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环泉州湾大都市区的空间治理实践

泉州企业家杂志

原标题:“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大都市区空间治理探索——环泉州湾大都市区的空间治理实践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环泉州湾大都市区的空间治理实践

黄世清(前排右二)在调研现场

编者按

伴随城市化水平提高带来的经济与空间扩张,以经济联系密切、建设空间连绵、突破区划限制为主要特征的特殊城市功能区域——大都市区开始广泛出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大都市区在全球竞争网络中的枢纽节点位置,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竞争正在逐步转变为大都市区之间的竞争,大都市区在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认同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作为一个将长期存在并且不易求解的难题,世界各国的大都市区空间治理都尚处于以实践探索为主的发展阶段。本文通过总结国内外大都市区空间治理理论演进,梳理“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大都市区治理机制,并以环泉州湾大都市区为例,对“新区域主义”理念影响下的大都市区空间治理实践进行探索,旨在为我国其他地区开展大都市区空间治理工作提供一定借鉴。

(文/泉州市城乡规划局局长、总规划师 黄世清)环泉州湾大都市区由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台商投资区等5个泉州市辖区和晋江市、石狮市、惠安县、南安市(部分)等4个泉州市辖县市构成,截至2015年,环泉州湾大都市区共有常住人口672万人,地区生产总值5222亿元,是泉州市城镇建设最为集中和经济活动最具活力的区域。

在保持了近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随着区内城镇建设空间的融合连绵,环泉州湾大都市区也开始面临与国内其他都市化地区相似的问题——因为行政区经济影响下的区域治理多中心化,导致区域内部空间发展缺乏协同,影响整个环泉州湾大都市区发展能级的提升。

因为行政体制原因,泉州市城乡规划管理部门虽然是市一级行政主体,但规划行政许可权限仅局限于市辖五区和代管开发区范围内,对晋江、南安、石狮等下辖县市,并不具备行政管理权限。

由于缺乏垂直管理体系架构,导致在环泉州湾大都市区的发展过程中,即便市级政府拥有较为清晰的区域性规划设想,但囿于规划行政事权的限制,也往往难以一以贯之,大量区域性规划沦为蓝图设想。

存在问题

区域内部竞争加剧 规划内容传递失效

行政主体之间在发展导向上的重构问题,直接导致环泉州湾大都市区内部发展竞争强度大于合作强度,使得区域优势发展资源空间错位、分布失衡、力量分解,最终不仅导致任何一方都未获益,还直接其他地区在环泉州湾大都市区自身内耗过程中获益。

环泉州湾大都市区内部商务功能区的建设是内耗问题的最佳例证——为优化和提升城市功能,环泉州湾大都市区各行政主体均提出了建设商务功能区的发展设想。其中,泉州市区提出建设东海总部基地、江南总部基地、百崎湖金融中心等商务功能区,晋江市提出建设滨江商务区、石狮市提出建设环湾现代商务服务中心,总计要在98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范围内规划建设五处市级商务中心。由于需求有限和建设分散,五处商务中心均处于有名无实的建设状态,与此同时,邻近城市厦门的观音山总部基地发展规模却在不断壮大,泉州本土企业总部基地向厦门外迁趋势还在加快。

从数量上来看,环泉州湾大都市区范围内的各类规划数量众多,但从实施情况来看,却仍面临诸多问题。

横向各行政区规划缺乏协同。梳理泉州市与各县市的现行城市总体规划可以发现,各行政主体之间在城市性质、城市职能、主导产业的确定与选择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雷同、冲突,以城市职能为例,泉州市、晋江市、石狮市均强调打造对台合作基地或先行区;在主导产业选择方面,纺织鞋服、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印刷包装等也是各发展主体均强调要重点发展的产业类型。

纵向上下层次规划传递失效。根据2008版城市总体规划预测数据,2030年规划区范围内常住人口总规模约为680万人,而实际各县市总体规划拼合后,规划区范围内常住人口规模高达1029万人,是2008版总体规划预测的1.5倍。受人口规模突破的影响,各下位总体规划在建设用地规模也与总体规划调控预期存在较大差异,规模管控的突破也直接导致在增量扩张式规划下的建设用地低效蔓延和生态空间侵蚀问题。

根据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合工作数据显示,已有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未全覆盖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区域的情况下,人口规模已经达到374.0万人,超出2008版总体规划预测的中心城区全部的常住人口规模约94.0万人;其中在各组团人口规模控制上,控规也与总体规划的导控方向存在一定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