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厦门口岸史料记载：在清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间（1858－1864年），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达1800－3000吨，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都从福州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是产自安溪。清光绪三年（1877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最高达4500吨，其中安溪乌龙茶又约占40－60%。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元年（1874－1875年），美国从厦门口岸输入乌龙茶3.47吨。茶史称19世纪为乌龙茶风靡欧美时期。
此外，据载英商胡夏米在鸦片战争前曾对福建可资贸易的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他说：“安溪茶，广州经常售价是十八两或二十两”，“合丰牌，一大箱安溪茶，广州市价约十六两。”由此可见，安溪茶已在广州市场上出售。另据英商的记载，1838－1939年，英国商人在广州采购的安溪茶为10.6万磅，约合9万多市斤。
清初安溪茶农就远涉南洋开拓新的茶叶市场。早在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西坪尧阳茶商王冬就到越南开设冬记茶行，并在越南12个省开设分店，配制“冬记”大红铁观音，驰名印度支那半岛。咸丰年间（1851－1862年），新康里罗岩乡（今虎邱镇罗岩村）林宏德制造金泰茶，在新加坡交荣泰号经销，后由其子林诗国、林书国经营。光绪年间（1875－1908年），西坪尧阳茶农王量、王称兄弟6人从台湾返运茶叶往印尼，在雅加达、泗水、井里汶等地开设珍春茶行。还有，茶商王定安与张占魁合办“建成号”茶厂，经营乌龙茶，在台湾盛极一时。
随着在东南亚定居的闽南人日益增多，茶叶这种日常消暑解渴的饮料在东南亚也逐渐流行。在这种大背景下，就有部分闽南茶商开始在南洋一带经营乌龙茶生意。安溪人在东南亚开办茶行，他们不仅积极经营安溪的乌龙茶铁观音，而且大力倡导铁观音茶文化，使品安溪乌龙茶的人在华侨中不断扩大，铁观音逐渐成为“侨销茶”。
20世纪30年代，安溪人在东南亚开设的茶号有100余家，其中著名的有新加坡的“林金泰”“源崇美”“高铭发”“林和泰”，马来西亚的“三阳”茶行、“梅记”茶行、“兴记”茶行，印度尼西亚的“王梅记”茶行等。1928年9月，新加坡茶商公会成立，安溪虎邱镇罗岩村人林庆年长期担任会长。“义和发”茶行的白锡碧长期担任暹罗国（今泰国）茶商公会理事长。安溪铁观音被海外茶人们视为奇货，往往用作“镇店之宝”。
这一时期，安溪茶叶每年销往新加坡800余吨、马来西亚200余吨、暹罗国160余吨、菲律宾100余吨。安溪山重水复，旧时多以牛车运茶。
新中国成立后，安溪铁观音的对外贸易活动在接续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复兴海外市场。根据中茶公司有关史料记载，改革开放以来，“本山”“毛蟹”成为闽南乌龙茶出口到东南亚的大宗。而铁观音作为高端乌龙茶的代表，则以出口至日本居多。
作为国外铁观音最大的消费区域，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多次刮起“乌龙茶热”，铁观音几乎成为乌龙茶的代名词，备受推崇。时至今日，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安溪铁观音名扬四海，香飘五洲，众多安溪茶企组成集团军出海，开拓国际市场，则被视为铁观音茶文化借助繁荣的茶叶贸易，对世界的又一次“文化输出”。安溪铁观音的出口产品结构正在从散装茶向高档茶、包装茶、品牌茶转变，出口国从亚洲向欧洲、非洲等地拓展，明星产品也正走向诸多国家的高端人群，铁观音乌龙茶正持之以恒进军国际高端市场，再现繁荣的海外贸易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