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泉商与高丽
泉州与古代韩国的商贸交往同样源远流长，带动了彼此文化交融，甚至牵动邦交。由中外史籍钩稽所得，可以确定为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的情况。《高丽史》所记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中国商人不下百起，其中多数泛称“宋商”，只有少数标明籍贯，计有福州(2起)、广南(3起)、台州(3起)、明州(浙江宁波，3起)，此外还有闽人(1起)、江南(2起)。泉州(19起)，泉州超过了其他各地。
北宋中期，苏轼当时正在和泉州海商徐戬接触，苏轼便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苏轼在《论高丽进奉状》写道：“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买卖……” 北宋期间，中国同高丽王朝的贸易活动中，泉州海商不仅人数最多，商业实力也最为雄厚。《宋史》列传《外国三•高丽》有云：“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泉州商人——南唐侍中黄光略的儿子，黄谨。
1031年以后，高丽不再向宋朝进贡，亦与宋朝中断了往来。
往来于宋朝和高丽之间经商的泉州商人黄谨，其才能受到了高丽王的赏识，享受种种优待，由礼宾省(相当于宋朝之礼部)负责接待。可见当时高丽对宋朝人才的渴求。
黄谨在经商过程中，结识了时任湖南荆湖两浙转运使罗拯，并与之成为好友。1608年的一天，身负重任的黄谨向罗拯转述了高丽王想与宋朝恢复往来的意愿。罗拯当即奏报朝廷，建议可由黄谨从中穿针引线，恢复宋朝与高丽的邦交。此建议得到宋神宗同意。黄谨马上带着宋神宗的旨意回复高丽王。于是，高丽王派遣使者金梯及船队随黄谨到宋朝入贡。从此，高丽与宋朝外交上恢复友好往来。
自北宋哲宗以后，北宋和高丽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常有使节和商人经海道往来，据《高丽史》载，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中国商人中，泉州商人占有很大比例，有迹可循的有20多起。黄谨也因其为国谋事的功绩而以商人之姿名存《宋史》这类权威典籍。可以说是历代商人中少有的殊荣。
在黄谨之后，高丽王也曾通过泉州商人傅旋向宋朝借乐艺等技术人才，通过泉州商人徐戬雕造经版，或购买其他物品。1087年，徐戬受高丽政府委托，在杭州雕刻经版《新注华严经》后运往高丽;1089年，徐戬载高丽僧人寿介、继常等五人来中国杭州，时任杭州地方官的苏轼将他们送到明州(今宁波)，并通知明州，如果没有“因便船舡(同‘船’)”，便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而寿介一行此番的使命是奉高丽王旨意，送高丽僧统义天的祭文来祭奠杭州僧人净源。义天是高丽王的兄弟，出家为僧，曾由海道来宋朝求经学法，对于两国文化交流有所贡献。他在中国杭州期间，师从净源学法，闻悉净源亡故，特遣专人致祭。
以上种种，泉州商人串起东亚文化圈的作用可见一斑。
涨海声中邦交忙
泉州港对外通商的发展，促使泉州走向世界，进行经济文化活动;同时，许多外国商人、旅行家和宗教人士，也频繁来到泉州;历代不少中外使臣，就是由泉州港出洋或登陆的。唐末904年，三佛齐(古名干陀利，在今苏门答腊岛)派使臣入贡时，就是从泉州登陆的。宋元时期，泉州与外国友好往来的事例就更多了：1167年，占城(今越南)国王派使臣带乳香、象牙入贡时，就是乘泉州商人陈应的海船来华;1178年，“三佛齐遣使贡文物，诏免赴阙，馆于泉州”。
元朝时，说到泉州港的繁华达到鼎盛，就得提及大是大非的泉州人蒲寿庚。蒲寿庚对元代海外贸易制度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278年，元廷诏唆都、蒲寿庚对外宣谕：各国海商来泉贸易，宠礼优待，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同年8月，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蒲寿庚长子)出使诸国，借蒲寿庚的“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的影响力，达到“招来南海诸国前来贸易”的目的。1279年，元廷又派蒲寿庚的部下尤永贤诏谕南毗国，使占城(今越南)、马八儿国(今印度)等国皆遣使来献。尽管蒲寿庚没有亲自出使外国，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在其中充当的筹划者的角色，对使唐宋以来中国蓬勃发展的海外贸易在元代达到顶峰起了推动作用。
“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如果说满街的行商坐贾、市民百姓个个都达到了圣人的精神境界，那是夸张;如果说泉州心存文化皈依，处处供奉儒家圣人，文庙、武庙兴盛，则是实情。也正因为此，被人们习惯地视为“重利轻情义”的泉州商人，却另类地、古今相承地上演着一出又一出家国担当、义利同在的浩然场景。南宋时期的越南驸马王元懋，民国时期的旅菲侨领、清一品忠宪大夫黄秀烺等，当代亦有唐裕这样为邦交穿针引线的“民间大使”……
如果说你来我往，船进船出，“十洲人”、“万国商”共聚泉州港只缘于千百年来的水到渠成，那么，泉州获选“东亚文化之都”则是蕴含了千年之后的总喷发，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