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病理科医生:争分夺秒“战斗”的医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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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病理科医生:争分夺秒“战斗”的医院“法官”

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医生正在取材。 张诗雨 摄

中新网杭州8月4日电 题:走进病理科医生:争分夺秒“战斗”的医院“法官”

作者:张煜欢 张诗雨 吴欣荃

如果患者身上长了一个肿块,究竟是不是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之后该怎么治疗?这些问题,都将由病理科医生来回答。

相较于外科、内科、儿科等科室,医院的病理科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显得有些神秘。在那里,没有进进出出的病人、或喜或悲的家属、也没有机械的叫号提示,只有冰凉的医疗器械、琐碎的信息核对和一阵又一阵福尔马林的刺鼻气味。

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管技师戴炜力正在完成冰冻制片。 张诗雨 摄

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管技师戴炜力正在完成冰冻制片。 张诗雨 摄

在那里,有一群以取材刀、切片机、显微镜为“武器”的病理医生,在疾病这场“战役”里,争分夺秒地为患者默默战斗着。

“医生的医生”一年看31万张玻片

早上7点半,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科主任孙文勇准时出现在病理诊断室里,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一台显微镜,一台电脑,一间不大的房间,看似寻常的小诊室却是病理科所有工作的最后一道关卡。

冰冻切片阅片——病理科难度最大的一项工作。目前浙江省肿瘤医院可以胜任该工作的医师屈指可数,孙文勇就是其中之一。

9时,一位五十多岁的患者正躺在手术室的病床上,由于左乳外侧有一个结节,该病患被初步诊断为疑似乳腺癌。在切取了病灶部位的组织块后,主刀医师俞洋嘱托将标记好的标本送到病理科做冰冻切片。“大概半个小时,就会出病理结果。冰冻切片的优势就是速度。”俞洋介绍。

经过标本信息核对、取材、冰冻制片、染色,当病患的病灶部位组织被制成玻片送到病理诊断室时,还不到半个小时。孙文勇熟练地把玻片放到显微镜下观察,35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在一分钟内就报出了一连串诊断结果。紧接着,身旁的助手将信息输入电脑,下一秒,手术室内的俞洋收到了上传的病理报告,开始着手下一步治疗方案。

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科主任 孙文勇正在阅片。 张诗雨 摄

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任医师、科主任 孙文勇正在阅片。 张诗雨 摄

“因为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都要遵循病理医生的诊断结果。所以也有人说我们病理医生是‘医生的医生’。”孙文勇想了想,又纠正道,“其实我们的角色更像医院里的‘法官’。病理诊断的结果决定了病人的病情以及后续治疗,有些‘一锤定音’的意思。”

说话间,不断有制好的玻片被送进病理诊断室等待孙文勇阅片。主治医师郑林峰入行已有十余年,“这么多年了,还是会有拿不准的片子要请孙主任来帮忙看一看。”从早上7点半开始到晚上最后一台手术结束,一天时间里孙文勇就在这间不大的诊断室里看了近百张冰冻切片。去年一年,病理科的全体诊断医生看了近31万张的常规病理玻片。

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治医师尹文娟正在取材。 张诗雨 摄

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主治医师尹文娟正在取材。 张诗雨 摄

压力与动力并存 活到老学到老

作为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的“主心骨”,孙文勇还承担着一些院内外病理会诊的工作。他说,“别人拿不准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帮帮忙,毕竟是关乎生命的事。所以干这一行责任重,压力也挺大的,生怕出错。”

虽然平时工作压力大,但回忆起病人因为自己的病理诊断而免去了不必要的手术之苦时,孙文勇显得很有成就感。

几年前,一位刚刚生产完的妇女从安徽专门赶到浙江省肿瘤医院,想让该院的医生为自己再检查一次。“她在老家医院剖腹产时,医生发现她腹膜外面有肿块一样的东西,诊断是癌。患者刚刚当上妈妈,听到这个消息该有多绝望。”孙文勇回忆,“后来我们为她进行了二次检查,确诊所谓的‘肿块’实际是患者怀孕期间应激的一种反应,并不是癌症,于是皆大欢喜。”

每一次的精准病理诊断都给孙文勇带来继续前进的动力。显微镜旁,一本《诊断病理学杂志》被堆成“小山”的玻片压着。孙文勇笑道,“今天本来准备空闲时翻一翻的,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打开。”

成为病理医生后,孙文勇没有停止学习的步伐。1988年,他成为浙江省肿瘤医院第一位赴日学术交流的病理医生。在他眼里,病理医生就相当于全科医生,要具备各种复杂的学科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病理学领域的知识在不断发展进步着,我们也要活到老,学到老。”孙文勇说。

病理人才短缺 分子病理与人工智能并行

如今,国内越来越多的优秀医学生首选临床科室,很多医院的病理科都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缺口。孙文勇意识到了这一点,显得着急又无奈。“国内的一些医院对于病理科重视不足,缺乏投入,致使病理医生少,硬件设施也很差,很难保证精准的病理诊断。”

“我们要认识到,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硬件条件,国内的病理科和国际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作为浙江省肿瘤医院病理科学科带头人,孙文勇有着自己的感悟和预判。他表示,人工智能是未来国内病理学发展的方向之一,但仍有一段很长的道路要走。近年来,国内分子病理诊断也在不断加强,“我们院的东区已建成分子病理实验室。”

孙文勇补充道,“病理医生还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就是尸检。患者死亡后不能直接简单地宣布,要用病理分析诊断出死亡原因,作出详细的病理报告,这样才能推动医学的不断进步。”

“孙主任,麻烦这个片子看一下。”狭小的病理诊断室里,孙文勇正快速精准地对病变组织细胞形态的变化作出判断。他的个子很高,因此在操作显微镜时,不得不佝着背,弯着腰。这样的状态,往往一保持就是一天。而这,正是孙文勇和所有病理医生每日的常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