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先后两度谒访创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安厚文祠(也称“安厚书院”)，详察细看散落于祠前的几块残碑。其中一方是断成两截的《安厚文祠碑记》，碑文最后有曰：“葛山蔡大人序文详矣，后生小子又何敢多赘”。而另一方仅剩一小角的残碑，依稀可见“比其远也异时弦/踪往哲媲美前修文/哉若夫讲习服行之/且学者则有朱子白/而无弊者也余何言/后学蔡新谨记”等寥寥数行碑文。我们不妨将这一残断之碑且名为“蔡新残碑”。从这两方碑刻的字里行间，可以相互验证一个史实：清代名臣、邻县漳浦人蔡新曾为这座文祠作“记”文。又查《蔡新生平简历》有记：“52岁，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戊寅。四月初应请为平和安厚书院落成作记，以纪善举惠后学。”如此这般，“蔡新为安厚文祠作记”一事，已是凿凿有之，毋庸置疑。
然而，蔡新残碑的几行互不相连贯的文字，是很难让人了解、读懂、弄通碑文所记之事。唯有从地方史志或是蔡新遗存文稿中，方可查阅。按照这一思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从《缉斋文集》(卷六)中找到一篇《平和安厚书院记》(以下简称“蔡新碑记”)。可谓是：天不负有心人。文中“若夫讲习服行之，方师弟子之所以教且学者，则有朱子白鹿洞之遗规在百世行之而无弊者也。余何言焉?”与残碑的“哉若夫讲习服行之/且学者则有朱子白/而无弊者也余何言/”相符;且文末落款时间为“乾隆二十三年四月之朔”，与《蔡新生平简历》的记述相符。因此，可以断定“蔡新残碑”所刻之碑文，便是《平和安厚书院记》之部分内容。应该说，残碑所留碑文是初稿，而收录于《缉斋文集》的《平和安厚书院记》是蔡新晚年整理编辑的修改稿。
从“蔡新碑记”文中可知：安厚文祠是建于乾隆戊寅(1758年)，由进士何象宣(即何子祥)偕举人赖升文、贡生何兴烈等人，以其所在之乡里远离县治所在地，且在校苦读诗书的学生日益增多为由，倡议创办书院，乡绅无不响应，加上知县、阳明后学胡邦翰的鼎力支持，不到一年时间，一座“门庑斋房，井灶庖湢具备”的书院，就以其“墙高宇峻、阁静轩明，高华大雅、宏整爽明”之形象，矗立于和邑大地。何子祥等人还在空地之间兴建文昌阁，择乾隆己卯(1759年)元宵之良辰吉日，举行隆重的崇祀朱子、王文成之入祠仪式，冠裳毕会，济济雍雍，成为当时漳郡和邑的一桩文化盛事。而此时，官至刑部左侍郎、上书房总师傅的蔡新“以母老，乞请归养”，赋闲在其漳浦老家，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于是，和邑安厚的乡绅们便慕名移书致信，恳请蔡新为文祠作记。蔡新亦欣然应之，并于四月初一写就此“记”一文。
今天，我们再读“蔡新碑记”一文，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历史信息呢?或者说，揭示了一个什么文化内涵呢?窃以为至少有四：
一是表达了和邑百姓“不忘其德，至今俎豆之”的情愫。自王阳明明正德年间两度奏请设立平和县治，到清乾隆戊寅以来的240年间，平和人民始终不忘王阳明“扫荡贼巢，始立县治，设学校兴教化”的功德，年年岁岁举行春秋二次祭祀活动，从未中断。就像全漳州百姓不忘先贤朱熹一样，自始至终膜拜有加。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鄙人之前的论断：“在和邑这方土地，从置县至今的500年，平和百姓始终感念王阳明的奏立之功、教化之德，阳明精神更是始终根植于和邑大地，滋养着平和民众的心灵家园，生生不息，从未中断。”
二是表达了作者对阳明先生的仰慕之情。蔡新在“记”文中，借用昔日朱熹阅读《李忠定文集》所发出“使公(李纲)之策见用于靖康建炎之际，必不至贻吾君”之感叹，进行一番设身处地地假设。如若阳明先生早生长于那个动荡年代，任职于“宋室南渡”之危难之间，以其“擒宸濠、平断藤峡”之雄才伟略，安邦敌忾之气概，完全可以与民族英雄李纲相媲美。同时又进一步假设，如果朱子了解阳明先生如此伟业殊功，作者大胆地推断设想，朱熹“必将太息泣下，慨慕而不能舍置”。蔡新作为清代名宦，曾出任吏、礼、兵、刑、工五部尚书，且两度临危受命领兵平乱的特殊身份，如此溢于言表地赞赏阳明先生的事功，如此用心设想情景、推断结论地评价阳明先生的德性，实属前所未闻也。
三是表达了对朱子理学、阳明心学的认知态度，进而阐明“圣人之道，一而已矣”的“朱王会通”观点。蔡新在“记”文如是而言：“朱子当释、老盛行之时，士皆高谈性命渐入于杳冥恍惚之途，故引之于切近精实之中，使之由博以返约，循序而致精，圣学之阶梯也。阳明当词章汨没之时，士皆博杂以为高，剽袭以为富，一切苟且以就功名，不知身心性命为何物，于是直指本体，发为良知之论，使之因端竟委，亦救时之药石也。”认为：朱子理学是“圣学之阶梯”，而阳明心学是“救时之药石”。可谓是一语中的。紧接着，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四库全书》馆正总裁的蔡新还就提出了朱子理学、阳明心学之间存在“四个相同”的学术观点，即：“同以圣人为可学，同以省克为实功，同以遏欲存理、戒慎恐惧为入门，同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实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朱学重地的福建，并非如今人所言：“福建没有阳明学立足、发展的空间”，而是不忘吸收阐发、深耕厚植阳明心学，形成了“朱王会通”的福建地域文化特色。这是非常值得今天福建学者深思与研究的。
四是阐明了安厚文祠合祀朱王“同俎豆而共升香”之形式，是合乎礼仪的。此举非但安厚乡里百姓赞同、和邑官府认同，就连世袭一等海澄公的水师提督黄仕简也为之折服，出资购置田地，以供春秋祭祀之费用。(张山梁 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