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蔡新碑记”一文 揭示四处文化内涵

闽南日报

2020年初,先后两度谒访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安厚文祠(也称“安厚书院”),详察细看散落于祠前的几块残碑。其中一方是断成两截的《安厚文祠碑记》,碑文最后有曰:“葛山蔡大人序文详矣,后生小子又何敢多赘”。而另一方仅剩一小角的残碑,依稀可见“比其远也异时弦/踪往哲媲美前修文/哉若夫讲习服行之/且学者则有朱子白/而无弊者也余何言/后学蔡新谨记”等寥寥数行碑文。我们不妨将这一残断之碑且名为“蔡新残碑”。从这两方碑刻的字里行间,可以相互验证一个史实:清代名臣、邻县漳浦人蔡新曾为这座文祠作“记”文。又查《蔡新生平简历》有记:“52岁,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戊寅。四月初应请为平和安厚书院落成作记,以纪善举惠后学。”如此这般,“蔡新为安厚文祠作记”一事,已是凿凿有之,毋庸置疑。

然而,蔡新残碑的几行互不相连贯的文字,是很难让人了解、读懂、弄通碑文所记之事。唯有从地方史志或是蔡新遗存文稿中,方可查阅。按照这一思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从《缉斋文集》(卷六)中找到一篇《平和安厚书院记》(以下简称“蔡新碑记”)。可谓是:天不负有心人。文中“若夫讲习服行之,方师弟子之所以教且学者,则有朱子白鹿洞之遗规在百世行之而无弊者也。余何言焉?”与残碑的“哉若夫讲习服行之/且学者则有朱子白/而无弊者也余何言/”相符;且文末落款时间为“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之朔”,与《蔡新生平简历》的记述相符。因此,可以断定“蔡新残碑”所刻之碑文,便是《平和安厚书院记》之部分内容。应该说,残碑所留碑文是初稿,而收录于《缉斋文集》的《平和安厚书院记》是蔡新晚年整理编辑的修改稿。

从“蔡新碑记”文中可知:安厚文祠是建于乾隆戊寅(1758年),由进士何象宣(即何子祥)偕举人赖升文、贡生何兴烈等人,以其所在之乡里远离县治所在地,且在校苦读诗书的学生日益增多为由,倡议创办书院,乡绅无不响应,加上知县、阳明后学胡邦翰的鼎力支持,不到一年时间,一座“门庑斋房,井灶庖湢具备”的书院,就以其“墙高宇峻、阁静轩明,高华大雅、宏整爽明”之形象,矗立于和邑大地。何子祥等人还在空地之间兴建文昌阁,择乾隆己卯(1759年)元宵之良辰吉日,举行隆重的崇祀朱子、王文成之入祠仪式,冠裳毕会,济济雍雍,成为当时漳郡和邑的一桩文化盛事。而此时,官至刑部左侍郎、上书房总师傅的蔡新“以母老,乞请归养”,赋闲在其漳浦老家,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于是,和邑安厚的乡绅们便慕名移书致信,恳请蔡新为文祠作记。蔡新亦欣然应之,并于四月初一写就此“记”一文。

今天,我们再读“蔡新碑记”一文,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历史信息呢?或者说,揭示了一个什么文化内涵呢?窃以为至少有四:

一是表达了和邑百姓“不忘其德,至今俎豆之”的情愫。自王阳明明正德年间两度奏请设立平和县治,到清乾隆戊寅以来的240年间,平和人民始终不忘王阳明“扫荡贼巢,始立县治,设学校兴教化”的功德,年年岁岁举行春秋二次祭祀活动,从未中断。就像全漳州百姓不忘先贤朱熹一样,自始至终膜拜有加。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鄙人之前的论断:“在和邑这方土地,从置县至今的500年,平和百姓始终感念王阳明的奏立之功、教化之德,阳明精神更是始终根植于和邑大地,滋养着平和民众的心灵家园,生生不息,从未中断。”

二是表达了作者对阳明先生的仰慕之情。蔡新在“记”文中,借用昔日朱熹阅读《李忠定文集》所发出“使公(李纲)之策见用于靖康建炎之际,必不至贻吾君”之感叹,进行一番设身处地地假设。如若阳明先生早生长于那个动荡年代,任职于“宋室南渡”之危难之间,以其“擒宸濠、平断藤峡”之雄才伟略,安邦敌忾之气概,完全可以与民族英雄李纲相媲美。同时又进一步假设,如果朱子了解阳明先生如此伟业殊功,作者大胆地推断设想,朱熹“必将太息泣下,慨慕而不能舍置”。蔡新作为清代名宦,曾出任吏、礼、兵、刑、工五部尚书,且两度临危受命领兵平乱的特殊身份,如此溢于言表地赞赏阳明先生的事功,如此用心设想情景、推断结论地评价阳明先生的德性,实属前所未闻也。

三是表达了对朱子理学、阳明心学的认知态度,进而阐明“圣人之道,一而已矣”的“朱王会通”观点。蔡新在“记”文如是而言:“朱子当释、老盛行之时,士皆高谈性命渐入于杳冥恍惚之途,故引之于切近精实之中,使之由博以返约,循序而致精,圣学之阶梯也。阳明当词章汨没之时,士皆博杂以为高,剽袭以为富,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不知身心性命为何物,于是直指本体,发为良知之论,使之因端竟委,亦救时之药石也。”认为:朱子理学是“圣学之阶梯”,而阳明心学是“救时之药石”。可谓是一语中的。紧接着,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的蔡新还就提出了朱子理学、阳明心学之间存在“四个相同”的学术观点,即:“同以圣人为可学,同以省克为实功,同以遏欲存理、戒慎恐惧为入门,同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实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朱学重地的福建,并非如今人所言:“福建没有阳明学立足、发展的空间”,而是不忘吸收阐发、深耕厚植阳明心学,形成了“朱王会通”的福建地域文化特色。这是非常值得今天福建学者深思与研究的。

四是阐明了安厚文祠合祀朱王“同俎豆而共升香”之形式,是合乎礼仪的。此举非但安厚乡里百姓赞同、和邑官府认同,就连世袭一等海澄公的水师提督黄仕简也为之折服,出资购置田地,以供春秋祭祀之费用。(张山梁 文/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