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康涛（左二）顶着寒风登上石狮宝盖山，现场了解万寿塔周边环境整治情况。陈晓东/摄
（文/泉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康涛）泉州人对“海上丝绸之路”有很深的情结。这种情结是泉州人对自己祖先活动轨迹的认知，对本城市曾参与到这项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伟大事业的自豪，也是激发泉州人缔造今日、开创未来的精神源泉。
自豪，是因为泉州人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曾经提供了一个文化包容、经济繁荣、自由开放的城市范式，这构成了泉州城市的特征，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文件指出：“在人类家庭里，每个国家和地区有自己的特性和自己独特的价值，每个群体都对共同的文化财富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泉州的贡献，在于她在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这个重要节点，以其重要的港口城市地位，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
一、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泉州先民很早就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但是泉州的地位是在港口的优势得到发挥以后才迅速崛起的。公元6世纪的南朝，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在泉州的九日山翻译佛经《金刚经》。公元9世纪时，泉州与交州(今越南境内)、广州、扬州并称为中国四大贸易港。
公元1087年古代海关——市舶司在泉州设立，泉州港重要地位进一步确立，泉州以及附近区域的海商免去长途转运的麻烦，从泉州领取公凭(古代护照)便可直接出海贸易。元代，蒲寿庚成为泉州首位担任海关关长的外国人，在他的助推之下，泉州港成为梯航万国、舶商云集的东南巨镇。1291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泉州时描绘：“运到这里的胡椒数量相当可观，如果有一艘运载胡椒的船到亚历山大港，就有一百艘船运刺桐港”。1347年来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盛赞泉州为“世界第一大港”。
海外贸易的发展最终取决于船舶制造技术的进步。1974年在泉州港出土的宋代沉船，向世界展示泉州非常成熟的福船建造技艺。有的学者将海上丝绸之路称为“香料之路”，在泉州宋代沉船出土物得到印证，沉船出土香料共计2000公斤。除此之外，数量惊人的各种进口商品源源不断地运入泉州港，再从这里销往内地，使它成为东方最大的商品集散港口。
利用季风，泉州海商驾驶先进的木帆船，顺着西南季风每年3-4月可航行至东北亚的日本、朝鲜半岛;利用东北季风，每年10-11月可下南洋到东南亚、南亚、波斯湾，一直连接到东非沿岸和欧洲，与各国商人一起建构了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国际性贸易网络。
城市的繁荣离不开文化的亲和力，这也是古刺桐城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地方。宋元时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可以自由地信仰自己的宗教，以至于元代被派驻泉州的主教、意大利人安德烈在写给家乡的信函中，还在纠结泉州的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不肯皈依基督教，坚持信仰他们自己的宗教。泉州是中国唯一发现印度教文物的城市。大约在13世纪，印度人在这里建了两座规模宏大的印度教寺。泉州还有锡兰王子的后裔、故居和家族墓地。
明代是泉州港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由于海禁政策的推行，泉州作为官方贸易港的功能逐渐退化，转型为依然繁盛的私商贸易，持续在世界贸易网络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泉州人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持续不断的海外移民浪潮。数以百万计的泉州人纷纷移居海外，最终使泉州成为全国著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最主要的祖籍地。
回顾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发现，泉州港兴衰起伏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鼎盛，具有相同的发展轨迹。经验告诉我们，开放与对外交流关系到泉州这个城市的繁荣与兴盛，文化的相互尊重和包容则已沉淀为泉州这个城市永远的精神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