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船板拆运完毕后，大家才舒了一口气，另一个难题又来了：全船最大最粗的构件——龙骨还待在离地表3.50米深的地层中。
它由主之竹、足龙骨、舫往三部分焊接而成，总长22.15米，宽42、厚27厘米，其重量是一条船板的一、二十倍，又在发掘坑最深处，显然不是人力能够扛得动的。
我们为此又过了多个“失眠之夜”，后来同起重队的陈荣反师傅共同探讨出土办法来。
陈系泉州市劳动模范，是搬运中解决问题的能手。大家提出水浮的想法，经他充实补充后更加完善可行。
这里说的水浮法，是用密封的汽油桶绑在龙骨上，空油桶在水中产生浮力带动龙骨上浮。
方法一定，当即从后渚海军处借来二、三十个空油桶，密封后于海水退干时一个个拥绑在龙骨上。一切准备工作处理停当后，我们怀着成功的希望和失败的忧虑双重心情，等待潮水的上涨。
是日正是大潮期，满潮时间在下午二时左右。此时我们站在海岸上眺望古船位置，但见海水一片苍茫，未见油桶浮上来。
大家正在焦急之际，一转眼一排油桶齐刷刷地浮出海面，此时大家雀跃兴奋，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就这样起运龙骨的特大困难也克服了，实践证明土办法也有科学内涵。
(8)
关于这艘古船的发现。古船发掘报告编写组于1975年10月《文物》刊发《泉州湾宋代海船发掘简报》称：
1973年8月间，福建省晋江地区“革委会”、地区文管会负责同志偕同省博物馆、厦门大学历史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单位考古工作人员，到泉州湾后渚港调查、考察海外交通史迹时，在当地搬运工人和贫下中农的积极配合和帮助下，发现一艘沉没在港道边沿的古船……
此文刊出后，有人提出异议，并撰文在境外刊物上发表，指出这艘古船是庄为玑教授出这艘古船是庄为玑教授发现的。过后庄教授也在集美航专的刊拘上撰文声言他发现了这艘古船。
这么一来，这艘古船“是谁发现的？”就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了。然而，庄文发表后，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因此这个问题在史学界可能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但据笔者所知这个“悬案”事实上早已不存在。根据如下：
①我们发掘人员进驻工地不久，当地不止一位村民对我们这样说：“要是船板能当柴烧，这艘古船早就成为灰烬了，用不着你们今天来发掘”。
据他们解释：早在50年代这艘古船的部分船板就已暴露了。这是因为那时候后渚大队为了响应政府大种大养的号召，乃在海滩西北隅修筑一个水库。由于蓄放水需要，故在水库堤岸上留有一个水关。这个水关流出的水其流向为海滩的东南方。
不多久，海滩上流出一条小港汊来，恰好小港汊在古船旁边经过，致使古船因水流冲刷露出船板。由于古船的沉埋位置仅距居民点百米上下的海滩，海水退潮时人们站在岸上可以一目了然。
是以当时看到，知道这艘古船的村民很多。但“有眼不识泰山”，甚至以为船板可作燃料，纷纷前来砍锯船板。来者不仅是当地村民，后渚港对岸的村民也来了。幸好船板久浸海泥里，满含盐分，晒干了也燃不起火，古船才幸免受破坏。直到1973年省地市有关单位和庄教授等在该村调查时经后渚村民反映后才进一步被发现。
②复原装配后的古船左侧胶板被砍、锯的痕迹明晰可辨。这个“物证”说明了古船受过破坏，也为74年后渚村民反映五十年代的事实提供佐证。
根据以上二点并从“发现”这个词的定义出发进行探讨，应认为早在50年代后渚村民就已发现这艘古船，从时间的意义来说，这个“发现片”的桂冠应由后渚讨民来戴。
但笔者又认为后渚村民只是“不完全”的发现者，他们知识有限，不能认识古船的重要价值，甚至错将古船与烧饭木柴等同看待。
可贵的是他们将古船的存在反映给有识之士，使古船的重要价值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从这个意义说，后渚村民在这艘古船的发现中起的作用虽然“不完全”，但是属关键性的。
上述省、地、市有关单位和庄为玑教授等了解到这艘古船的存在时间都在70年代，晚于后请村民的发现时间十多年。从时间上说，有失“发现”含义。
但当后渚村民反映古船的情况后，专家们运用历史学、考古学和现代科学知识去辨识它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并通过他们的宣传、呼吁，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因此，他们在这艘古船的发现和开发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发现，是上述三方互相合作、互为补充的结果，当然不能抹煞个人在集体中发挥的突出作用。
(9)
泉州湾古船的发掘自1974年6月9日开始，至8月25日基本结束田野工作，历时二个半月，计用3812个工作日，发掘土方1814立方米。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福建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都派摄影师驻在工地跟踪拍摄现场实况。
田野工作结束后，随即转入船体安装复原和其他出土物的整理研究和发掘报告的编写等工作阶段。
根据船体造型、结构、船舱遗物和船体周围堆积层，并结合文献记载资料分析，推断它是我国南宋末年的一艘远洋货船。
复原后全船总长L34.55米，最大船宽B9.9米，型深H13.27米;船底尖，舷侧板用三重板榫合，13个舱，三根桅杆，具有宋代海船和中国古代四大船型之一——福船的特征(附图4)。
这是一艘载重量达250吨上下，由东南亚返航运载香料药物的商船，因此船中遗物以香料药物为最多，达2300多公斤。
此外有陶瓷器、钢铁钱、木牌签、钢铁器、文化用品等十三类。它是目前中国发现年代最早、规模较大、保护最好的古代帆船。它的发掘发现为我国宋代海外交通和造船业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见证，被称为建国以来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于1979年专程来泉作三天的专题访问后认为这是中国科技史的重大发现。
它的发掘发现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于本身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对我国对外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的学术研究和海交文博事业的发展，发生着启动、促进、催化的作用。
多年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兴盛发展;拥有分布于全国20多个省市、近千名会员的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在泉州成立、会址设在泉州，泉州成为我国海交史研究中心，以及扬州、宁波、广州、古登州等古港的海港史、海交史学术热潮的形成……都与这艘古船有着直接、间接的关系，同时它的复原模型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国家展出。中国帆船在世界上早就成为中国古代文明成就的象征，如今它在国外展出，负有“文化使者”的使命，把中国古代文明成就出色地显示在国外众多的观众面前，产生了巨大影响。
笔者20多年前有幸参加了这艘古船的发掘。现在追忆，深以当时自己能够加入发掘行列，为国家文物考古事业出过微力而引为慰喜，也深深为当年同事们邓种热爱文物考古事业的崇高精神而深感敬佩。
但想起他们之中，林文明、张立、庄为玑、许清泉、陈酒东、王洪涛、周海宇、许谷芬、李再明、刘衍坤诸先生均已与世长辞，其余的未亡者亦皆白发苍苍，而不胜怅惘之至。衷心祝愿死者安息，生者健康长寿！
1998.5.28
[本文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