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目前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主要是2015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指出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若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也就是说，双方约定的未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出借人请求给付，法院是支持的;对于年利率在24%至36%之间、借款人没有给付而出借人请求给付的，法院不予支持，但对于借款人已经自愿给付了的，法院不认定为不当得利，也不会判决出借人返还;对于超过年利率36%的部分，法院应认定超出部分无效。
谢伟平说，因为近几年生意不好做，很多贷款公司的利息要求其实并不高，一些所谓“利滚利”也是为了规避放贷风险，借款人在签订合同时是完全知情的，但风险在于很多人明知道还不了债却依然去借钱。
“高利贷越来越集中于高风险的放款人和借款人，这两类人博弈的结果，是一定会有非常规手段出现在借贷纠纷的处置中，最终使高利贷出现涉黑倾向，很容易导致恶性事件。”丁骋骋认为，从目前的法律规定看，面对高风险的借款人，如果违约，一般放贷者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一些高利贷放款人可能就会使用非常规手段暴力催债。而那些谨小慎微的普通放款人，放贷收不回来，打官司没用，不得已也会求助社会上一些半公开、半合法的催收公司。某种程度上说，放贷人权益保护不够，无形中助推了这类催收公司的产生，也影响了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民间借贷还有存在必要吗?
监管部门应该促进其阳光化、法制化、规范化发展，充分发掘积极效应，为民间资本“开正门、走正道”，合理引导投资流量流向
民间借贷，一直是金融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但由于监管难度大、借贷利率不透明等问题，大量资金游走于灰色地带，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
有人由此发问：民间借贷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民间借贷监管规范薄弱、风控体系缺位、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等，使民间金融运行蕴藏着较大的风险，确实给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但民间借贷作为民间的一种经济活动行为，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经济活动日益频繁，民间资金规模越来越庞大，资本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一些人希望拿出手头资金做些投资，而利用好这些民间闲散资金，有助于缓解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形成多层次资金融通。另一方面，一些借款人求助于银行，往往会因授信资格、抵押条件达不到而被拒之门外，希望通过民间途径解决救急性、临时性和突发性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监管部门应该促进民间借贷的阳光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作为浙江温州金融改革的标志性产物，温州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是推进民间借贷发展的一个尝试。据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期以来，温州传统的民间借贷习惯于在熟人间私下里进行交易，借贷手续总体简单且不规范，存在很大风险。
服务中心成立以来，通过规范推进信保、抵(质)押担保等多种类型借款形式，促进民间借贷过程规范有序，民间借贷备案信息逐步丰富完善。越来越多的民间借贷不再只是简单地出具一张借条，借贷双方在交易时往往手续齐全，通过融资信息服务企业，将借款协议或借条格式化。不仅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等有明确约定，而且对违约责任甚至引发诉讼所需的程序都做了详尽约定。服务中心有效实现了对民间借贷规模的实时动态监测，及时防范借贷风险。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温州市民间借贷累计备案这44515笔，总金额474.01亿元，备案率达59.25%。成立5年间，仅服务中心就成功识别和制止了60多起虚假借贷事件的发生，其中有假的房产证、机动车登记证、身份证、结婚证等，提高了交易质量。
“应加强对公众的宣传，例如让公众明白高利贷的利率限制、法律规定等，做到防患于未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金雪军建议，那些民间的合法贷款，若发生违约，要有依法调解、诉讼的合法手段，严禁限制人身自由或采取其他方式骗取、逼迫借款人偿还;对于不合法手段，在管理范围内应加大规制和打击力度，保护好公民的个人权益;对违法经营、判定无效以及涉嫌诈骗的，应在审理过程中移送公安机关。
服务有资金需求的中小微企业，正规金融还应发挥更大作用。丁骋骋建议，应出台更加便捷优惠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审查和放款机制，对信用机制要综合考察、评定，制定更精准的贷款服务制度和措施，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资金困境。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盖凯程认为，发掘民间资本的积极效应，必须“开正门、走正道”，合理引导民间投资流量流向，制定适应民间借贷发展新特点的政策规定，充分发挥其补充金融市场需求空档的优势，为经济社会持续平稳运行服务。(本文摘自《中国经济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