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坠江公交仍有2人失联
目前已找到的13名遇难者身份全部确认 事故调查、善后安抚等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
11月1日，随着坠江公交车打捞出水，救援现场的设备全部撤离，紧张忙碌的江面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截至15时，已找到13名遇难者遗体，身份已全部确认，仍有2人失联。
撤走救援设备的江面恢复了平静
据当地政府官微“万州发布”发布消息称，10月31日23时30分左右，在应急管理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指导协助下，重庆市委、市政府精心组织救援处置，万州长江二桥坠江公交车被打捞出水。重庆万州坠江公交车失联人员的搜寻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人武、公安、海事等相关单位以及长江沿线相关区县继续搜寻失联人员。事故调查、善后安抚等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
周小波(右一)在救援现场 供图/重庆蓝天救援队
讲述
救援者周小波：打捞带走父亲的那辆公交车
万州大巴坠河事故里，他既是遇难者儿子，也是救援者。在两种身份之间，他努力维持着平衡。
他是救援者也是遇难者家属
11月1日，万州大巴车坠桥后的第四天。在长江二桥南岸蓝天救援队的驻扎地，北京青年报记者一眼就认出了副队长周小波。这个43岁的中年男人，有着两道浓眉，眼角向下垂着，几乎看不出表情。他的父亲曾坐在出事的那趟22路车上，如今已经确认遇难。
阳光普照山城，江上已看不到救援船只，岸上的警戒线也被移除，空旷的沙土地上，各路救援队撤离殆尽。80多个小时以前，他们临时在这里搭建帐篷，运输来专业的探测、潜水设备。这些天里，周小波和其他队里成员一样，牵挂着水里的情况，吃盒饭，打个盹就算作休息。
救援宣告尾声，周小波所在的队伍也很快要离开了。他开车带着北青报记者前往救援队的办公室，途经尚未解除封禁的长江二桥。他说，父母的家就在对面江北。周小波的母亲今年春节过世了，那之后，即使工作再忙，他每天晚上都会回到76岁的父亲那里，陪老人一起住。
一路上，他的手机不断有媒体打来电话。前一天，人们通过蓝天救援队发布的消息得知他的事情，很快，第一家媒体写出关于他的报道，有记者告诉他，这篇报道在微信上的阅读量很高，被人们大量转发，他愣了一下，说自己还没顾上去看。
到达救援队办公室，他又接了个电话，另一只手来回打了四五把方向，才把车倒着停进车位。
后来，采访接二连三地涌来，拍视频的，写文字的。他对媒体说，觉得自己没什么伟大的，有记者告诉他，媒体关注，是因为他兼具了“遇难者儿子”和“救援者”这两个身份。
80多个小时以来，他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努力维持着平衡。
10月31日晚11点多，坠江公交车头露出水面，救援水域停靠的船只拉响汽笛。周小波所在的救援队隔着二三百米默哀，有其他的队员看到，他一个人躲在旁边哭。
“他是退伍军人，还是人民教师，他在现场还是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换作其他人，这个情绪早就崩溃了。”队长骆明文说，周小波在码头上看到不停有殡仪馆的车来回地送遗体，“每看到一辆他都偷偷地哭”。
周小波不是看不出队友的关心，但他在尽力隐藏自己的情绪，同时告诉自己不能垮下去，他强迫自己进食，“以前为了减肥可以不吃，但现在必须吃”。
11月1日凌晨两点多，他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不过家中已没有父亲的身影，是一个朋友陪他过的夜。家里的灯这两天一直没熄，姐姐告诉他，只要点着灯，父亲就能回来。
第二天早上，他去殡仪馆见了父亲一面，看到爸爸已经被穿戴好寿衣，面容安详。他后来在救援队办公室接受视频采访，笔直地站着，双手别在背后，述说时保持着冷静，可提及父亲走时的样貌，还是忍不住掉了眼泪。
姐姐说“父亲也在22路上”
时间倒退回10月28日上午10点多，如果没有这次意外，那趟车身贴着广告的22路黄色大巴，将顺利驶过长江二桥，抵达最近的二桥北桥头站，这也是周小波父亲本来要下车的地方。
“到站就到家了，就那么点距离，所以你说你怎么想得通啊。”周小波说。
这天早上7点多，周小波开车去上班，他刚来到区教委工作，这天的行程安排是看体育比赛，之后还有会议要开。出门前，父亲提出，想搭儿子的顺风车，去西山公园看菊花展。
父亲已经退休多年了，享受着晚年生活。因为工作原因，相比周小波，姐姐陪伴父亲的时间可能更多。老人家经常会沿着江北岸散步，路过音乐广场，看一场音乐喷泉。
他同时是个“很潮”的父亲，用智能手机，通过“今日头条”看新闻，也爱看历史类书籍。
那天，他身穿黑夹克，这是女儿前两天刚给他买的。他手上戴的那块黑色机械表是两年前儿子的一份心意，花了两三千块钱，老人后来自己又去换过一次表带。
出门前，老人把家里钥匙拴在绳子上，再系在腰间，腰带是二三百块钱买的，牌子可能是花花公子或者红蜻蜓。老人体谅儿子时间紧，自己冲了袋速食粉，加了麦芽精当作早餐。
两人在西山公园分离。10点左右，周小波在开会时接到姐姐的电话，告知其父亲的电话打不通了，他没觉出异常，推测父亲应该看完菊花展就会自己坐公交回家。
到了11点多，听到大巴坠桥的消息，他也没想到会跟父亲有关，第一反应是前去救援，跟领导请了假，回家换了身衣服就往现场赶。
下午2点多，现场救援的声呐和机器人正在定位，姐姐又打来电话，他忙得没顾上接，等回过去，才知道，警方调出老年卡使用记录，父亲就在那趟出事的22路车上。“那之前我就判断老爸不测了，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事情的确有一些悲痛，但是没办法。车上有很多人，大家心情都一样。做救援工作，我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是要把救援做好。”事后他对媒体说起那时的心情。
下午5点，他被警方叫去收集DNA信息。到了10月30日，7具遇难者遗体被捞出后，他再次接到电话，询问父亲的体貌特征和所穿衣物，他说出了那块黑色的机械表。
10月31日下午，他再次接到通知：父亲的遗体找到了。
父亲曾支持他加入救援队
“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周小波说。
这种影响可能最直接的体现是职业上的。父亲退休前，在村小任教，在当地受人尊敬。据媒体报道，有临近村子的孩子带饭菜来求学，中午父亲会把学生们领回家，帮他们把冷掉的饭菜加热。
1998年，从部队退伍后的周小波，也随父亲成为了一名教师，2005年，他调入汶罗小学任体育老师。
品行上的影响或许是潜移默化的。“他最怕我染上不良的习惯，不让我打牌和抽烟。”父亲当教师时，虽然每月只领几元钱的工资，但并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常常包揽学校的绿化工作，做完也不收一分钱。2015年，周小波投身公益，加入蓝天救援队，这一决定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他会替我照顾家里的一切”。
而这份支持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对儿子安全的担忧。
救援工作常常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周小波记得，有次晚上去水塘打捞一个溺水的老人，几个参与的女队员回来之后害怕得睡不着觉。
真正惊险的一次是九寨沟地震的那次跨省救援，那次周小波和其他一些队友为了尽早进入熊猫海搜救，头天晚上待在一处没有信号的地方。手机打不通，跟外界失去联系，父母反复拨着儿子的号码，到了第二天才接通。周小波后来还跟妻子开玩笑说，爸爸妈妈那么担心，怎么你就不怕。
“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在释放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同时，我们也在感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善意。”周小波结束了此次万州坠桥公交的救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他对这份工作充满了热情，如今，给予这份热情以支持的父亲，将长眠于这座江城。
事故发生后的第四天，长江二桥的交通管制还未解除。相比新闻，出行的不便对于普通的万州市民来说是更实际的问题。早晚高峰时段，在江北和江南岸的码头，人们排着长队等待着轮渡。也有不少人选择绕到南边的万县长江大桥过江，这里遭遇了比平时更严重的拥堵。当地司机告诉北青报记者，等未来三桥开通后，交通的压力或许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北青报记者沿着南岸堤坝行走，看到江面上漂浮着铁桶、泡沫塑料、木板等各类杂物。有人在近水的地方洗衣服，也有中年人带着小孙女来这里玩水。南滨大道上，有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旅游节搭建场地，占用的路段车辆只能绕行。
而在江北岸，周小波父亲曾经散步的音乐广场，前来围观的群众已经在逐渐散去。
本组文/本报记者 张帆 熊颖琦 实习生 张夕
摄影/本报记者 张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