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揭去船体上部堆积层后的古船轮廓
作者：郭慕良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原副秘书长
原标题：难忘后渚海滩掘船忙
(1)
1974年四、五月间，泉州市政协一次学习会上，王洪涛先生高采烈地告诉与会者说他所在单位(泉州海文馆)在后渚港调查发现了一艘古船，船很大，船板很厚。闻者莫不为之高兴。我生长在海边，父亲当过舵公，与船有些感情牵连、听说是古船更觉心系。
约二个月后，组织上要我参加这艘古船发掘工作，我很乐意地接受了工作分配。
6月5日，我到后渚工地向“古船发掘领导小组”林文明副组长报到时，这场发掘的主要专业力量——海交史著名学者庄为玑，福建省文博专家许清泉、陶瓷史，人类学著名学者叶文程，厦大历史系副教授苏垂昌都已到位。
我初时分工搞宣传，后来因工作需要也“下海”参与专业活动，叨陪于这些专家学者的末座。
这时尚处于“文革”的中后期，派战未息，社会仍充满“左”的氛围。因此，我们进入工地后，一位友人曾诉我们担心：“人家造反还那么激烈，你们却躲在海边挖古船，难道你们不怕戴上‘借业务抵制革命’的帽子吗？”
此话不无道理，因为这场发掘的领导人曾是“靠边站的走资派”，而我们这班被领导的“人马”，“身命也很薄”。
但是，我们还是敢于冒此“大不韪”，把发掘工作进行下去。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这场发掘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中央文传图口亲自抓领导后国家文物局批准的，并有省、地、市三级的领导和支持。这使我们消除了顾虑，坚定了信心;二是这艘古船的蕴涵对于我们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它使我们甘心于冒这一风险。
(2)
海湾考古发掘，在我国尚是一个空白。对我们来说，更是完全陌生的新任务。发掘对象沉埋于海滩地层，环境特殊，埋藏时间达几百年，加上设备条件差、经费困难和缺乏经验决定了这场发掘的艰巨性和巨大工作量。在这场发掘的领导者和员工面前，横亘着一个个难关和一次次考验。
我们租住在简陋的民房中，时值夏季，闷热得很。夜幕一降临，人便陷入蚊子的包抄中。
吃，则是在后渚海军食堂寄膳。膳费每日每人交五毛，交粮票一斤。由寄膳者自掏腰包，没有任何补贴，一个月后才发田野补贴每天0.2元，每月加发粮票5市斤。
食堂在军管内，外人不得擅入。海军却给我们予进出的方便，尤其是给予用膳时间上的照顾。我们的工作时间和用膳时间是随着潮汐时间的变动而变动的。海潮在每日24小时内有两次涨落，从涨到落相隔时间一般为四小时，而每次涨落都要往后推迟48分钟。
这艘古船沉埋的位置涨潮时海水一片茫茫，退潮后才显露出来，此时才是我们的工作时间。例如古历每月的初二、十六，每天两次满潮时间为早上六时和中午十二时，退潮时间为上午十时和下午二时。
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时间应在上午十时以后和下午二时以后，所以早饭时间要改在上午十时以前，中饭改在下午二时以前，这不但违反食堂制度，也给炊事人员添了不小麻烦。
但是食堂总是尽量给予方便。这是人民军队对国家文物考古工作热情支持的表观，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与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