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兴明在狱中写的日记和申诉书等材料
酷暑天穿棉毛裤？
蓬兴明的申诉律师袭祥栋指出，本案在补充侦查阶段的1993年2月17日，办案人员提取了口液、血液、精液，但这些侦查行为在本案中却无从体现，庭审时也没有向被告人出示或告知与此项鉴定有关的结论等信息。
物证提取记录显示，1992年8月27日，警方曾提取钟玲参加遵义夏令营时所穿的棉毛裤和被扯破的衣物部件，但鉴定结果亦无下文。
经参加活动的多位学生辨认，夏令营活动合照里，钟玲上身着白衬衫、脚下穿白色平底凉鞋。办案人员问钟玲，去时已是七月了，你还穿棉毛裤?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称，“我穿的是红色的棉毛裤。我到厕所把棉毛裤脱了，丢到厕所的洞洞里。”
对于棉毛裤，钟玲先后有不同说法，她曾称是蓝色，后又改口说是红色，先是说丢了，后又说带回来了。
对于一些情节上的出入，钟玲的伯父钟亮对北青深一度记者解释：“在揭发被告时缺乏证据，钟玲顾虑重重，只得添上一些假情节”。记者翻查卷宗发现，钟亮对办案人员也承认有假情节。
“对于如此关键的物证，是否沾上我的哪怕一根毫毛那样的痕迹呢?”在谈到案件细节时，蓬兴明称，定案全告口供，没有说服力。
“怀孕和吃药堕胎是个谜”
蓬兴明和陈书昌的申诉律师均指出，本案的另一个重大疑点是钟玲堕胎一事。
钟玲曾多次向办案人员陈述，自己被蓬兴明、陈书昌、杨昌洪强奸后数次大出血，并被喂服避孕药，“有妊娠反应，蓬兴明给我打胎药吃”。
然而，当年的法医学检查资料显示，钟玲所述怀孕堕胎情况存在很多疑点。
1993年2月25日，办案人员向贵阳市计生委和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有关专职人员咨询，得到的意见是，1991年之前，贵州省并没有发放这些药物，原则上蓬兴明等人不可能获得口服米非司酮抗早孕药(打胎药)、天花粉片剂等。
医师称，即使钟口服抗早孕药或是服用过量避孕药，阴道流血第二天就停了。钟玲所说“4、5天后干净”，不符合药物堕胎后又未经清宫处理所应具有的临床表现。且钟第一、二次口服与此次同等剂量之相同药物后，均未引起全身不适和阴道流血。据此，鉴定结论是，“不能认定钟玲被强奸后致妊娠的陈述”。
1993年3月17日，在接受公安调查时，钟玲的伯父钟亮称：“怀孕和吃药坠胎这件事我觉得是个谜”。在之后的笔录材料里，钟玲也承认吃药是假的。“我怕去医院做手术，所以我马上对我伯妈说月经来了。我伯妈、伯伯都感到奇怪，一再问我，我说不出为什么，只得哄说我吃了药”。
陈书昌案的案卷材料还显示，警方为了佐证其实施了强奸，用嫌疑人的生殖器形态特征(偏左或偏右)检查结论作为定案依据。贵阳市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认定：“经当庭宣读贵阳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对被告人陈书昌生殖器形态特征鉴定，其特征与受害人描述一致”。
陈书昌的申诉律师刘金滨认为，以这样的检查结论作为确定嫌疑人的重要证据，不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定罪标准。“其一、这与一般强奸案件中对精液等生物特征鉴定作为主要定案依据的规则相悖，这种检查结论不具有唯一性，任何男性都可能检查出(生殖器偏左或偏右)这样的结论。其二、1991年7月11日第一次询问受害人时，其称不知道，在警方1991年7月27日对陈书昌做了检查结论后，受害人才于1991年7月29日、1991年7月30日两次陈述了与检查结论一致的内容。”
“这一检查结论真实性就明显存疑，从时间顺序上看，是先有检查结论，受害人后陈述了与检查结论一致的内容，无法排除侦查人员与受害人串通的可能，”刘金滨说。
蓬兴明狱中留影
已向最高法院申诉
在蓬兴明、陈书昌上诉后，贵州省高院二审没有开庭，对两案分别裁定维持原判。之后，两人相继被送到贵州省第一监狱服刑。
此后，蓬兴明和陈书昌通过减刑，先后于2009年8月和2009年12月刑满获释。
出狱后，两人都改了名字。蓬兴明更名蓬山。他说，那件事像一座山，在身上压了27年，不知道自己下半辈子能不能翻过去。陈书昌易名陈庶昌，庶即庶民，“我是被冤枉的无辜百姓”，他说。
服刑期间，两人曾向贵州省高院申诉，高院分别驳回二人的申诉。
事关清白，蓬兴明、陈书昌等人还在努力讨说法。2018年11月22日，两人的申诉代理律师分别向最高法院第五巡回法庭递交申诉材料。
曾被羁押的雷良书、杨昌洪、李铧、刘娟等四人表示，将向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提起国家赔偿，并将控告钟玲及其伯父诬告陷害罪。这四个人，雷良书已从教育系统提前办理退休，杨昌洪外出谋生。李铧和刘娟至今还是教师，刘娟现在还是G中学的校长。
距离教师集体性侵案的发生已经27年，钟玲现在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并为人父母。2018年8月，北青深一度记者当面找到她，问及案子的事，她拒绝接受采访。
“我没有必要和你说这个事，这个事我无可奉告，不想再提了，当时查的很清楚，该是怎么判就是怎么判，”钟玲说。(文中钟玲，钟亮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