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大院里的嘻哈歌手
“最近《中国有嘻哈》特别火，下面上场的这个人……”主持人顿了顿，“他也看过!”
9月24日，郝雨在机关单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不大的舞台被笑声淹没。一位中年男人疾步走上台。他短发，戴一副近视眼镜，身材略微发福，穿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和电视上那些戴鸭舌帽和墨镜的嘻哈歌手完全不同。
他叫郝雨。2003年，他因网络歌曲《大学生自习室》为人所知，是红极一时的说唱歌手。
十四年过去，郝雨从大学校园走进了机关大院，也从嘻哈少年变成了中年大叔。白天，他是身着衬衫西裤的公务员;暮色四合时，换上休闲装，走进三里屯、东直门一带的酒吧里，变成一名脱口秀演员。
他今年36岁，和所有使用保温杯的中年男人一样，房子、车子、孩子组成的生活漩涡让他团团转。只有站在台上的此刻，他能获得片刻喘息。
“过了气的拳击手”
站上台半分钟后，郝雨一本正经地问：“真的有人以前听过《大学生自习室》?举个手，让我感受一下。”
举手的人不少。郝雨扫了一眼，“都把手撂下吧，不要累到我的歌迷。”台下，笑声四溅开来。
这是一个周四夜晚。三里屯一家不大的酒吧里，一百多位观众聚在一起，看包括郝雨在内的6名脱口秀演员的拼盘演出。碰上周末，这里要变成一个沙丁鱼罐头。
“大家知道北京地铁高峰的状态吧，车一到站，门儿一开，人还没上，先掉下来四个……那天我挤在车里头，感觉后面有人捅咕我。回头一看，一老大姐，拿个自拍杆‘哎哎小胖子，你往右边挪一下，那个师傅，你和小胖子一起往右边挪一下，这个女同志，不要玩手机了，你去取代那个师傅的位置，那老头，来来，你来填补这个女孩的空白，那个老太婆你不要动啊，这个空要留给我，我是要从这下车哒!’”郝雨转换语调，接着说，“大姐，你……华容道玩得非常好啊!”
“坐公交时，售票大姐也玩得好，她们玩俄罗斯方块。”他顿了顿，模仿售票员大姐：“来前门上车前门上车，你这大包塞这儿，大爷那有空座，赶紧坐着，别堵那儿，小伙子你别横着，你顺过来顺过来，贴着右边一直往里走，对，往里走，后门下车后门下车，来来来，下车排好队，得嘞，又消一行!”
现场被笑声和欢呼声包围。这些段子都来自郝雨坐地铁、挤公交的真实经历。他把生活中刺痛自己的东西，编成段子，笑着讲出来。台上的十来分钟，成了他生活痛感的出口。
每天早上，他6点钟起床，6点半出门。从小区门口坐24路公交车，和上班族、外来务工人员、外地游客前胸贴后背站三站，再挤进地铁2号线，被挤成“一张相片”后，在8点前到达前门附近的单位。
“下周工作安排下发了吗?”“海报修改方案再报领导确认一下。”“这个片子的字幕还有问题，还要再改一下。”“有本书不错，买给大家，集中开个读书会，把大家的发言整理成文报送”……
一个普通的上午过去了。作为一名机关单位里的公务员，郝雨的工作内容很琐碎，“各种任务和事务性工作”。他有时在微博上感慨，要是公务员生活是人民群众说的那样轻松就好了。
今年是他做公务员的第10年。朋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渴望自由的嘻哈歌手，却安安稳稳做一份工作，而且一做就是这么多年。
去年，郝雨给儿子买学区房后又背上了房贷;爱上脱口秀后，唱歌几乎被放弃了。他把这种感觉写进歌里：“我的歌迷问我什么时候复出，我的妈问我什么时候提副处……”
一天夜里，郝雨刚把孩子哄睡，准备去冰箱拿啤酒，不小心碰掉了装唱片的盒子。这些珍藏的说唱唱片触动了回忆。他抬起头，镜中的自己头发稀疏、腹部隆起。
忽然，他又看到，镜子里的人摆出一个拿起麦克风rap的姿势：“麦克风闲太久/已经生锈/我低着头坦白/没有保留/这有一个过了气的拳击手/只有死在场上才能退休……”
嘻哈少年
镜中的中年，曾是少年。
在2000年的哈尔滨工程大学校园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穿着肥大帽衫、牛仔裤、旅游鞋的男孩。他戴着耳机，听着“哟哟哟”的嘻哈乐招摇过市。
李明对大学同学郝雨的印象长久停留在一个场景里：在晚上的宿舍走廊里，一个小胖子在练习街舞。练习倒立时，他140斤的体重全部集中在几根手指上，有同学路过调侃，“你这么胖还练这个”。
郝雨学的是测控技术与精密仪器专业。这是父母决定的。他们希望他以后从事技术工作。但他不喜欢。上自习时，别人看《模拟电路》，他看《斯巴达克斯》。他爱苏格拉底、叔本华和黑格尔。笛卡尔的名句被他抄在日记本扉页上，他认同“思考是我们唯一的尊严”。
他成绩平平。大学同学滕伟回忆，当年他们都是“不学习圈”的。
人生前19年被压抑的天性大概在这个时期爆发了。郝雨坦承，在大学阶段，有了更多独处的时间，常常和自己对话，开始逐渐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而初中起就接触的rap传达出的反叛精神，让他着迷。
他把自己定位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有批判性，有自我嘲讽和怀疑精神。他很多歌都在写大学生的生活状态，多半是自我嘲讽。
没课的下午，他跑回家，卧室就是他的studio——一台奔腾2处理器的电脑，一块一百块钱的声卡，一个八块钱的简易麦克风，网上下载一个声音剪辑软件，他是歌手。
看不惯同学们刷夜打游戏、寝室脏得像动物园、厕所漏水、暖气不热，他把对学校的不满都写进歌里，取名《我的大学》。成品拷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内部欣赏”。同学们纷纷称赞“正中痛点”。
一天，辅导员找到自动化学院团委副书记郝雨，“听说学校有个同学做了一首歌讽刺大学生活，查一下谁写的。”
郝雨心里嘀咕，自己查自己，太扯了。这事儿当然没了后文。
后来，郝雨接连“内部发行”了快20首歌。《大学生自习室》是其中一首。
一夜成名。
那是2003年，网民数量只有7950万人，拨号上网还是人们上网的主要方式。淘宝网才建立，和网络带宽匹配的flash刚刚走红，人们还在使用文曲星，mp3还很时髦。彩屏手机刚刚面世，四十和弦的铃声已经很先进。
“当时的娱乐资讯没有今天发达，网络条件也差，大伙用电话线上网聊个天、下载个flash就很不错了，一个东西稍微有点创意，就很容易传播开来。哪像现在的网络，每天各种信息目不暇接。上了头条也很快会被新的信息淹没。”郝雨后来分析，《大学生自习室》的走红得益于当年文化环境的特殊性。
有媒体统计，在4个月的时间里，《大学生自习室》的欣赏人数突破120万。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互联网历年人气最旺的作品”。
走红后，郝雨跟媒体说，他和网络歌手不一样，他希望能做一个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人，而不是娱乐大众的人。
9月16日，郝雨在三里屯附近的休闲吧表演脱口秀。新京报记者 彭子洋 摄
抉择
2003年哈尔滨夏天的一个夜晚，郝雨第一次站在父母面前，拿出唱片公司的合约，说他不能按照父母对他的规划继续考研了，他想搞音乐。
这是个传统的东北家庭。母亲在哈尔滨五金公司上班，父亲是东北一家国营工厂的领导干部，他们希望孩子能做务实的技术性工作。
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做音乐有风险，是不务正业、没有正形。他们举例，“邻居那个玩音乐的孩子，不就是在婚礼上给人伴奏?”
第二天，父母在当地教育机构找了一位心理导师和郝雨谈话。导师说，你不要想着做音乐了，这是青春期浮躁症。
郝雨有点迟疑，跑去对面宿舍问同学们的意见。大家的意见是，如果他去当歌手，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如果考上了研究生，他就是搞导航的人中最会说唱的。
滕伟记得，郝雨离开他们宿舍时，嘴里反复念叨“也对也对”。
也是一个夜晚，郝雨推开卧室窗户，对着无尽暗夜大吼一声。从此放弃。他说，他和所有生活在东北的人一样，服从父辈，骨子里保守，不敢冒险。他是生活环境的产物，还没学会和父母对抗。
“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命运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哪怕你想向着那个方向努力，但不一定有这个机会。”郝雨感到，彼时那种喊出“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少年意气，在瓦解。
几个月后，姜昆找到郝雨，希望和他一起创作一个相声和rap结合的新节目上春晚。郝雨暂停了考研，折腾几个月，春晚也没上成。
生活轰轰烈烈出轨，又平平静静回到原来的轨道——考研。这一次，郝雨租住在北京的闹市区，备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做姜昆的学生。
所有人都觉得他会走上艺术道路。毕业那年，郝雨却出人意料地报考了公务员。
就在当年，他还写了一首歌，“白领 公务员 暴发户/你我这些趋炎附势的家伙/因为软弱所以你恨着/因为懒惰所以我混着……”
室友郭振东问他，你什么情况，太世俗了吧。
这哪是他认识的那个郝雨。听不惯老师的官话，郝雨会借机调侃，“就像把皇帝的新装扯下来的那个小孩”;卧谈时，郝雨信誓旦旦说年轻知识分子要去作为，以天下为己任。
“留北京是不是先得有北京户口?”这是郝雨的解释。选择公务员，不过是他向物质世界和现实生活的一次妥协。
他也知道，当年选择考研就已经决定了他以后不会再做一名嘻哈歌手，他将会和所有普通人一样走一条中规中矩的道路，结婚、生子，度过平凡的一生。
2008年夏天，领完毕业证，几位好友相约喝酒。
酒桌上，郝雨说，他是液体，没有形状，倒在罐子里就是罐子的形状，永远都会顺应和适应，但本质不变。
郭振东开始理解郝雨身上的矛盾。他能一边做学生干部，一边自我嘲讽;一边爱着崇尚自由的嘻哈，一边拥抱现实。
“他在规则里生存，又在其他层面寻求表达。当现实和个人的无力感结合在一起，他其实在用嘲讽表达无助。”郭振东说。
“这就是生活?”
毕业后，郝雨脱掉肥大的帽衫，摘下耳机，换上衬衫西裤，走进北沙滩1号院，成了中国文联的一名干部。主要工作内容是为艺术家服务。
外出演出，他负责协调、服务。“XX老师，您起床了吗，咱们可以吃早饭啦。我在一楼电梯口等您。啊，您不想下来吃了?那行，我把饭给您送上去吧。”
他常常要周旋于艺术家、经纪人和领导之间，晚上回到家，写完简报，除了睡觉，他什么也不想做。
在活动现场，当他看到艺术家们的同一首歌唱了十遍，同一个段子讲到第六遍时，郝雨开始问自己：“这就是生活?”脑子里的另一个声音在告诉他：“你这是浪费生命。”
当年走红时，他去北航演出，歌手张杰就住在他隔壁。演出结束，大伙一起喝酒，他俩拿着新款的彩屏手机合影，分别时还说“苟富贵勿相忘”。那会儿在东北小场子里演出，大鹏常和他同台。
“人家都还记得我吗?”
刚工作那几年，是他最痛苦的一段时间，rap已经不能诠释他对世界的理解。离开了校园，他失去了创作土壤。“用校园情怀唱江湖故事”的时代已经过了。
那个一夜成名的时代也过去了。和他同时走红的香香、杨臣刚已经慢慢被人们遗忘，人们喜欢上了周杰伦、陈奕迅、王力宏，买他们的磁带、CD，人们看高清视频，不再留恋flash动画，也忘了有个嘻哈歌手叫郝雨。
有一年圣诞节，郝雨受邀参加一档脱口秀节目，演唱了他的新作：“这胖子谁啊/who are you/一个说唱歌手/we don't know/大学自习室/oh that's too old/有人说 大叔我劝你快走/你的数来宝在这会出丑/吴亦凡xo 不是酒/这个舞台早就属于小鲜肉……”
看到当天的新闻标题，郝雨苦笑——“80后大叔挑战EXO!”
2011年5月21日，郝雨30岁生日，他在外地出差。
凌晨两点半，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发了一条微博：“在周末出差半夜加班抽空上厕所之余，望着镜子回顾这些年的生活，发觉自己的确在不经意间学会了诸多年轻时不擅长的事儿——比如，长时间的叹息和经常性的苦笑。”
“无可奈何”
“感谢听过我歌的中老年朋友!大周末的放弃和子女团聚的时间来看我演出……”站在脱口秀舞台上的郝雨说。
十四年过去了，那些听过《大学生自习室》的年轻人大都变成了沉默的中年人。当年和郝雨一起出歌的嘻哈歌手费尼克斯也早就离开嘻哈圈，做了两个孩子的父亲，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2013年，郝雨工作调动，从文联到了另一机关单位;一年后，他也当上了父亲。
去年，他和妻子谋划着给孩子买学区房——他们要卖掉现在的房子，付完首付，再贷款两百多万。每个月七千块的工资和上万元房贷之间的鸿沟，让他不得不再次向物质世界投降。
最缺钱的时候，他忍痛卖掉了以前最爱的原版日漫、玩具和珍藏的演唱会门票。拿到这一万多块钱时，那种感觉，和他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买下心爱之物的心情一样美妙。
“我甚至都想过一个段子：大风吹来，垃圾桶倒了，纸片散落一地，你上去踩一踩，会不会发现里面有钱?或者，有一张刚刮开还没充值就被风吹走的电话卡?许它不是，不许咱不踩。”
他学会了把困顿埋在心里，甚至很少和妻子提起。
在单位里，他始终是那个乐呵呵、逢人就打招呼、叫得上从保安大哥到食堂大叔所有人名字的郝老师。同事王刚(化名)记得，有时候，郝雨会突然对着埋头做事的同事们说，“来来来，我给大家讲个段子。”
同事们都知道他是当年的嘻哈歌手，现在常在单位表演节目的文艺青年。
听到他下班后表演脱口秀的消息，王刚惊讶了几秒钟，又觉得没什么奇怪，“我们这儿埋伏了一个巨星。他要出道，也没其他明星什么事儿啦。”
郝雨很喜欢一部电影，叫《摔角手》。主人公兰迪是著名的摔角手，曾有过属于他的时代。后来因为身体原因，他决定退出摔角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享受家庭生活。二十年后，有人组织一场经典重赛，为了找回昔日荣光，他重返战场，最终死在了擂台上。
他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以前他想通过说唱表达自己，沉默多年后，又选择用脱口秀的方式回到舞台，把痛感变成了段子。只是，心境全然不同了。
“年轻时，我心里充满希望，脑子里充满欲望，觉得天下一切都可以用rap来表达，天天想着一言兴邦。进入社会以后，我才懂得外部世界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每个人都值得被原谅和理解。每一种变革都来自日拱一卒，循序渐进。”
36岁的郝雨，变得现实、无奈，但也懂得了知足、恐惧、感恩和原谅。
今年起，他以一周一两次的频率走上脱口秀舞台。这是他对抗中年危机的方式——把白天隐藏起来的自我释放，也能“为儿子多挣几本图书钱”。
几个相熟的脱口秀演员已经做起了专场，一个主题叫“庸人俗事”，另一个叫“哎呀，算了”。
郝雨从中看到了人生的底色。他说，大家都是在生活中伤痕累累，才写出了让观众捧腹的段子。他都想好了，以后他办专场，主题就叫“无可奈何”。
一个周六，郝雨走出酒吧时，已经过了零点。凌晨的三里屯，依旧灯火通明。抬起头，被工业文明遮蔽的星光，肉眼无法抵达，可它一直都在。
A12-A13/采写 新京报记者张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