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保健品斗士”赢不了保健品?每天口服4种变10种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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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兰拿着记满保健品公司联系方式的电话本。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摄

和保健品作了两年斗争,黄秀兰还是没能彻底和它们“一刀两断”。

她换了手机号码,见到发传单的保健品推销员转头就走,扔掉了藏在柜子里、床底下花花绿绿的瓶瓶罐罐,面对没有“蓝帽子”(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保健食品标志——记者注)的山寨产品,不管吹得再天花乱坠,也不再动心。可她每天口服的保健品从4种慢慢变成了10种,每一份都要几千元。

曾经,在一档电视上的广告里,她看到正襟危坐的专家讲述一款治疗风湿病的喷雾剂“是三代祖传秘方”。老人笃定,“电视里出现的东西总不会是假的吧?”随后就下了单。后来在新闻报道中,她才知道这个节目里“正正经经”的专家就是某话剧团的临时演员。

从1998年第一次接触老年保健品到现在,这位浙江大学的退休心理学教授说自己为此花费了差不多40万元。如今,她不仅以亲身经历写书,揭露老人买保健品的4种心理,还作为“幡然醒悟的打假斗士”上了电视节目。

黄秀兰开始总结起保健品公司“忽悠”老年人的套路,再也不拿起那个记满保健品公司电话的黑色电话本。但生病的时候,还是那些推销保健品的“小陈”“小王”最管用。前不久黄秀兰住院,近 10位保健品公司的业务员争相前来探望,有时候还会主动帮她洗衣服。

除了写书,黄秀兰还在某个每月举办一次的健康训练营做讲师。她总是乐呵呵地站在讲台上,讲解“老年人心理健康”话题,但讲座结束,主办方也会适时地推荐自己公司的系列产品。

在类似的讲座上,黄秀兰也曾做过观众。最初,因为看着同校一位已过耄耋之年的教授行动敏捷,黄秀兰开始效仿对方吃蜂胶。后来老伴被诊断出了癌症,一碰到和“癌”相关的字眼,黄秀兰的神经都是紧绷的。但凡是和防癌能沾上点儿边的产品,她“能买的都买”。买得最凶的一年,黄秀兰一共拿回10余种保健品。

号称专门给领导人调养身体的“红墙名医”推荐她买过“植物甾醇”,宣传可以“起死回生”的蚯蚓提取物口服液也曾被她提回家。从几毫升就要上千元的营养口服液,到6万元一台用于汗蒸的“频谱屋”,还有一疗程10万元的“松珍”胶囊,都出现在这位退休老人的购买清单上,其中最夸张的要数宰杀好的整只蓝孔雀。

一开始,黄秀兰也不觉得买保健品有什么错,“我们经历过枪林弹雨,想买点保健品怎么了?”广东省台山市人黄秀兰从小在广州出生、长大,抗战时广州沦陷后随家人搬回老家上学。小学四年级班里30个同学,男生饿死了12个,剩下的女生几乎全嫁到了附近几个能吃饱饭的村子。

说起这段历史,黄秀兰的眼泪哗哗往下流。她记得清楚,自己的公公,一位被战争雕刻得满身枪眼儿的军官,暮年站在家乡拔地而起的一排排高楼下感叹,“我现在还不想死”。

起初,她只是想为老伴的病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之后就是疯狂地给自己打起“预防针”——除了防癌,还要控制自己的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毕业,翻译过《维果茨基全集》的老教授觉得自己 “还算理智”:“就按找上门来的产品来说,如果不加选择地买,那100万元都有了。”

黄秀兰购买的保健品,近一半都来自一个叫小刘的推销员。小刘刚和黄秀兰接触上就热情得很。“下雨了,阿姨不要出门”“最近身体怎么样”……每隔两三天就会主动打电话问候。

那时,老伴去世后,才搬到广州不久的黄秀兰“六神无主”。她和大女儿及女婿生活在一起。白天,孩子们上班,她就在屋里看资料,洗衣,做饭,经常“傻傻愣愣”,不喜欢和身边的老太太拉扯家长里短,对楼下唱歌跳舞的老人团也提不起任何兴趣。

她躲避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际交往,唯独躲不过保健品公司。几年间,黄秀兰曾被不计其数的业务员堵在菜市场、公园和广场门口,常常回到家就是满手的传单。偶尔去深圳的儿子家短住,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能多出几个“干儿子”。

“根本用不着自己去找,保健品会想方设法地找上你。”最多的一天,家住广州的黄秀兰接到过20多个保健品公司的推销电话,最远的一个来自黑龙江。

不少保健品公司和黄秀兰都守护着共同的“秘密”:每个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2点之间是最安全的交易时间——儿女上班了,打扫卫生的阿姨还没来,黄秀兰常常将买来的保健品直接塞到床底下。

黄秀兰没少见老人家庭关系因此撕裂。比如,她的妹妹退休前在广州的医院做儿科门诊医生,平均下来,一年能买一万多元的保健品。儿子、女儿一看是保健品公司找上门就大门紧锁,老伴被逼急了给她丢下一句:“再买我就和你离婚!”

黄秀兰的女儿女婿“很开明”。因为从事与医疗器械相关的行业,每回出国总会主动地给黄秀兰带维生素、钙片这样基础的保健补品。“他们能理解我。”黄秀兰说。

但更多时候,黄秀兰也不愿意和“善解人意”的女儿“啰嗦”。“她们总说我买的没用,东西不好要挨批评。很多新科技我们不知道,但她们说得更多的是‘和你讲你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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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兰和她编写的书。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景烁/摄

比起儿女,保健品公司的人“亲切”得多。黄秀兰记得,在一个虫草含片的报告会上,30多岁的女经理在台上声情并茂地讲着母亲身体变差之后的悲惨遭遇,动情处“咚”地一声跪下磕头,“现在你们就是我的父母了。”话一甩出,台下的老人纷纷上前送纸巾,给拥抱,在座的不少人还哭了。这一场讲座,场内2000人交了100多个订单。

“5000元一套产品,这一场就是几十万元。”黄秀兰说。

为了销量,保健品公司在滴了墨汁的水里放粒胶囊,水变清就说是产品清肺能力显著;在青蛙心脏上撒些口服液维持了半个多小时的跳动,就说是能延缓衰老。

一次,保健品公司向她推销了“松珍”胶囊,“这是从100年的松树上提取的,只有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才能享用。一般人只能吃到10到20年松树上提取的。”每天吃2粒,每天吃3次。试吃了一天,多年失眠的黄秀兰在那一晚突然睡了个好觉。她当即交了10万元。

没想到第二天就没了效果。她给业务员打电话询问,被告知“你这是因为好转以后出现反复,需要再加大剂量。”让她从以前每次吃2粒改为每次4粒,再没效果每次吃8粒。“50粒一瓶,一瓶就是900元,这样一说我每天就要吃掉500元。”

买了20年保健品,黄秀兰有一肚子话要说。她从4年前开始翻译,写书。为了方便不会拼音的黄秀兰查阅资料,女儿买来一块电脑手写板,但黄秀兰始终觉得“打东西还是太慢了”。

黄秀兰出版的一本书花了一年的时间,推销保健品的小刘常常没过几天,就跑去她家里拿写好的手稿,回去录入电脑。“一章一章地弄,来来回回跑了几十次”。除此之外,小刘每周三打电话问候黄秀兰,还经常帮忙修电脑、教她使用智能手机。

他是黄秀兰的合著作者。“小刘对我好,是我的‘忘年交’。”黄秀兰评价。但是自认已走出保健品“围城”的黄秀兰,却常常无法拒绝小刘的“攻势”:家中最贵的仪器“频谱屋”、最贵的胶囊“松珍”和最“不靠谱儿”的牦牛奶,都来自小刘推荐。

“不是推销,后期推荐这些就是出于朋友关系。”小刘表示,“保健品的效果因人而异,怎么能说有用没用呢?吃了总比不吃好。”

报道公开之后,有网友评论:“一个快90岁的人,能这样理智地面对保健品,不简单。”但是这个别人口中勇敢站出来的“斗士”,却觉得自己并不算成功。她妹妹的保健品还是买得很“凶”。她认识的一对“有头有脸”的干部夫妇去年去世,儿女才发现他们在保健品上花掉了100万元。因为参加保健品活动凑在一起的几个“朋友”甚至明里暗里告诉她,“你不买就走,不要影响我们买。”

而推销保健品的业务员大多又很年轻,“基本都是外地人来打拼,他们也是找不到好工作才迫不得已。”黄秀兰无奈,“我的这些理论根本就没处交锋。”

她试过在自己的讲座上讲起老人买保健品的心理,不过,这些“痛的领悟”在台下的听众身上并没激起太大的水花。她的“打假”视频浏览量逼近1000万,但拿起最近的几张老年报,却发现四五种保健品“特价出售”的消息还是源源不断在边栏里“加粗”出现。

虽然不再随意购买那些“既看不见标号又吹得天花乱坠”的瓶瓶罐罐了,但现在黄秀兰每天要吃类胡萝卜素、B族维生素片等等将近10种保健品,她觉得“买得值得,吃得放心。”——“最起码看上去专业”。这些新的保健品有明确的标识、有叫得响的品牌、几种搭配起来还成系列。

20年里使用过不下20种保健品,黄秀兰觉得这些东西的效果“真的很难说”。“说没有那是不负责任,说作用很大又不可能,老人一般都是把好几种保健品合在一起吃,到底哪种起了作用根本就说不清。”

但她同时又觉得,“我已经87岁了,人不傻,腿脚利落,听得清,没大病,这不是挺好吗?说不定是保健品的功劳呢。吃不好就当‘交学费’吧。”

即使在住院期间,黄秀兰的通话记录里,小刘也比女儿、医生、妹妹出现的频率要多。前不久,小刘的老婆生孩子,黄秀兰跟着他自驾几个小时去了乡下老家,看望刚出生的孩子。平时,小刘也会分享给她孩子最新的动态,他们还一同去台湾旅游。

今年年初,另一位“相交甚好”的业务员去家里看望黄秀兰,告诉她,年幼的儿子玩闹时不小心打破了别人的眼睛,黄秀兰直接拿出2万元。将近3个月过去没收到他的消息,黄秀兰回拨过去,才发现这个熟悉的号码已经成了空号。记者 王景烁

(文中小刘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