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蔡国强（右二）、吴幼雄（左二）受邀参加卡塔尔艺术节，并与卡塔尔公主玛雅莎（右一）交流。
下篇：第二代中学历史老师吴幼雄一波三折，接力修书
当年，郑振铎看望吴文良时，曾鼓励他抓紧将泉州外来宗教石刻汇编成册，公开出版。夏鼐专门指派考古所的黄展岳协助他，历经3年的收集、整理、编撰，1956年，吴文良的著作《泉州宗教石刻》首发出版。
这本采录200幅宗教建筑遗物和墓葬碑刻图片的书籍，成为当时研究古代泉州中外交通史、宗教史、华侨史、民族史、艺术史和中亚、西亚古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曾是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出访亚、非、欧，赠送外国友人之礼物。英中协会主席、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见到这本书时，更是表示：“我活到这么老了，能看到泉州这么多的十字架石刻，死也瞑目了”。
1965年，夏鼐有感于《泉州宗教石刻》主要属资料性著录，编撰时间过短，内容稍显单薄，研究深度不够，提出增订原著的建议。这与吴文良的想法不谋而合，吴文良觉得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那些外来宗教石刻的了解和认识进一步加深，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发现。两人相约对原著进行增补修订。为了修订出书，吴文良再度借调北京考古所，与夏鼐一道住在考古所大院。夏鼐甚至承诺，为再版写序言。
然而，这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实现，“文革”开始了，夏鼐被关进牛棚，吴文良也因研究过程中与外国友人的通信，被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份子”，不久离开人世。《泉州宗教石刻》的再版工作由此搁置，这一耽搁就是十年。
1975年，平反后的夏鼐第一时间重新提出增订再版《泉州宗教石刻》一书。然而，当考古所故人黄展岳找到吴幼雄时，才发现吴文良已经辞世多年。虽然再版此书吴幼雄心存顾虑，但一想到，父亲为此耗尽了一生心血，蒙受一身苦痛，却仍终不可得，吴幼雄决定完成父志。
但是，增订再版何其容易!当时，家中石刻资料大部分已被抄走，父亲为再版时收集整理的一些资料或被烧毁、或丢失，可以找到的资料寥寥无几，要增订此书，许多工作几乎都需要另起炉灶，重新来过。所幸，考古所和夏鼐所长有心于此，1980年7月，时任泉州七中历史老师的吴幼雄甚至为此事借调到北京考古所。
《泉州宗教石刻》一书的增订再版的工作在考古所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大家发现原著多以石刻的拓片、图片为主，苦于首版时条件所限，石刻上的文字几乎没有被破解。为了增补碑石的释文、译文，吴幼雄等人绞尽脑汁。“当时专业的古阿拉伯文、叙利亚语、甚至突厥语的翻译人才不多，有些懂突厥语的不懂叙利亚语，认得现人叙利亚文字的不一定理解其意，因为古叙利亚语与现在并不完全一样。”吴幼雄回忆说，为了翻译一个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三百多字突厥语，找了好多人，要么看不懂，要么不得其意，最后还是央视的一位阿拉伯语专家，把这些文字拓片挂在家中墙壁，早晚辩读，花费了许多时日才翻译了出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增订本的编撰工作基本完成。正当考古所准备出版时，意外再次发生：因为时隔多年，首版时拍摄的宗教石刻的胶卷已被腐蚀，没办法再冲洗，必须重新补拍。而此时，这200多方石刻已被捐出，或者被抄走，吴幼雄必须重新找寻石刻下落。由于种种原因，吴幼雄没办法拍到这些照片，增订再版一事，不得不再次搁浅。
谁曾想，这一搁又是十年。
1991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考察活动在泉州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学者、海丝专家多次提出再版《泉州宗教石刻》一书。这一消息，让吴幼雄重拾信心。2002年，当泉州酝酿海丝申遗、举办海丝研讨会时，《泉州宗教石刻》一书的价值与再版事宜，再次成为与会学者及专家的热议话题。此时的吴幼雄，受邀参与起草泉州海丝申遗的文本，借此机会，他向福建省政府和泉州市政府分别递交再版报告。值得高兴的是，这一次的申请，很快就得到时任福建省政府副省长汪毅夫、泉州市委书记施永康的同意和支持。
在政府的支持下，时隔40年后的2005年，这本内容跨度从唐代至2003年的《泉州宗教石刻》增补修订版终于问世。虽屡遇挫折，赤子之心仍拳拳可鉴。已年愈八旬的吴幼雄谈及此事时这样说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增订版拖至2005年面世，收录了我截止到2003年的研究和发现，增订本对泉州外来宗教石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明显提升。”
诚然，一部著作，两代人78年的心血，吴幼雄平静如常的介绍，却让闻者阵阵感慨。
随着《泉州宗教石刻》再版面世，吴幼雄的名字越来越为人所熟知，熟知半径之大，令人瞠目结舌。2010年，美国纽约，在此留学的卡塔尔公主玛雅莎拿着再版的《泉州宗教石刻》一书，找到同在纽约的著名泉州籍艺术家蔡国强。因为卡塔尔公主被书中反映的古代阿拉伯与泉州的友谊深深感动，她要求蔡国强先生在多哈艺术节上为卡塔尔国家现代艺术馆开馆做开幕展览以及爆破项目。2011年12月，吴幼雄受邀参加了卡塔尔艺术节。
参与编订再版的30年，虽说历经千难万坎，但在这个过程中，吴幼雄也被昔日泉州开放包容的文化深深折服。仅一个不起眼的须弥座式石墓，吴幼雄就道出了令人惊叹的内涵，令慕名而来的卡塔尔首都多哈阿拉伯现代美术馆馆长瓦桑•阿尔•库戴里女士一叹再叹。当时，吴幼雄陪同她参观泉州海交馆，向她介绍馆内展出的伊斯兰先民的须弥座石墓。这位对伊斯兰文化烂熟于心的博物馆长顿时不解了，她说，在她的印象中，阿拉伯世界从没有出现过带有佛教印迹的须弥座石墓。吴幼雄解释说，佛教传入泉州比较早，泉州的文化深受其影响，雕刻艺术也不例外。在开放包容的宋元泉州，生活在此的阿拉伯人也接受了这种雕刻艺术。所以，须弥座石墓被阿拉伯先民广泛接受。吴幼雄一层一层地讲解着须弥座石墓的文化渊源，石墓一般有五层，底座雕刻的是中国的如意状图案，往上第二层则是源自印度佛教的菩提树叶图案，第三层是阿拉伯的连续传枝图案，第四层或刻上的古兰经，或刻上天主教的古拉丁文，最顶层或刻有伊斯兰的云托圆月，或刻有基督教的云托十字架。一座小小的须弥座石墓，融合了中国本土、印度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文化，彼此并无丝毫违和之感。
不仅对须弥座石墓大为诧异，就连“云托圆月”这个图案，库戴里馆长都频频表示不解，吴幼雄解惑道，“传统的伊斯兰印记是云托残月，但在中国，圆月表示圆满，象征幸福。生活在泉州的阿拉伯先民，吸收了当地文化，接受了圆月图案，云托圆月的美好寄托自然而然地被镶进了墓碑中。”库戴里馆长这才恍然大悟，一再赞叹。
是呀，一方方其貌不扬的石碑、石刻，机缘巧合地出现在古代泉州，又被以吴氏父子为代表的现代泉州人深深痴迷、深情呵护!他们呵护的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更呵护着泉州举世难得的多元文化大观，仅凭一点，谁能不说他们可爱，谁能不说泉州可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