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中村里的“寻子店”:父母盼孩子长大后找回来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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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智勇夫妇在深圳城中村中开了一家“寻子店”。新京报记者 罗芊 摄

深圳城中村里的“寻子店”

打工夫妇寻子16年,在孩子失踪地点开“寻子店”,希望孩子长大了,能想起这个地方,一回来就能找到他们

深圳“草埔·寻子店”,是闫智勇夫妇等待孩子的原点。

这是一个不足12平米的小卖部,货物拥挤,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2002年,他们的孩子闫乙人在这里失踪,音讯全无,他们去过广州、四川、河北等地寻找,希望一一落空。

闫智勇想着,孩子丢的时候已经四岁多了,他在草埔生活过一年多,会有印象,“我要守在这里,等他长大了,想起草埔这个地方,一回来就能找到我”。

为了等这个孩子,闫智勇放弃了朋友回家创业的邀约,带着对其他孩子的歉疚,蜗居在深圳城中村里。

16年过去,隔壁的餐饮店老板换了几茬,街口的理发店变成了小超市再变成皮鞋店,闫智勇夫妇依然在等待。

孩子刚丢的时候,闫智勇的计划是,等到孩子20岁,就不等了。如今,孩子真的20岁了,他又舍不下,“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自己也还能动,要不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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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乙人的一双小皮鞋。新京报记者 罗芊 摄

“半个小时工夫,孩子丢了”

见记者的前一晚,母亲冯梅把家里所有和闫乙人有关的东西都找了出来——领口发黄的白T恤、还没来得及穿的小皮鞋、因为放大很多倍像素变得模糊的照片,整齐码好,扎在一个塑料袋里。

她熟练地点开电脑里一个名叫“闫乙人”的文件夹,展示孩子的照片以及寻人启事,看照片时,电脑显示器有些脏,屏幕里孩子小小的脸变得不那么白净,冯梅扬起手擦了又擦。

擦着擦着,眼眶倏地红了。

儿子丢的时候,她和丈夫来深圳打拼不久,刚借了钱开了一家打印店,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盼着日子好起来。

她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到儿子,是2002年1月22日下午五点半左右,丈夫在装二手玻璃门,她准备上楼冲凉,看见儿子蹲在门口玩沙子,冲他喊了一声,“别玩了,早点回来吃饭”,孩子还应了一句“好”。

没想到,就半个小时的工夫,孩子丢了。

晚饭时分,冯梅没见到孩子,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笼罩着她,头皮很痛,“像要爆了一样”,赶忙发动全家开始找孩子。

通过目击者的讲述,她大致拼凑出了儿子失踪前的行动轨迹——放学后,四岁的闫乙人问爸爸要了一元钱,在发廊街中小店买了两根雪糕,并把其中一根送给了同学黄育华,两人遇到幼儿园老师,闫乙人还很高兴地告诉老师,“我请同学吃雪糕”。

之后,他跟着一群孩子去了黄育华家楼顶玩,冯梅的朋友温秀清看到闫乙人,问他,“你爸爸知道你在这里玩吗”,孩子撒谎了,点了点头。

村里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孩子的人,是学校门口一位店老板,他认识闫乙人,清楚地记得,在傍晚6点钟左右,闫乙人跟一个穿着比华利小学校服男生一起走了。

至于这个男生是谁,他不知道,也没看清楚,线索就这么断了。

夜里九点,闫智勇去派出所报案,民警回复,失踪时间不超过24小时,不予立案。

他不甘心,自己找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接到一个四川口音的电话,对方说,昨天晚上在华润超市与草埔市场的路边,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一直在叫“妈妈”,说完便挂断了。

此后,闫家人再没收到闫乙人在草埔的消息。

希望一一落空

孩子刚丢时,闫智勇和所有寻子路上的父亲一样,疯了似的找孩子。

贴寻人启事、登报,听到消息便赶过去,广州、四川、河北,只要消息靠谱,他都会亲自跑一趟。

这么多年,他感觉最轻松的时候,就是在找儿子的路上,列车缓缓开动,脑海里反复咂摸着那几句,“这个保准是你孩子”,像做了一场梦。可到站了,梦醒了,满怀希望却落空的感觉,是最绝望的。

他曾不止一次遇到过骗子。

最远的一次,有人打来电话,说石家庄有人抱养了一个男孩,双手是断掌,右耳后面有一块烫伤的疤痕,说话是南方口音,只要去石家庄,便带他去见孩子。

对方说得太详细了,一定是真见过儿子。闫智勇高兴坏了,拉上冯梅赶往石家庄,由于太激动,手机忘在了出租车上。

等他们到了石家庄之后,对方却迟迟不露面,一直问他们,住在哪家酒店,闫智勇提出,想听听孩子的声音,对方支支吾吾绕圈子,最后撂下一句,“给我账号里打一万块钱”。

他清楚,这个人多半是骗子,“如果真有这么个孩子,能见一见他,听一下声音,给五万十万我都是愿意的”。

这些年,闫智勇也有过几次充满希望的时刻。

一次是2003年,闫乙人丢失后不到一年时间,深圳市草埔、布心、清水河、龙岗一带,有十多个孩子相继被拐卖。这些孩子和闫乙人一样,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父母亲忙于生计,孩子在市场、超市门口等人流密集处被人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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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留存的闫乙人的照片,母亲说,这是个调皮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那一年,深圳成立“9·09”深圳草埔特大儿童拐卖案专案组,2003年10月20日,案子告破,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频繁在草埔、泥岗一带作案,利用一个8岁儿童引诱街边孩子回家,然后带着被拐孩子乘坐长途客车前往潮阳或揭阳。一个孩子从拐带到出手卖掉,历时3天不到。

这次打拐行动,前后解救了18名被拐儿童,遗憾的是,里面没有闫乙人。

闫智勇有些想不通,相近的时间、相近的地点、相似的作案手法,为什么别人的孩子能找回来,自己的孩子却找不到呢?

另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是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家重视打拐案,罗湖区打拐办专案组的梁警官为闫乙人的案子重新立案,并提取了闫智勇夫妇的DNA入库。

闫智勇寄希望于“高科技”,巴望着,现在科技发达了,孩子如果有一天也提取了DNA,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希望一一落空,他想不到别的法子,唯一能做的,是不离开,守在原地。

“孩子是四岁多才丢的,和两三岁的小孩不一样,会有记忆”。

他常常想起小时候自己教乙人,如果走丢了,就站在原地,爸爸妈妈会回来找你,现在反过来了,自己守在原地,等着孩子回来找自己。

寻子店

闫智勇守在原地的方式,是开一家小卖部。

起初,他只是默默等在原地,边开店,边找孩子,2009年,他在网上看到有人把寻子海报挂在店门口,专门定做了一块大红招牌挂在店头,取名为“寻子店”。

他在招牌上写了一封信,开头是,“尊敬的各级政府领导、社会各界朋友,您们好”,结尾是,“重金酬谢”。

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能看到闫乙人的信息——男,4岁,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1米左右,圆脸,单眼皮,右耳后有一个烫伤的疤痕,双手是断掌。失踪时穿灰色上衣,咖啡色带白色条的长裤,脚穿运动鞋。

由于城市改造,如今的寻子店换成了绿色招牌,名字就叫“草埔·寻子店”,招牌左边贴着一张闫乙人的证件照,分外显眼。

为了留在草埔,闫智勇拒绝了四川老家朋友的邀约,不回去做生意。他会打印、做洗洁精等手艺,老乡劝他,“回家合伙开店,还能照看娃儿”,他摆摆手,固执地守在深圳。

店面狭小,只有12平米,闫智勇夫妇夜里睡在二楼隔板上,洗澡上厕所在楼梯间底下的小角落解决,厕所门口支一张桌子放两个锅,便是厨房。

他们每月支付房租3000元,刨除成本,每年能赚5万元左右,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生计。

小卖部靠近学校,放学铃声响起,店里挤满了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挥舞着零钱涌向冯梅。

有时候,来买东西的小学生会好奇地询问,“他现在还是4岁吗?”刮大风时,还有孩子提醒,“阿姨,这个弟弟的脸皱起来了”。

冯梅说,开这个店,一方面是为了找孩子,另一方面也希望提醒其他孩子,一辈子都记住这个店名,提醒接送孩子的父母,看好孩子,不要发生像自己家这样的悲剧。

街道办的管理人员因为心疼他们夫妇,多年来都没有收取这家寻子店的物业管理费。常常有人进来买东西,问起孩子的事情,陪着她掉眼泪。

16年来,这家“寻子店”,就像一枚图钉,牢牢地扎在了草埔的地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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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乙人失踪前和父母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都成了留守儿童

照片上这个丢失的孩子,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

闫乙人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爷爷上哪儿都背着他,种菜担水都不放下。孩子丢了之后,全家人都瞒着老爷子,怕他接受不了,半年后,还是没瞒住,老人家一病不起。

孩子失踪7年后的2009年,闫爷爷含恨离世,享年60岁,闫智勇说,父亲一直到入土,都没有闭上眼睛。

冯梅也走不出来,从2002年开始,往后8年,她没有回过四川老家,不想回去,觉得孩子丢了,找不回来,自己很失败。

直到现在,她每次提起孩子的事,都会反复复盘种种细节,做出诸多假设,所有假设都指向同一个结局,孩子没丢——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生完孩子我就回四川去,这样孩子就不会丢了”;

“孩子本来跟着爷爷奶奶在四川老家生活,接他来深圳那天,一块铁皮灰落到了眼睛里,那时候我就不应该接他过来”;

“或者咬咬牙把我大女儿也一起接过来,多借点钱养着,两个小孩有伴,也可能不会丢”;

她甚至开始相信“命”,孩子丢的那天,自己开的打印店正在安装新的玻璃门,后来听人说,那天不宜动土,她问,“是不是不装那个玻璃门,孩子就不会丢了”。

孩子失踪头几年,她怀过孩子,都拿掉了,总觉得孩子还会回来,再等一等。

2006年往后,为了让老人家高兴,她冒着高龄产妇的风险,再生了三个孩子,她习惯性地称呼后来那三个小的,“老三”、“老四”、“老五”,并告诉他们,你们有一个哥哥,至今没有回家。

闫家的大女儿闫娇,弟弟丢的那年,她6岁不到,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从那时起,自己在放学后半小时内必须到家,一直到初高中,出去和同学玩的时间都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谈到童年,她几乎没有太多记忆,除了小学一二年级和爸爸妈妈过了一个年之后,再有印象过春节已经是高中之后的事了,一年又一年,就习惯了,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

小时候,她不理解父母,为什么一直不回来?

后来长大了,她渐渐明白父母的苦衷——因为已经丢了一个孩子,他们不敢把孩子带去深圳抚养,因为要等待那个丢失的孩子,他们又不忍离开深圳。

就这样,闫家的4个孩子,都成了留守儿童。

由于内心亏欠,闫智勇待孩子们极好,他给每个孩子都买了好几份保险,从不打骂孩子,每次回家,孩子要什么便买什么,再忙都会抽时间,陪他们去游乐场。

看着新生的小孩,他很开心,但每次陪娃娃,看着他们和哥哥相似的脸型,心里面都会想,乙人现在过得好不好,他如果在的话,应该很高了。

今年七月,闫娇就要大学毕业了,她放弃了成都的银行工作,考上了家里县城的公务员,父母缺席了她的童年,她想,那就让自己这个姐姐,回家多陪陪弟弟妹妹。

她还记得,有一次,家里下大雨,她和弟弟手拉手走路回家,自己摔跤了,掉进了家门口的小水沟里,三岁不到的弟弟拉着自己的手,走在前面,一路把自己领回家。

“我这一生肯定是放不下来的”

这两年,闫智勇有些灰心,感觉孩子的事情像一粒沙丢进海里,回音越来越微弱。

他现在很少接到关于孩子的电话,会自嘲,连骗子都不找我了。去年冬天,上海有家电视台来采访了寻子店的故事,最后不知为何,也没有报道。

他看到倪萍主持的《等着我》节目,里面好多孩子都被找回来了,边看边流泪,填写多次申请,也尝试打节目组电话,总是占线,他问记者,“是不是要孩子找得有点眉目了,我们才能上电视”。

很多人问过闫智勇,要在草埔等到什么时候?

孩子刚丢的时候,他的计划是,等到孩子20岁,就不等了。娃儿20岁了,该记起来的东西都记起来了,会找过来的话也找过来了。

去年,真到孩子20岁了,他又舍不下,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自己也还能动,要不再等等,等到孩子30岁,自己也奔60了,再做打算。

“我这一生肯定是放不下来的,永远都挂在心里面,让他的弟弟妹妹姐姐都不要放弃。”

这些年来,冯梅常常梦到闫乙人,第一次梦到他,小小的,摇摇晃晃走过来,说要找外公。

最近一次梦到他,他好像要结婚了,问,“妈妈,我什么时候过生日”。

冯梅说,她想看看孩子,看看他过得好不好,远远地看一下就可以了,回不回来都尊重他的选择。

采访结束时,这位母亲列了一些可能会唤起孩子记忆的细节,她请求记者,帮她把这些话带出去——

闫乙人,你小时候在四川老家,爷爷最疼你,去哪里都背着你,常常带你上街给你买你最爱吃的“三角粑”,三角形的,油亮亮、金黄色,吃起来有稻谷的香味。

你小时候晚上睡得晚,早上总起不来,在深圳上幼儿园时,老师每天早上会到家里接你,把你喊醒,帮你穿衣服。

你小时候很聪明,爸爸只告诉了你一次电脑密码,你就记住了,会偷偷开电脑玩“扫雷”,家里电脑密码一直没变过,是“722190”。

新京报记者 罗芊 深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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