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红军遗骸“骨语者”:人骨鉴定就是与生命对话

新京报

“骨语者”李法军:鉴骨是与生命对话

红色的桌布上,大大小小的人体骨骼码放整齐,一名戴眼镜、身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左手托起一片头盖骨,仔细端详着。

李法军正在进行骨骼鉴定工作。受访者供图

这是广西灌阳县酒海井红军遗骸打捞现场,中年男子名叫李法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他所从事的研究,是通过散落的、几乎已成碎片的遗骸,解读背后的身份信息和生前遭遇。

人骨鉴定是一门小众学科,“骨语者”李法军也常显得神秘——有时,他会在实验室里,与一堆人骨待上一整天。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李法军表示,人骨鉴定是一项充满“仪式感”的研究,对于人骨,自己始终心怀敬畏。

“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

新京报:你是如何参与到红军遗骸打捞工作中的?

李法军:了解到这件事,是通过相关的新闻报道,大概是9月13日。那时就想,如果能够参与到其中,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本次参与打捞研究的广西文物研究所研究员李珍,是我的同校系友,两天之后就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参与鉴定。随后,我带着4名研究生就到广西的现场去了。

新京报:动身之前有做什么准备?

李法军:因为是电话沟通,所以我简要了解了一些情况,比如井下情况的相关数据,收集了一些资料作为参照。此外,我还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测量工具、手套这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考虑到遗骸在水下,骨骼会比较散,所以带了一些黏合剂。

另外,测量尺、外轮廓提取的工具、测量表和记录表,这些是常年都备好的,装了一个拉杆箱。

新京报:此次打捞红军遗骸难点在哪?

李法军:之前考虑过骨骼埋藏环境的差异。以往我们参与考古发掘,骨骼一般是在墓葬中,个体的骨骼堆叠基本上比较规律。但考虑到当时,红军是被一个个推下去,所以预判骨骼是散乱堆积的,因此当时判断,本次鉴定最大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散落的遗骸还原到每一个的个体身上,这需要很长时间。

新京报:现场实际情况,与预判出入大吗?

李法军:打捞上来的骨骼保存情况不如预想的好。去之前还不了解井底的情况,去了以后才知道井下结构和水流结构很复杂。打捞上来的遗骸骨质本身比较差,因为浸泡时间长,因此破碎严重、颜色发黑,一个相对完整的都没有,只有等稍微干了后再处理。

新京报:遗骸鉴定的过程顺利吗?

李法军:最终花费的时间要比预想的多,其中最难的地方在于遗骸是散乱的。以往来说,墓葬出土的骨骼,大部分在同一个层位,很快能找对位置。但是本次打捞出来的很多是碎片,要分辨哪些是同一个体,这方面工作很难。

实际上,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比如当地希望烈士打捞上来后,早日入土为安,出于这种原因,对遗骸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从本次鉴定工作的目的来看,最重要的是确认遗骸身份和还原生前遭遇,从这一点来说,已经达到了研究目的。

“骨头上保存的信息太多了”

新京报:最终的遗骸数量如何确认?

李法军:在研究上,有一个概念叫骨骼“最小个体数”。因为现场有很多散落的骨骼,可以进行分类。比如我们发现左侧肱骨10根,右侧8根,那就说明,这堆骨骼至少来自8个个体,综合起来就可以推断出一个数字。公布出来的遗骸数量是16具以上,实际上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总体上来说,最关键的部分就是骨骼保存的完整度。来广州之前,我曾在北方工作6年左右。南北方土壤成分不一样,导致埋藏环境有差别。北方土壤偏碱性,有利于骨骼保存;南方土壤偏酸性,加上骨头本身钙质比较多,所以在南方很难获取完整的骨骼。这就导致,在北方使用的方法,到南方就不适用。

新京报:骨头上能够保存什么信息?

李法军:比如种族特征,人类吃什么和怎么吃,都能通过对人骨的研究来破解。前者牵涉到食物来源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文化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通过牙齿本身的磨耗水平和特点,加上对骨骼进行化学分析,复原出族群的食谱。

这项研究的原理是,比如说,狩猎采集的人,与农业生产的人由于饮食等多个因素差异,在骨头上也会体现出差异性。以前我们做种族研究,是用尺子测,导致很多边缘特征被忽略。但是在引入人骨鉴定后,可以通过几何形态测量,鉴定的精确度和骨骼可传达的信息更加丰富。

新京报:研究一根一根碎骨是否很枯燥?

李法军:我觉得是一种乐趣,因为人骨鉴定是考古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了解中国人是怎样一步步过来的,在这片土地上不同区域的人,是怎么生活、怎么发展的。我比较关注自然进化史和人类社会的发生、进化的相关性问题,比如华南地区的史前人类,是怎么从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农业劳作,如果要研究这一领域,骨头上保存的信息太多了。

“仪式感是时刻存在的”

新京报:对于人骨的兴趣从何而来?

李法军:应该说我从小就对骨头感兴趣。小时候吃完鸡肉,会把鸡骨头摆好复原。后来也进行了很多训练,其实为的是增强自己的动手能力。后来还去白求恩医学院,跟医学生一起上解剖课。

新京报:人骨鉴定在生活中有哪些应用?

李法军:有一门学科叫法医人类学,就是通过人骨等的研究,很精确地判定尸体性别和年龄。我之前的工作都协助过警方侦破一些案件。

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个头颅,重建一个完整的“人”出来,包括身高、体重和身形等特征,为公安机关寻找尸源提供支持。另外还有一种应用形式,就是人像复原,通过骨骼的结构可以还原出一个人的相貌。

新京报:在你心目中,这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李法军:这是一门富有魅力的学科,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决人文学科的问题,而且目前在这一领域,我国处在比较前沿的位置。尽管工作领域比较小众,有的时候会有孤独感,会听一些音乐解压。

现在除了上课,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出去跑一跑,与各个省的考古部门联系,有新的发现公布,也会去调研,为的是保持学术敏感性。

新京报:你平时的工作就是和骨骼在一起?

李法军:我在实验室,有时候可以待一整天不出来。一接触到人骨,整个人都能安静下来。对于人骨,心里有敬畏,敬畏的东西你就不会去亵渎,也不会去造假。对待每一块小碎片,会尽最大努力进行复原,尽量去重建,因为这些碎片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新京报:如何理解不亵渎不造假?

李法军:我们的工作是有一定仪式感的,而且时刻存在,因为你在跟一个生命对话,而不是仅仅一根骨头。比如我们的实验室每天都要仔细打扫,因为保存的是人类的骨骼,需要这种敬畏感和仪式感。有时候,我会把9岁的女儿带到实验室,让她有机会以这种方式去认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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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捞骨骼确认为红军遗骸

9月12日,酒海井红军遗骸打捞现场,第一块人体骸骨被发现,随后,陆续发现20具遗骸。9月16日,第一批疑似红军烈士遗骸起运,交由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李法军鉴定。

灌阳县委宣传部介绍,经鉴定遗骸相对集中于距井口深约10米、与地下河口相对的回水湾处,旁有打结的棕绳和石块,部分遗骸被棕绳裹住,说明生前曾被捆绑。由于水流与沉积等作用,大多数遗骸均较为破碎,骨体变黑,并发生了碳化现象。根据调查,县内几十年来重大事件的记录等均显示,酒海井内并无大批人畜尸体投入。通过对前期遗骸的清理情况、人骨的鉴定、史料记载等综合分析可以认定,从酒海井里清理出来的人体骸骨,正是1934年被投入井内的红军遗骸。

新京报记者 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