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秘密印刷所机智脱险
文 本刊编辑部整理
翻看《罗明回忆录》、《中共厦门地方史》等文献资料，可以对福建建党之初(1926月-1930年)的基本情况、组织架构、主要工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厦门——福建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地
资料显示：
1925年6月，厦门建立了第一个共青团支部;
1926年2月，福建省第一个共产党支部——厦门大学党支部成立。
1926年3月，中共厦门党总支成立，领导漳州和闽西的永定、上杭党支部。
1926年夏，广东区党委命令汕头地委就近领导厦门党总支。
1926年11月，广东区党委决定调罗明往漳州成立闽南特委，领导厦门、闽南和闽西工作。
1927年1月2日晚，罗明与厦门党总支讨论后，决定立即扩大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共厦门市委，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共厦门市委由罗秋天任书记。同时成立厦门总工会，罗扬才任总工会委员长。当时，厦门总工会有30多个基层工会，工会会员二、三万人。
1927年1月15日，中共闽南特委在漳州成立，选举罗明担任闽南特委书记。
1927年4月9日，厦门发生反革命政变。当晚，罗扬才、杨世宁等在总工会宿舍被便衣武装逮捕，工会的柯子鸿、农会的严子辉也被通辑。罗明次日赶回厦门，与厦门市委紧急商议，认为中共厦门市委罗秋天、宣传部长吴世华有色彩，应调开，并补充数人负责组织、宣传和工委、学委等工作，继续领导党组织和工会进行反压迫和反破坏工作。
1927年12月，福建省临委在漳州成立，由陈明任书记，陈昭礼任组织委员，罗明任宣传委员。
1928年2月，罗明由闽西回到厦门，这时福建省临委已由漳州搬到厦门。当时接到中央指示，由罗明担任福建省委书记，陈明改任宣传委员。从此福建省委归在上海的党中央直接领导。
1928年3月，福建省委接到中央通知，选派代表参加党的“六大”。福建选举罗明和印刷工人、省委委员许土淼为代表，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孟坚作为共青团代表参加。“六大”召开前后，许土淼因肺病医治无效后病故。会后，孟坚调到东北地区工作，福建参加“六大”的代表只剩下罗明一人，罗明坚持回福建传达“六大”精神，执行“六大”决议。当时福建省委机关已经从厦门搬到福州，刘乾初任省委书记。
1928年7月，福建省临委又返迁厦门。厦门特委取消，厦门各基层党组织归省委直辖。1928年7月至1930年1月期间，厦门各基层党组织先后3次由福建省委直接领导。
1929年春节前后，罗明从长汀、上杭经广东潮安、汕头乘船到厦门。这时刘乾初已调往他省工作，罗明仍任福建省委书记。
1930年2月15日至20日，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恽代英的指导下，中共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在厦门鼓浪屿内厝沃449号曾家园胜利召开。新产生的省委中，罗明为书记，谢汉秋为组委(委员、常委)、王海苹(萍)为军委(委员、常委)。会议通过了政治、组织、职工、农运、军事工作、苏维埃、宣传、CY、妇女、互济会等10个决议案，并通过“五一”纪念工作计划及大会告民众书。
当时，厦门本岛的党组织有中共厦门大学支部、中共集美学校支部等13个党支部，共有党员80多人。
1927年4月9日，“四九”反革命政变后，厦大的情况和其他地方一样，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走访《厦门大学革命史展览馆》，在展馆的第二部分“组织浴火重生，斗争再掀新潮”中详细记载着，“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厦门大学党组织转入地下，经过挫折、中断、恢复的艰苦曲折历程，坚持斗争，红旗不倒。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厦门曾经是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厦大党组织成为福建省委领导全省开展隐蔽工作、复兴人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据点。”据展板所载，厦门“四九”反革命政变后，厦门大学党支部遭受严重打击，于1928年恢复组织活动，开展秘密斗争。这时期党组织的活动转入地下，党员的具体数量难以准确统计，仅清楚厦大党组织隶属关系的变化及1929年至1930年的党支部书记是韦方和蓝飞凤。
(二)省委重要机关——省委秘密印刷所
1927年至1928年间，因厦大要建立自己的印刷所，所以委派校工陈兴桂到鼓浪屿闽南职业学校学习印刷技术。1929年，中共福建省委印刷所在厦门鼓浪屿安海角秘密设立，省委印刷所由当时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直接领导。向往革命、掌握了印刷技术的陈兴桂被派往筹建省委印刷所，并为该机关负责人。
翻看由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主编的《厦门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等资料，可以很清楚地了解，1929年至1931年期间，我党的革命活动多为组织示威、发表宣言、组织工人斗争罢工等，其中需要在党内发放大量的革命传单，刊印出版各类小册子，在党内外散发。据编载于《厦门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选编》一书的《中共福建省委八、九两月宣传工作报告》(1929年9月29日)显示，当时的福建省委的主要刊物《烈火》，2个月内就出版了6期，每期印300份。除此之外，临时印发的宣传小册子，更是不计其数。比如：八一小册子220份，八一宣传大纲200份，八一宣言1370份，小标语16800份……由此可见，当时省委印刷所的任务十分繁重，作用也非比寻常。同样在这份报告中，提到了“印刷所工作人员三，一写一印一整理，宣传部干事时常助理印刷的工作”。
就在白色恐怖严重、革命处于低潮，革命斗争日渐残酷的时候，1929年10月，陈兴桂由中共党员、时任共青团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苏发全和中共厦门大学支部书记蓝飞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隐藏在厦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
据中共惠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鹭江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惠安暴动》一书中刊载的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回忆文章显示：“蓝飞凤我记得，以后他从厦大调出来参加‘五一’宣传，叫他去鼓浪屿省委印刷所找陈兴桂。印刷所被破坏后，陈离开，蓝飞凤也离开……”由此可见，1930年中共福建省“二大”召开后，当时的中共福建省委罗明书记指示当时的中共厦门大学支部书记蓝飞凤，从厦大调出来，配合省委“五一”纪念工作的宣传，要求他去鼓浪屿省委印刷所找负责人陈兴桂，协助省委印刷所工作，帮忙撰写宣传稿等。
1930年2月，中共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恽代英的指导下在厦门鼓浪屿召开，福建各方面的工作迅速掀起一个新的高潮台阶。“四九纪念大会”、“五一纪念大示威”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厦门四九纪念大会”是由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和军委秘书陶铸领导发动的纪念厦门工人领袖罗扬才同志的示威游行活动。3年前(1927年)厦门清党屠杀大批工人，工人领袖罗扬才被杀害。活动当天，300多名工人、最高峰时的1500多名工人举着罗扬才烈士相片和“纪念工人领袖罗扬才”等标语，集会示威游行。当天参加游行的工人都“打起红绿传单来看，并争着将传单带回去给别人看。”当天的情形是，“工人集会散后半时左右，武装警察才来。他们跑到会场中，大家拾起传单看，并不敢干涉群众取下红旗与照片。当群众发动时，侦探若干亦只远远观望，不敢跑进群众中来。”(详见《厦门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三集)》)
为配合声势浩大的“四九纪念活动”和“五一纪念大示威”，省委秘密印刷所一直处在忙碌、活跃的工作状态之中。越活跃，自然就越容易暴露。更何况，声势浩大的“四九纪念活动”，已经给反动当局带来了强大的震憾。反动当局肯定不会坐视这样的情形不断蔓延，更严酷的镇压活动正在暗中酝酿。
(三)机智脱险
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工部局为当时鼓浪屿的行政管理机构，工部局设有巡捕房和会审公堂。1902年1月，英、美、德、法、西、丹、荷、瑞典挪联盟、日等9国外国驻厦领事和清政府签订了《鼓浪屿公共地界章程》，把鼓浪屿划为公共租界，并设立了“工部局董事会”(工部局)，为当时鼓浪屿的行政管理机构。
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共福建省委秘密设立的印刷所就位于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安海角的一座两层小楼里。1930年4月24日夜，在省委印刷所的二楼，当时只有陈兴桂一人在宿舍看书。突然，他听到楼下似乎有吵闹声，原以为是隔壁楼房传来的。因为如果是来印刷所的人，一般都会按事先约定的，先敲三下门，再喊一声“成啊”(此为联系暗号)。很快，外面的吵闹声越来越大，一阵高过一阵，此时，陈兴桂身披衬衣，穿上木屐，马上从二楼屋内走到门口探了探头，发现楼下全是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巡捕侦探人员、海军陆战队的反动军警，至少有数十人之多，正在包围省委秘密印刷所。
看到陈兴桂在二楼大门探头，楼下的反动军警头目就大喊到：“你被包围了，马上下来开门!”陈兴桂一边镇定地大声回答说：“可以!”一边，不慌不忙地走回大厅，随即马上脱掉脚上的木屐，也顾不上穿鞋，迅速跑到二楼大厅后面楼梯通道的栏杆，利用墙柱避开敌人的视线，快速地沿着栏杆爬上二楼屋顶，挪开屋顶的天窗玻璃，爬上二楼屋顶。将屋顶玻璃恢复原位后，又迅速沿着屋脊的砖道爬行，翻越到隔壁一栋楼的房顶上。
翻越了多个房顶后，陈兴桂很快地来到与印刷所相邻的第五座楼房的屋顶上。他看到这座楼房一楼天井处有一堆地瓜，随即从二楼屋顶跳到楼下的地瓜堆上。刚跳下，就碰到一名中年妇女，这位中年妇女吓得在那大喊大叫。陈兴桂担心叫感声引来工部局的军警，急中生智地说：“别叫、别叫，那边在抓赌博!”就这样蒙混了过去。急难之中，陈兴桂还对那位中年妇女说，“我给你三块钱，你给我一双鞋。”他把身上仅有的三元钱给了中年妇女，中年妇女给了陈兴桂一双旧鞋，叫他赶紧离开。陈兴桂走出这座楼房时，正巧遇上鼓浪屿演虎戏刚刚散场，他随即混入散场的人群中脱险。脱险后的陈兴桂估计，敌人可能已在码头设卡，不能从鼓浪屿码头摆渡到厦门岛内，于是他沿着鼓浪屿海边边走边找，想找一条私人小渔船逃出鼓浪屿。陈兴桂很快就找到了小船，上岸后他迅速赶往厦门岛白鹿洞的接头地点。
而那些包围省委印刷所的租界工部局的巡捕侦探和敌海军陆战队等敌军警在楼下等了一阵，发现没人下来开门，便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找到一些铅字印刷板、白报纸和两个箱子。由于当时厦门地下党组织正准备“五一”纪念活动(红色五月的多项纪念活动)，印刷了许多革命传单，也被敌军警一并搜获。
陈兴桂从鼓浪屿乘小渔船脱险后，直奔厦门岛白鹿洞接头地点，找到交通员周田生(又名周田成)，告知省委秘密印刷所遭敌人破坏，叫小红及其他联系人不要再到印刷所，其他联系人也应速转移。这位名叫“小红”的广东藉女青年，平时负责把白报纸(空白纸)放在书包中背到省委印刷所，再把印好的印刷品背出省委印刷所送到各地。陈兴桂也不知其真名。
(四)脱险之后——陈兴桂受命潜回惠安 苏发全惨遭被捕杀害
印刷所被破坏后，省委为了陈兴桂的安全，决定让他马上脱离厦门，并由罗明、陶铸介绍与惠安地下党负责人吴敦仁、陈琨，闽中特委蓝飞鹤取得联系。当晚，陈兴桂便接到了指示，要求陈兴桂返回惠安老家，在当地从事革命活动。
中共福建省委秘密印刷所被破坏，对反动派而言是个莫大的胜利。反动派为扩大战果，迅速布控，加紧沿途搜捕。事发第二天，接到“潜回惠安隐蔽活动”指示的陈兴桂避开大路，改走小道离开厦门。独自一人出行，过于显眼，容易暴露。快到同安时，陈兴桂遇到一位以前在厦门大学时认识的莆田籍厦大学生，正好要回莆田。
当时，惠安驿坂乌墩社是福建从南向北驿道的必经之路，乌墩社就在驿坂村与路口村的茂密山林中间，常有土匪抢劫。陈兴桂便与这位莆田籍学生说，自己是涂岭路口村人，正好结伴而行，可以帮助他顺利通过乌墩社。就这样，两人结伴前行，往晋江安海而去。当晚，他们住在晋江安海旅馆。住下不久，就遇当地警察查房。国民党反动军警在厦门搜捕省委印刷所未果，就将搜查范围扩大到晋江安海等周边地区。同行的大学生身穿校服，拿出行李背包给警察看并说：“我们是厦门大学学生。”此时陈兴桂正拿着一本书在看，警察看了一眼陈兴桂，感觉两人年龄相近，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就离开了。
借着同学的掩护，陈兴桂又躲过了一劫，顺利地回到老家路口村。然而，在省委秘密印刷所所在的鼓浪屿就没那么平静了。
事发第二天，厦门大批敌军警继续在省委秘密印刷所所在的鼓浪屿安海角周边大肆搜查。他们首先搜查了距离印刷所只有几百米的鼓浪屿博爱医院。
博爱医院是日本人创办的，路口村乡亲曾水玉、陈淑美夫妇就在博爱医院当杂工。因为都是路口村同乡，陈兴桂和曾水玉夫妇关系很好，特别是同乡的身份，十分方便陈兴桂在这一带进进出出。同乡曾水玉的掩护，为陈兴桂秘密从事省委印刷所的工作提供了不少方便。
也正因为如此，军警第一时间包围了曾水玉的住所。很快他们便在曾水玉的住所搜出一台陈兴桂寄存的、尚未使用过的石印机。曾水玉一直认为，这二年，陈兴桂在鼓浪屿闽南职业学校学习印刷技术，毕业后又负责厦大印刷所。一直以为陈兴桂买石印机是学习和工作的需要，所以，也就放心地让陈兴桂寄存了。
搜出石印机和白报纸，同时，之前又有线索发现4月间，宣传“五卅运动”的革命传单迅速增多，而这些革命传单报纸均是从博爱医院带出的……几个线索一印证，地方十分肯定地认为共产党是“用博爱医院做掩护开展活动”。敌人二话没说，就把曾水玉俩夫妇及他们襁褓中的婴儿(曾花生)都抓入监狱中;相继，曾水玉的兄弟及亲戚多人也被抓入大狱。期间，敌军警对曾夫妇严刑拷打。
敌军警还从省委秘密印刷所搜出另外两个箱子，箱子里有陈兴桂使用的图章、白报纸、几本红色的书刊，有的书中签有“陈兴”字样，有的签有“苏文英”字样，于是敌人拷问曾水玉，陈兴是谁?苏文英是谁?曾水玉说，陈兴是陈兴桂，苏文英是苏发全。陈兴桂、苏发全和曾水玉三人虽然都是同乡同村，又都在鼓浪屿住了10多年，但曾水玉并不知道陈兴桂和苏发全二人是共产党员。根据党的纪律，陈兴桂和苏发全二人也从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过曾水玉。曾水玉被严刑拷打后说出了陈兴桂和苏发全二人住址。敌军警立即组织全城搜捕陈兴桂和苏发全。很快，敌军警就包围了苏发全在鼓浪屿港仔后住所。据苏发全胞弟苏能全回忆说，1930年4月26日刚好是星期六，苏发全的父亲病倒在床，苏发全、苏能全、苏宝全三兄弟全都在家。正好被敌军警逮了个正着，受省委秘密印刷所事件牵连，苏发全三兄弟一起被捕。
在狱中，苏发全受尽严刑拷打，受尽敌人威逼利诱，一身血肉模糊，但他毫不屈服，一身正气，严守党的秘密，始终保持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同年7月，苏发全在厦门禾山后院敌军营部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仅28岁。苏发全的胞弟苏能全被判徒刑，后越狱脱险。苏宝全因年龄小被放出。
当时，苏发全胞弟苏能全同时入狱，新中国成立后，苏能全在鼓浪屿的一所学校教书。他曾向该校校长林世岩讲述过苏发全牺牲前的一个细节。2019年5月10日，这位知情人、90岁林世岩老校长回忆说，苏发全牺牲前，当局带苏发全到理发店理发，苏发全偷偷写了一张字条悄悄交给理发师，请理发师转告苏的父亲，说，他对不起父亲，不能给他养老送终。虽然他即将英勇就义，但请父亲相信他是一个好人。
由于省委秘密印刷所是由省委书记罗明及陶涛等直接领导的，且共青团省委的文件又寄存于省委印刷所，所以，省委印刷所被破坏，共青团省委常委苏发全被捕。这一消息在国内外、东南亚社会影响很大。敌人在厦门新闻报纸大片幅报道、大肆宣传：“破天荒，破获共党省委地下印刷所”的消息。
据《中共厦门地方史》记载，“1930年5月13日，设在厦门鼓浪屿的省委机关铅印所处被国民党当局破坏，被捕4人”。
据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主编《厦门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三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组织工作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6月25日)》中，还特地附上了《福建省机关破坏一览表》，详细汇报了省委铅印处被破坏的原因、经过、影响、损失、被捕人数及成分、营救经过、判决、得到的教训等。
据了解，曾水玉在厦门的监狱经历了严刑拷打，后来又被转到福州的监狱，还在福州监狱坐了水牢，受尽严刑酷打，出狱后没几年就病逝了。曾水玉虽不是共产党员，也不了解情况，也为革命做出了牺牲。
苏发全一胞弟苏宝全因年龄小被释放。另一胞弟苏能全被抓入狱后，过了一段时间，趁敌军警管理有点松懈，他和被关在狱牢里的其他人一起，用着一根小钢筋天天挖牢房墙体，后越狱逃出;几年后，苏能全逃到马来西亚参加马共组织。新中国成立后，苏能全在鼓浪屿参加工作，先到小学教书，后因烈士家属给予优待，被分配到鼓浪屿粮站工作。
附录：陈兴桂为追认苏发全烈士身份奔走
革命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勇于为革命志向、革命胜利牺牲自己;真正的英雄，往往是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
年轻的苏发全牺牲了，但在那个腥风血雨的年代，人们甚至都顾不上为他哭上一哭，更别指望还有人记得他。
对于苏发全的经历，陈兴桂可以说是知之详尽！根据陈兴桂日记记录“苏发全是在厦门禾山后院的反动军营部牺牲的，说起他的事来我是很知之详细，但是知之愈详细，要写下去则愈困难，因为他和我的关系很长期而又很复杂，他和我是同乡同村，而且是同年出生的，又是表弟兄的关系，又是好友，又是同志，这个“同志”不仅仅是参加了共产党的同志，是在未北伐前而为爱国热情所鼓动起来的同志，我们两个人曾同往广东要去投考黄埔军校……”
1956年夏，回到路口多年的陈兴桂再次来到厦门，为确认苏发全革命烈士的身份而不辞辛劳地奔走。
为给苏发全找到历史证明人，陈兴桂给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写了第一封信。信中提及的就是关于苏发全的革命烈士身份确认问题。陶铸很快就回信给予解决。陶铸在给陈兴桂的回信中说，当年在厦门的革命活动历历在目……还说，他(陶铸)与罗明二人回忆核实了当年的情况(20世纪五十年代罗明在广东工作)，已指示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调查处理。
几天后，陈兴桂也收到罗明的来信，这封信写了满满三张纸，罗明说，陶铸派他到海南作一些调查，误了几天回信。得知陈兴桂给陶铸来信，就即刻给陈写信。罗明还说他现在在广东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等等。此后，罗明与陈兴桂保持了一段时间通信，二人相互询问近况、工作、生活、身体等，回忆当年二人一起在厦门的革命活动历程，二人结下的革命友情，不胜感慨。
1956年，当时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同志也对苏发全革命经历进行了回忆和证实：苏发全同志被捕牺牲时，叶飞同志尚在厦门省立十三中(今厦门一中和五中的前身)上中学。当时的省立十三中是厦门的一所著名中学，也是一处革命摇篮，马克思主义已传播到这所学校。在这段时间，叶飞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读物，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28年，14岁的叶飞加入了共青团，他在省立十三中创立了共青团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此时苏发全同志任共青团省委组织部长。1930年5月，陶铸组织策划领导的“厦门5.25破狱斗争”取得胜利后，叶飞同志受到牵连被捕入狱，虽然国民党当局没有搜到证据，叶飞等人的口供也没有漏洞，但当局还是以“危害民国治安罪”，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判处叶飞一年徒刑，在反动监狱里饱受折磨。
1957年1月22日，在陈兴桂坚持不懈努力下，经当年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人陶铸、罗明、叶飞等同志证实，厦门市人民政府追认苏发全同志为革命烈士。
苏发全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陈兴桂如释重负。苏发全牺牲后，其家人对陈兴桂产生很深的误解，一直认为是陈兴桂把苏发全给带坏了，以至于他走入岐途，英年早逝。
革命烈士苏发全短暂的革命一生，始终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人民，胸怀坦白、作风正派，具有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勇于为革命英勇献身的革命斗志。他历尽艰辛，出生入死，百折不挠，英勇奋斗，为推动福建学生革命运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苏发全烈士的革命事迹被镌刻于厦门革命英雄纪念碑前，供世人缅怀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