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何奔又针对我国幅员辽阔，社会经济地理条件不均衡的特点，在国内率先提出了急性心肌梗死“药物介入”的概念，即如果心肌梗死的患者被送到没有条件进行急诊介入治疗的医院，应该先进行溶栓治疗，再转运进行“适时”介入治疗的治疗方案。他在国际上相关杂志发表的论文证明溶栓后早期介入治疗是安全有效的，被《中国医学论坛报》评为当年度中国心血管十大进展。不仅如此，何奔教授还第一个提出了“溶栓后介入治疗的时机可能在6小时左右”的观点，这一成果在2014年度国际心肌梗死专题峰会上报告后，引起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被大会主席称为“年度最有价值学术报告”。
“临床问题永远是医生创新的动力，临床医生创新性地解决临床问题，实现自我价值是最幸福的事。”何奔对幸福的要求就这么简单。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在一次查房时，何奔遇见一位病人家属询问父亲的后续治疗，家属问得很巧妙：“何医生，如果这是你爸爸，你接下来会怎么治疗?”病人家属的话让何奔惊讶难忘。
“设身处地”四个字从此成为何奔对待病人的前提。“如果医生只看‘病’而不看‘人’，缺少对人性的尊重与关怀，那绝对成不了好医生，医患关系也不可能改善。”何奔说，自己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实习时，耳闻目睹当地一位很有威望的外科教授在患者心中份量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当时，一位已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的患者躺在病床上请求医生：“能不能让叶主任来看我一眼，如果他说不行，我也就算了。”
那时的何奔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这样的医生——一个患者信得过的名医，一把同行信服的“名刀”，悬壶济世，厚德载物。
1990年，何奔硕士毕业后来上海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心脏病学专家郑道声教授。郑教授素有“东方第一听诊器”之美誉，上世纪60年代还没有心脏超声，郑教授仅凭耳朵就能听出患者的心脏瓣膜狭窄程度，心脏缺损大小。从老师身上，何奔领悟到：医生如果能用最简单朴素的东西做出最精确有效的诊治，那才叫本领。何奔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跟老师门诊、查房、听诊，看心电图、胸片等，体会细微之处的大医精诚。“这个学习过程对我行医生涯至关重要。”
博士毕业后，何奔以优异的成绩留在仁济医院心内科。上世纪90年代，心脏病介入治疗在我国刚刚起步，何奔是较早出国接受正规介入心脏病学训练的医生之一。他先后在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美国亚利桑那心脏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心导管室学习。2003年，何奔回到仁济医院，成为当时上海三级甲等医院里最年轻的心内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