谷派僧人、时任台湾宜兰兰阳寺住持的故加苏广法师来厦，开始布教，初时大概住在厦门城内的东亚书院之类地方。其后，东本愿寺派来的僧人水谷魁曜等人，才在局口街山仔顶巷，租下一处小小民房，作为“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
综合日本外交机密电报及中国官方当时的记录可知，这处山仔顶巷的布教所，“为租赁之房”，房主姓张，为英国教民，“租金不详”。该处房子“房间狭窄”，进门后左侧有佣人房间。门外左侧小巷里，有公共厕所。
东本愿寺在厦门的后续
虽说1900年山仔顶巷东本愿寺布教所被烧，但日本真宗大谷派并未绝了在厦传教之心。
1930年代初，真宗大谷派僧人神田惠云来厦传教。1936年，神云等人觅得白鹿洞山脚下地方(今第一医院后面白鹿洞路一带)，准备兴建“厦门东本愿寺”，却遇阻挠未果。1938年5月，厦门沦陷。6月，真宗大谷派僧人即在日寇刺刀保护下，继续施工，在白鹿洞山脚下建成“厦门东本愿寺达观园”，占地3000坪。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神田惠云等日本僧人被遣送回国。回国前，神田立下契据，将白鹿洞山下的东本愿寺的房舍田产，全部献给厦门佛教会，永为基业。(文/图黄绍坚)
1900年厦门事件(四)
日本人编织的拙劣谎言
德国老照片:日本哨兵在街道的哨位上——陈亚元先生收藏
德国老照片:海港的苦力们搬运行李——陈亚元先生收藏
现代学者认为，纵火焚毁山仔顶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正是真宗大谷派僧人高松誓及在厦日本浪人千叶久之助等人所为。还有学者指出，他们受到日本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指使。
日本外交档案里的厦门事件
2013年，厦门大学陈小冲先生主编的《厦台关系史料选编:1895-1945》一书出版，书中根据日本外务省编辑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翻译整理了一套日本方面关于1900年厦门事件的外交档案。
综合几份日本外交档案记载可知，1900年8月23日那天，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的住持本多文雄已回日本，寺庙事务交给漳州东本愿寺布教所的住持高松誓负责。当天傍晚，高松誓与泉州东本愿寺布教所的住持水谷魁曜、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僧人宫尾璙秀等人，一起到鼓浪屿参加一场法事，据说当晚就住在鼓浪屿上日本人小岛荣藏方家里。那天晚上，在山仔顶巷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里住着的日本人，只有教徒、清国游学生片贝治四郎(30岁);在佣人房里，还住着一位目不识丁的19岁泉州籍佣人赵振须。
当晚，位于水仙宫街的广贯堂主人、日本人隅田岩次郎来访，与片贝交杯互酌，至21时而散。随后，片贝和赵振须分别入寝。
1900年8月24日0时30分左右，已入睡的片贝治四郎和赵振须，先后被喊声和枪声惊醒，发现布教所的门扉已被人破坏，四五人闯入屋内，四处纵火;门外还有人声喧哗。片贝和赵振须慌忙逃命。奇怪的是，据赵振须说，进屋纵火的暴徒见他逃出，竟然一言不发;门外的人也是任其逃命，只一味喊着“失火啦”、 “救命”。
两人分别逃出后，先后坐舢舨到鼓浪屿日本领事馆报告火灾事件。
凌晨1时20分，日本领事馆收到火灾事件报告。日本领事馆附警部(警长)日吉又男，率巡警上原寅太郎，准备从鼓浪屿到厦门火灾现场察看，却遇到正在鼓浪屿码头待命的日本军舰和泉舰的小汽艇。日吉又男没上船，却奇怪地折回日本领事馆。
凌晨1时50分，日吉又男携带日本领事上野专一拟好的文件，登上另一艘火力强大的日本军舰高千穗舰，将文件交给舰长武井久成大佐。凌晨3时30分，由日吉又男带路，率日本海军陆战队军官1名、水兵1分队，从和泉舰出发，在厦门港仔口街(镇邦路)码头登陆，经木屐街、二十四崎顶街、走马路街(今大中路)，于凌晨4时左右，抵达位于山仔顶街的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据称，该布教所主屋已烧成灰烬，仅剩门边两侧佣人房间尚存。
日吉又男强调，到达现场时，火灾现场门口有厦门本地练勇十余人警戒。
拙劣的谎言
即使仅凭日方外交档案的记录，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其中充满漏洞和谎言。
首先，负责山仔顶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的真宗大谷派僧人高松誓、水谷魁曜等人，8月23日下午及晚上在鼓浪屿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举办法事，始终没有交代。布教所失火后，高松誓等人又在哪里?在干什么?也始终没有交代。这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其次，在山仔顶布教所，暴徒强行破门而入，进屋四处纵火，却始终一言不发，让人不能不怀疑他们的身份，是不是怕一开口就泄漏了他们是日本人?
第三，负责在厦日本人安全的日本领事馆附警部日吉又男，接到火灾报警后，不仅不急着赶到现场察看，反而晃晃悠悠地在鼓浪屿等着，以便后来给登陆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带路。
第四，不论是当晚在鼓浪屿码头上待命的和泉舰小汽艇、或是仅仅1个多小时后就能出发登陆厦门的和泉号上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切仿佛早有准备。
第五，火灾发生的8月24日，日本领事上野专一发给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电报称，是台湾抗日的简大狮余部逃到厦门，火烧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10月5日，上野专一自己又改口称，“(厦门)本愿寺(布教所)遭焚毁一事毋庸置疑乃是排外思想下(一语不明)之暴徒所为”。
同样态度变来变去的，还有赶来处理厦门事件的日本特派处理公使室田义文。1900年9月15日，室田公使发给青木外务大臣的机密外交电报中，第一句话居然是:“本愿寺布教所遭纵火一事，其实情暂且不言”。10月22日，室田公使却向厦门地方政府开出一份11人的拘捕名单，认为就是这11位居厦的台湾籍抗日志士“有形迹证明焚毁本愿寺之事件乃为彼等乘此次北清事变之机教唆人为之”。
日本人撒谎造假的本事太差，漏洞不胜枚举。事实上，事发当日，在厦各方人士，已纷纷对日本人提出的“中国暴徒焚烧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一说，嗤之以鼻。
1900年8月29日，日本驻英国代理公使报告称，在厦门的英国领事报告英国说，“纵火云云之报道显然缺乏事实根据”。8月31日，日本驻福州领事丰捨松报告称，美国驻福州领事认为，“厦门事件全无土匪袭击之迹象。本愿寺失火之时，乃目击清人、日人协同灭火，关系亲密”;英国驻福州领事则不客气指出，福州民间盛传，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失火之前两三天，“日本僧人已将(佛教)器具悉数移至他处……失火原因亦有证可循其可疑之处。”
中国方面更不用说了，时任兴泉永道延年，在致福州洋务局的电报中清楚记述了当晚情形:“厦门山仔顶街日本教堂昨晚十二点半钟失火，适弟带兵查夜巡至该处，当今(即)扑灭。……兹领事照会藉称，匪徒开枪放火并无人抢劫等语，其实焚烧之际均弟目击，并无其事。”《申报》的报道中也称:着火时，“幸(厦门)地方文武各员，督率兵丁，舁水龙往救，得以立时扑灭。”
经过学者们多年研究，现在一般认为，所谓中国“暴徒”纵火之说与事实不符。纵火焚毁山仔顶厦门东本愿寺布教所，正是真宗大谷派僧人高松誓、及在厦日本浪人千叶久之助等人所为。还有学者指出，他们受到日本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指使。
厦门事件中的奇葩
从1900年8月24日到9月9日，厦门事件发生过程中，厦门城市受到了莫大冲击。据《北清日报》8月31日“号外”报道:厦门“原住民惶恐不堪，陆续有人离厦，眼下人口已走大半，市街已形同空虚，商业停滞，盗贼横行。”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时厦门变相万端，而其中清国人自不待言，居厦台民，多数已将妇女及财产转至他处，各处店铺闭锁，商业停滞”。而据时任闽浙总督许应骙称，厦门居民逃离城市过程中，“竟有百余名男女士民，于避难途中溺死。”
对于厦门事件，中日各方学者都做了许多研究，此不赘述，只提几件奇葩的事情。
一是日军登陆厦门后，厦门团练总局，四处张贴了一份奇葩的告示，替贼说话。告示半文半白，读来倒也押韵:“日军登岸巡行，声称保护商民。尔等铺户居民，照常不必忧惊。往来如遇日兵，切宜静气平心。听候上宪施行，特此告诫凛遵。”
二是1900年9月7日，驻厦门的兴泉永道延年，向日本方面提交了一份奇葩的“谢罪书”(照会)，表示找不到放火的坏人:“以(日本)教堂被何等坏人焚烧，本堂缺查，深为抱歉。业经饬查，分别认真办理在案……”
第三件奇葩事发生在厦门事件解决后的1900年12月。时任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竟然开放厦门各炮台，带着日本厦门特派公使室田义文、日本驻厦门领事上野专一、和泉号舰长成田大佐、宫古号舰长八代中佐、参谋本部所派土井陆军大尉、海军军令部所派佐野大尉等人一起参观，“且炮台司令官等众将士纷纷出列欢迎……并一一指示武库、火药库及备用炮之作用等”。开门迎贼，简直不可理喻。(文/图黄绍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