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亲历者：希望子孙不忘历史
重庆85位大轰炸受害者中已有30多位去世他们建议将6月5日设为“重庆大轰炸死难同胞公祭日”
重庆大轰炸80年祭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以炸迫降”，从1938年开始就对重庆进行零星轰炸。从1939年1月开始，日军对重庆进行密集的大规模轰炸，截至1943年，日机对重庆进行无差别轰炸203次，出动飞机437批、9166架次，造成3万多人直接伤亡、6600多人间接伤亡。这场在二战期间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空中大屠杀就是“重庆大轰炸”。
2004年起，188名大轰炸受害者及遗属代表组成诉讼团赴日起诉，要求日方谢罪赔偿。案件历经两审，裁判结果均为承认轰炸史实，驳回谢罪赔偿诉求。
今年距离重庆大轰炸过去已整整80年。过去十年间，重庆的85位大轰炸受害者中已有30多位去世，这些历史的见证者们正在加速逝去，健在者也都是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对这些亲历者的经历进行抢救性的记录和保护已迫在眉睫。近日，本报记者在重庆专访了一批当年的重庆大轰炸亲历者，他们向记者讲述了那段血泪岁月。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曾宪君
曾宪君：80年心结 没打开
81岁的曾宪君抱着父母的照片，这是在轰炸中双亲留给她的唯一念想。她的额头上还留着大轰炸造成的疤痕。80年过去了，她的心结还没打开，还是觉得堵得慌。“因为日本政府还拒不道歉，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
半岁失去了父母
在曾宪君很小的时候，外祖母就告诉她，她的父母在1939年的重庆大轰炸中被炸死了。大轰炸前，她家住在重庆市桂花街1号，她的父亲名叫曾焕文，在重庆商会工作。当时她家境殷实。“小时候我家的写字台和柜子里到处都放着钱。”
1939年5月4日，父母一起去罗汉寺烧香，回家的路上遇到几个朋友，于是相约一起吃饭。刚到饭店坐下，空袭警报就拉响了，炸弹和燃烧弹随后就投掷了下来。警报解除后，和父亲一起吃饭的几个朋友来到外祖母家，一进门就问外祖母，“曾焕文回家没?”外祖母说“没回来。”几个人赶忙回到吃饭的那家餐馆，只见房屋已经被炸毁，现场弥漫着刺鼻的硫磺味和烧焦的皮肉味。
外祖母不死心，但最后找遍了半个重庆都没有找到父亲的遗体。“我父母一定是被大火烧焦了，尸骨无存。而那时我只有半岁，我还不懂得失去父母的痛苦，更不知道我将要面对什么样的生活。”
14岁开始当童工
外祖母把曾宪君带到了重庆璧山县的乡下，从此，曾宪君便过起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日子。一个瘦弱的女孩却干着很多壮年男子都觉得吃力的活——上山砍柴、当挑夫。“只要能有口饭吃，什么都干。”
在曾宪君的记忆里，童年是最悲惨和灰暗的日子，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肉。有一次，别人送了一块猪肉给外祖母，直到肉放霉了，外祖母都没舍得吃。曾宪君的所有衣服都是由父母的衣服改做的，寒冬腊月也是一条单裤。“我15岁之前都没穿过鞋子，下雪天也光着脚。”
1948年，外祖母得了老年痴呆症。那时，曾宪君还未满10岁。家里的家务事全都落在她的肩上。1950年，外祖母去世了。她就跟着又聋又哑的小舅舅一起生活。为了养家糊口，她14岁就给别人家当用人，开始了童工生涯。
曾宪君说，自己现在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因为，对日本的诉讼远没有结束，需要她这样的受害者站出来当证人。曾宪君和其他大轰炸受害者还建议，把6月5日设为“重庆大轰炸死难同胞公祭日”。
高原
高原：91岁老人坚持抗争24年
今年91岁的高原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民间诉讼团的首任团长，也是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中为数不多的90岁以上的健在者。78年前的“重庆大轰炸”使高家的住宅和印刷公司等多处产业被毁，高原的母亲被炸成重伤，时年9岁的妹妹也在轰炸中不幸遇难。从1995年至今，他每年都会写一封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书和索赔书，迄今为止已经写了整整25年。
在防空洞坐了2000个小时
高原的家族在重庆是大户人家，早在他祖父那一代便到重庆做生意。
高原回忆说，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二战史上最大规模的轰炸。当时，他已经11岁，对当时情形记得非常清楚。5月3日中午1时，山城重庆还笼罩在淡淡的薄雾中。突然，大街上响起了防空警报的嘶鸣声。随后，市区的高层建筑上都挂起了红球。在战时，红球表示敌机发动空袭，绿球表示解除警报。
几分钟后，从长江南岸的山顶上传来飞机的隆隆响声。第一波炸弹过后，重庆下半城一带的房屋成片被炸毁。仅仅过了两个小时，第二波炸弹就投到了，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和白磷味，凄惨的哀嚎声此起彼伏。
高老告诉记者，他们家一共遭遇日军三次轰炸，三次轰炸后，他们家也由一个大富之家变得一贫如洗。
高原告诉记者： “我算过，在防空洞里坐了2000多个小时，用菜油点煤油灯，几天几夜警报不解除，我们算好的，大多数老百姓挤在公用防空洞里，空气污浊，设施简陋。真是惨。”
在1938年到1943年的5年中，“跑警报”成为重庆人的重要生存技能。有时躲在防空洞里，一躲就是十多个小时，甚至连续两天。有时实在撑不住了，就冒险回家吃点生冷食物。每次躲警报回来总要大扫除，房子受到震动，天花板和墙壁的石灰泥块纷纷坠落，地面一片狼藉，家里全部是灰尘。房子还在算是好的了，很多人房屋被炸，一夜间倾家荡产。
经历了“5·3”“5·4”大轰炸后，重庆的基础设施严重被毁，电力线路修复较慢，到了晚上，城里到处都黑乎乎的一片，像一座鬼城一般。
曾寄抗议书给日本首相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日时，他看到报纸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消息，就将自己的经历写入抗议书和索赔书邮寄给了日本《读卖新闻》，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漫漫抗争之路。2000年元旦，高原带着抗议书和索赔书来到了重庆日本领事馆。日本领事退回了抗议书和索赔书，并称对轰炸造成的灾难表示遗憾，但不会给予赔偿。2002年，他和462位幸存的大轰炸受害者组成了联谊会，2004年底，联谊会改名为“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团”，他出任团长，463名老人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
高老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抗议索赔书，上面写着“第二十五次抗议书、索赔书，生命不息，抗议不止，生命不止，索赔不已”，长达十几页的内容是他2018年11月12日到12月1日在重庆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在病榻上手写的，然后让儿子拿去打印，再寄给日本有关方面。
24年间，高老共向日本邮寄了25封抗议书和索赔书，控诉日军大轰炸对重庆的伤害，分别寄送给日本政府和日本首相，但从未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此外，他还先后多次自费前往日本出席对日诉讼，并进行公开演讲，向日本民众讲述日军在重庆犯下的滔天罪行。“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在广岛讲述重庆大轰炸的经历时，当地民众都买票坐在地上听我演讲。一名日本老太太听了直流眼泪，她说，‘通过你的讲述我才知道我们的军队曾经做过如此惨无人道的事情，这跟我们政府宣传的完全不一样，我以后再也不信他们了。’”
高老表示，自己20多年的坚持就是要让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这段历史，让全世界都知道重庆大轰炸的真相。如果索赔成功，所有的款项将全部捐献给公益事业，包括修建重庆大轰炸纪念馆等。“我要搞好身体，活到100岁，索赔到底。”老人激动地挥舞着拳头说。
简全碧
简全碧：常梦到令人窒息的防空洞
81岁的简全碧拉开衣服，右侧肋下一道碗口般大小、长6厘米、深达4厘米的伤痕已呈褐色。伤口直到现在仍隐隐作痛。大轰炸中导致她右侧乳房不能正常发育，这让简全碧深感自卑。直到28岁，她才鼓足勇气结婚。
1939年5月4日和1940年8月19日，简全碧的家先后两次遭遇轰炸。第一次，她家房子和财产全部被毁;第二次，祖母被炸死，她本人遭受重伤，她唯一的妹妹也被迫送给别家抱养，此生再未谋面。直到现在，简全碧常梦到自己躲在黑暗而令人窒息的防空洞里，呼喊着母亲的名字，周围全部是沾满鲜血的尸体。
祖母为救她身亡
简全碧尽管白发苍苍，但头发一丝不乱，看起来十分优雅。她1938年出生在重庆市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我的二姑妈，还有我几个侄子，都读过书，新中国成立后都在政府部门任职。”她出生时，父亲已经54岁，母亲已经39岁。父亲对她视作掌上明珠。他的父亲当时是一名律师，家境优越。
1939年5月4日，简全碧家一栋约170平方米的房子被日军全部炸毁。她母亲怀有身孕，看到房屋尽毁，精神状况变差。1940年初，简全碧的妹妹出生了，但一家人的生活更加困难。
1940年8月19日，日军对重庆进行第二次大轰炸。当时，简全碧祖母家居住的关庙街是重庆的中心。因为母亲身体状况不好，她父亲先抱着妹妹，扶着母亲到防空洞避难。祖母随后也抱着她出门，一颗炸弹落下，祖母一把将她推开，自己却被炸弹炸死。
简全碧捡回一条命，却被飞溅的弹片击中了右侧上腹部和乳房下面，受到重伤。刺进身体的弹片非常尖利，切断了筋肉，弹片取出后伤口迟迟不能愈合，还严重感染化脓。
当时家里根本没有余钱给母亲看病，就连妹妹也养活不了。1940年底，父母忍痛将妹妹送给别人收养。1943年春，母亲在饥寒交迫中去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去投靠亲人，她寄人篱下，受尽虐待和屈辱。“我一下子从一个大小姐变成了一个孤儿。”
一辈子都生活在阴影中
1959年1月，她的父亲也去世。“我们一家骨肉分离，家破人亡，这一切都是万恶的日军造成的。”简全碧放声大哭了起来。
2004年，简全碧加入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因为她在受害者中年龄算是小的，加上身上的伤痕很有说服力，她先后三次自费几万元前往日本参与开庭。简全碧说，因为大轰炸，自己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一家人家破人亡。至今她还经常梦到大轰炸的场景。只要下雨或者变天，她的伤口就疼痛难忍，残缺的身体也让她深感自卑。
现在，简全碧是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骨干力量，每周召开一次的协调会议她都会如期参加。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她也会最大限度地在经济上支持原告团的活动。尽管身世凄惨，但简全碧却十分坚强。她也时常受邀到附近的小学去给孩子们讲述当年的那段历史。
目前，让她有危机感的是，越来越多的大轰炸受害者因为年事已高而陆续去世。“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就算我这辈子看不到日本政府道歉，我的子孙也会传承我的事业。”
王西福
王西福：砸锅卖铁也要讨个公道
王西福今年84岁，1937年10月，一家人从上海逃难到重庆江北，在重庆简家台50号开餐厅。
4岁亲眼看见父母去世
1939年5月3日是王西福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1时，30多架飞机，轰鸣着朝重庆朝天门呼啸而来。母亲把他夹在腋下跑出饭店，他们家出门四五十米有一个木材厂，一家人躲在木材堆下面。一个炸弹落下，把木料炸塌了，他父母当场被压死。
王西福说，当时母亲肚子里的孩子还有两个月就要生了。 “一尸两命。日本鬼子的这个仇我怎能不报?”王西福挥动着拳头，狠狠地捶了捶桌子。
当时，他的额头被划伤了一个大口子，工人们听到哭声，拨开木料，把他拖了出来。4岁的王西福吓得大哭，他往周围一看，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电线杆子和树枝上都挂着人的断手断脚，人的血肉都粘在墙壁上，还有野狗在啃噬着人的尸体。80年过去了，这种惨烈的场景时常还出现在王西福的梦境中。从这一天起，王西福成了孤儿。
吃剩饭睡垃圾箱饱受艰辛
王西福此后被叔叔王海清收留。王海清只有一个女儿，他想把王西福当他的干儿子。王海清开了一个缝纫店，每天天不亮，王西福就要去挑水、捡煤球、捡柴火。他至今还记得，每天要到400米开外的水井挑8挑水，因为自己个头小，只能挑30斤的水桶，要8挑才能满足一家8口人的需要。自从叔叔有了亲生儿子后，王西福的日子更难过了。
8岁那年，他离开了叔叔的家，到解放碑去摆摊擦皮鞋。因为大轰炸，当时街头流浪的孤儿很多，擦皮鞋竞争也很激烈。他去得晚，个头小，大孩子们都欺负他，把他的箱子砸烂了，钱也抢走了。没饭吃，夏天他就到饭店里面帮别人扇扇子，客人吃得高兴，给他些剩饭吃。但饭店老板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身上又不干净，就把他赶出饭店。他还捡客人烟缸里的烟头，剥出烟丝卖，一天大约有一块钱收入。
冬天是最难熬的时候，下雪他就睡垃圾箱，但里面太臭。当时重庆有一个老字号皇后餐厅，晚上12点钟以后灭火，炉灶有很大的热气。但灶口只有半人高，他就蜷缩在那里，整夜一动不动。
砸锅卖铁也要讨个公道
“如果父母不被炸死，我不至于当了80年孤儿，我也不会成为一个文盲。”大轰炸的阴影至今仍未散去，无数次，他梦到父母满身是血，呼喊着他的名字。
最近几年，王西福的身体每况愈下。十多年间，他先后3次自费前往日本参加大轰炸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他说，有生之年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看到日本人向重庆受害者谢罪赔偿。他专门咨询了律师，律师告诉他，追诉期只对普通案子适用。而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战争罪，是不受时效限制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诉讼。“这是我一辈子的战斗，就算砸锅卖铁，我也一定要向日本政府讨个公道。”
陈桂芳
陈桂芳：80年前的弹片还残留脑中
87岁的陈桂芳老人额头上的皱纹像小山丘一样，因为小时候营养不良，她的身高还不到1.5米，身材也异常瘦削。她的脑中还残留着一块金属弹片，80年间，她一直遭受着疼痛的折磨。大轰炸的阴影，如同这枚弹片，伴随着她的一生。
陈桂芳1932年3月3日出生，父亲名字叫陈万金。一家人在重庆市江北陈家馆田家院子有3间房，家境殷实。
捡回一条命却成重度残疾
1939年5月3日中午，空袭警报拉响，母亲带着她躲进了离家不远的生基坟(俗称：生坟，寿坟)，陈桂芳当时年纪小，不懂事，从未见过飞机，很好奇，小脑袋伸得长长的往天上张望。日机黑压压地向民房开过来，母亲双手紧紧把她抱在怀里。只听见一阵阵轰炸声，炸弹像雨点一般落下来，周围顿时火光冲天。陈桂芳吓得哇哇大哭。她发现一位和她一起躲藏的阿婆因为裹着小脚，腿脚不利索，手臂被炸断，痛苦地喊叫着。
就在这时，一颗炸弹落下，母亲当即被炸得肠子都露出来了，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几块弹片也飞进了她的脑袋中和双手，她手臂鲜血直流，当即昏死了过去。第二天，她的父母都重伤身亡。
陈桂芳虽捡回一条命，却重度残疾。残留在脑中的弹片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太差没有及时被取出，她常年头痛难忍，彻夜失眠;左耳常年耳鸣，耳朵中整天好像有成千上万只蜜蜂在飞舞;右臂被炸成弯曲畸形，除了简单的拿碗筷吃饭，不能干任何重活。
坚持加入原告成员团
父母双亡后，陈桂芳跪求好心的邻居埋葬了父母。有时，她会突然失去知觉，昏倒在地，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弹片残留在脑部留下的后遗症，有人说她得了癫痫(俗称羊痫风)，见了她都躲得远远的。每当头痛时，她就使劲咬舌头，舌尖都被她咬断了。
1943年，陈桂芳11岁，邻居刘姐在重庆裕华纱厂上班，听说厂里招童工，她第一个就想到了身世可怜的陈桂芳。虽然有饭吃，却没有工钱。因为脑中有弹片，经常头疼，早在1972年，她才40岁时就病退回家。
大半辈子过去了，她还经常从噩梦中惊醒，眼前浮现出当年血腥的场景。残留在脑中的弹片让她每天都头痛难忍，长期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2004年初，陈桂芳从电视上知道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的消息。第二天她就写报告要求加入。一开始，几个孩子对此并不支持，认为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索赔不见得能成功。但老人性格倔强，坚决要去当志愿者。她去走访时，很多大轰炸幸存者嫌麻烦，都不愿意参与。但老人还是挨家挨户走访，并最终找出了十多名大轰炸受害者，他们一起成为了原告团成员。
如今岁数大了，陈桂芳最大的担忧就是随着受害者陆续去世，这段历史会被人遗忘。只要有空，她就会给晚辈们讲述这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