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诗人对泉州有这样的描写：“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宗泐:《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4)许多外国商人、水手随着海船来到泉州,这个港口成为各国人杂居的海港都市。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水手便以“刺桐”名之,这个名字当时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广泛流传。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的繁荣。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伊本•白图泰在这里看到大船百数,小船千余。泉州港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头等海港之一。一方面是“蕃商”(外国商人)川流不息出入泉州,另一方面,泉州也是中国商人出海的首选地。元朝官方的记载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通制条格》卷27《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回回田地”即阿拉伯诸国,“忻都田地”即印度次大陆。这样明确的记载，是以前没有的。元朝后期,泉州商人出海经商,“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闍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方是时,中国无事……诸国之来王者且颿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王彝:《泉州二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海上丝路将中国与海外诸国连接起来,来往频繁,有如一家。著名的地理著作《岛夷志略》成书于14世纪中期,作者汪大渊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长期在泉州生活随海船出海经商。这本著作记录了海外地名二百余处,涉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和北非。此书写成后,收在当时泉州的地方志内,可以看成当时泉州人的航海指南,也是这一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详尽记录。
元朝末年的动乱,使泉州受到很大破坏。明朝建立后,为防备倭寇,推行禁海政策,更导致泉州海外交通的衰落。郑和下西洋,第五次“前往西洋忽鲁谟斯(今伊朗霍木兹——引者)等国公干”,曾经在泉州停留(见泉州灵山《郑和行香碑》)。但此后就默默无闻了。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东来,传统的海上丝路交往逐渐消失。清朝统治者长期推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人们忘记了我们祖先有过征服海洋的光辉历史,忘记了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忘记了曾经辉煌过的“刺桐”港。
20世纪以来,经过中外学者的不倦努力,证明古代外国人记载中的“刺桐”就是泉州,证明海上丝绸之路曾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过伟大的贡献。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在泉州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举行“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提高了泉州的知名度,激起了人们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广泛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