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当我们从“学生小鲜肉”变成“社会你x哥”，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社会”以后，毕业前的学生时代变得令人向往，而毕业本身的不舍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它不仅仅是对身边失去的人难再聚的遗憾，更多的是对无法挽回的某种“共同体”式的生活方式的缅怀。
在此，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理论似乎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滕尼斯先生认为人类有两种生活方式——“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前者是在传统情感基础上的紧密联系，是亲密互信的共同生活，个人与整体密切联系而不觉丧失自身;后者是指基于外在合理利益的机械结合，共同生活是相互陌生的。具体来看，“共同体”的纽带是情感，其维护往往依靠道德、伦理甚至风俗习惯，对应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可能是前现代的农耕文明和家庭生活;“社会”的运作机制是目标-手段清晰的理性思维，并且依靠契约和法律来维系，这是滕尼斯对于现代社会和都市生活的隐喻，这一饱含着德国“文化悲观主义”色彩的理论对“社会”十分无奈，同时也对人类“共同体”式的生活十分缅怀。
从这一理论角度来看，毕业恰恰是我们从一个“共同体”式的生活，迈向“社会”的标志。学生时代我们似乎真的生活在某个“共同体”中，或者只是从一个共同体加入另外一个，我们往往和同学之间彼此亲密了解，与老师们也相互信任，熟悉的校园生活让我们习以为常，似乎很少的同学会计算每个月的收支，更少有人约你在法庭见面;可是走上了“社会”，我们才发现，凡事既要讲规则，又要算利弊，陌生人对你笑似乎比冷漠地擦肩而过更令人匪夷所思，但又好像真心的朋友比起当年更加难得了。因为“社会”这部巨大的复杂机器要运作下去，我们不可能与每一个人都熟悉起来，不可能都习惯和适应每一个他者，社会就必须教我们放弃校园生活里那田园牧歌天真烂漫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与规范，以及高昂的失误成本。
然而，正如每年夏天都会有新的一波人迎来属于他们的“毕业季”一样，从“共同体”迈向“社会”的转型步伐也不会停息。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体》的初版序言中写道：“从这场共同体到社会体的过渡当中，我看到的事实之间的关联就好像生与死之间的关联那样自然。也许我会在生之中欣享，在死面前忧叹;但洞察了神圣的命运，快乐与悲伤也就都烟消云散了。”
那么，在毕业快乐与毕业不舍之外，我们还有第三条道路吗?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不是别无选择。除了去面对和坦然接受“社会”的降临，我们还可以把当年在“共同体”里热情的记忆带回来。换言之，我们仍然有理由通过自身在学生时代积累的能量，给滕尼斯笔下那种冰冷的“社会”送去些许温暖，在思考柴米油盐的生活之外也和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们共患难，在完成朝九晚五的工作之余仍与家国的命运同呼吸。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勿忘初心”或许才是毕业这一仪式符号最终的意义，它呼唤我们永远对身边的人和事保有那份“学生时代共同体”的热情，并且永远铭记这背后“共同体”式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那种温存记忆。
从“共同体”迈向“社会”，毕业这一步十足艰辛，又充满挑战——我们要适应社会，又要不忘初心;但毕业也恰恰因此而更有意义——我们也因此愿意去相信，社会会因为我们变得更好。
作者简介：
许弘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毕业生，热爱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曾获2016年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等多项校内奖学金;立项和参与“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阶层流动比较研究”“农民工欠薪问题研究”“互联网+约租车的合法化之路”等课题项目;获第十四届全国挑战杯特等奖和校级挑战杯特等奖，2016年清华公共案例大赛一等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