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高华
在此次“泉州海丝”申遗的专题采访中，记者听到了这样一则旧闻，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最初在酝酿第四阶段考察时，并没有把泉州列入考察范围。参加讨论的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原会长陈高华当即就提出，为什么考察点中没有中国泉州?与会专家说，在历史文献上没有关于泉州的记载，要求陈高华教授在古海图上标出来。当陈高华教授在古海图上标出泉州古刺桐港的位置时，在场专家一致表示，如果古刺桐港还在的话，当然要去，一致同意增补泉州为落地考察点。众所周知，联合国的那次考察一举确定了泉州海丝名城的地位。本刊今特意摘刊陈高华教授2002年9月12日发表于《光明日报》文章《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以飨读者。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大陆的东部和南部都面临大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海岛。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很早就从事航海活动,不断探索海外未知的世界。由于中国人和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广大地区居民的共同努力,逐渐建立起一条联结东西方的海上交通线,人们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众所周知,丝绸是古代中国的特产,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商品。古代东西方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线都以丝绸命名,说明中国在东西方交往中处于一种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相应,中国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享有盛名的海港,有广东的广州、福建的泉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扬州等,它们在不同时期分别起过不同的作用。其中泉州港曾以“刺桐”一名为世界各国航海家、商人所熟知,它的兴起和发展在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泉州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成为对外交通的港口。南朝陈文帝(560-565)时,来华天竺(印度)僧人真谛“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因众人邀请,暂时停留。不久,“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又为当地僧人、官员所阻,未能返国,不久病死。(《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梁安就是泉州,可知当时此处已有海舶可以出海西行。到了唐代,福建南部经济有较大变化,人口增多,手工业进步,农田水利改善,为海外贸易的开展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唐代中期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闭塞,中国和西方的交通转以海道为主。这一转变,推动了沿海不少港口的发展,泉州便是最突出的一处。而唐朝末年广州为黄巢队伍攻占造成的巨大破坏,更为泉州港的兴起提供了际遇。唐代后期诗人包何在《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中写道:“云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五代十国时期,连续占据泉州的王延彬、留从效、陈洪进都注意发展海外贸易,从中取利。
到了北宋前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史•杜纯传》)熙宁五年(1072),宋神宗下诏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司”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海船出海贸易须经市舶司批准,回来要向市舶司纳税。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设置市舶司问题,说明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已居重要地位。但是,正式在泉州设市舶司,则在哲宗元祐二年(1087)。这在泉州历史或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泉州进入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的行列。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外来的商船,因而进出口贸易便得到迅速的发展。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赶上广州。“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泉州府》)“若欲船泛外国卖买,则是泉州便可出洋。”(《梦梁录》卷125《江海船舰》)。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区。与之相应,泉州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庙宇以及外来侨民的集中墓地。
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荣。“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当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