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先王实录》评注中所述：“郑氏养兵数十万，固全恃沿海之征粮饷，然非营东西洋商业及商行，亦不能措置裕如。”郑成功在东南沿海坚持17年的抗清和收复台湾的斗争中，军队的给养和装备仰赖于东南人民的支持和征饷收税外，还倚重于华侨、海商的支持和贸易所得。“富可敌国，泽及八闽”的郑芝龙降清后，其海上实力为郑成功所承接。
闽、粤、苏、浙众多忠义之士纷纷应募入伍，部分明室遗族亦前往归附，如此一来，庞大的组织经养须“日费巨万”，单靠沿海部分地方的粮饷，自然是远远不足敷用。为了“逐荷复国”之需，郑成功沿袭了郑芝龙当年的海贸旧规，编组东西洋商船队，航行于日本、台湾、吕宋及南洋。他的商船被称为“国姓船”，是17世纪中叶亚洲海域著名的海上贸易船队。郑氏厦门政权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英国都有贸易关系。当时，荷兰东印度总督在向本国政府的政务报告《关于日本的贸易》记载，自1654年11月至1656年9月，各地开到巴达维亚(印尼)的中国船共137艘，其中安平船41艘，绝大部分是“国姓船”。又据《热兰遮城日记》载“……从石井来台之船只获得消息云，属于‘国姓爷’的船24艘，自中国沿海开到各贸易处，开向巴达维亚，暹罗(泰国)，广南和马尼拉，海船货物有瓷器、茶叶等，以沙糖、丝织品为大宗。”
种种迹象表明，郑成功对于经商外贸和军事建设是一样重视和用心的，即使在戎马倥偬、亲当矢石之行，亦不忘过问和督促。他在金门和厦门屯兵，建立抗清根据地，亦同步设立了政府专管国内外贸易的机构，亲委从兄郑泰重担负责。除组织“其数额多”的东洋商船队和西洋商船队，专事对外通商贸易外，还在泉州和厦门开设号为“仁、义、礼、智、信”五大商行，称水路五商;同时在京师、苏杭等地开设号为“金、木、水、火、土”五大商行，称山路五商，从事组织各地名产货物，互通渠道，经营财物，以济其用。他以厦门为对外贸易基地，先把内地货物集中到厦门或沿海其他港口，然后转贩日本及南洋各地。又设裕国库和利民库，负责稽算东西二洋的船本利息，以及水路、山路各行出入的银两。由于实行“通洋裕国”的政策，郑成功财贸充裕，抗清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郑成功曾自豪地说：“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有余。”正是倚仗外贸经商这一支柱，面对清王朝经济或军事上的包抄围剿，郑军才能岿然不动，应付自如;正是凭借海外通贸的积累，面对叛徒出卖、十大商行遭“收拿”，郑氏才能依然有足够的财力进行东征，收复台湾，解决军需民用。
郑成功的重视保证了外贸通商的长盛不衰，外贸事业的繁荣昌盛，又保证了军队的强大发展，并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海上贸易的顺利进行，相辅相承。
“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樵耕必业儒。惟有桐城南廓外，朝为原宪暮陶朱。”义利兼顾的古代泉商，入行陶朱成就夺目，为国为家可圈可点，在东亚历史文化圈中烙刻下属于自己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