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11月7日报道，“湄公河惨案”所造成的创伤是巨大而持久的，受害船员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中国至湄公河沿河的航运也日渐萧条。
今年的秋冬之交，位于云南西双版纳的关累港格外安静。
10月13日晚，关累港，街边的烧烤摊已经准备收摊。店主介绍，这两年跑船的人少了，生意也远不如以往 (新京报 王子诚 摄)
这是澜沧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后一个港口，出了国门，它的下游将改名为湄公河。往年这个季节，关累码头上都是搬运货物的工人。苹果、石榴、大蒜的味道在码头上流动，空气辛辣而芬芳。
如今，二十多艘中国船只停留在此。船长们抽着水烟发着呆，没有货物可运。有的船干脆已遣散了船员，他们回到内地，寻找新的工作。
今年10月，记者先后乘民船、执法船回访湄公河流域。“湄公河血案”五年后，流域已日渐太平。但随着航运的衰落，船员们陷入了新的忧虑。
开航23年，湄公河航道正在迎来史上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10月14日上午，关累港，没有货物可运，大量货船停靠码头(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船员阴影渐消
枪声渐息，朱安新第二次回到湄公河，还参股买了一艘船，又做船东，又做船长。而他的儿子在泰国结婚生子。朱家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
五年过去，湄公河流域两岸的景致已完全不同。
关累码头下行240公里，就到了当年的“湄公河血案”案发地孟喜岛。 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兴8号”两艘中国商贸船就是在这一水域遭劫持，13名中国籍船员被杀害。
这是金三角的核心地段，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河道宽阔，浅滩遍布。
五年前，糯康集团在此驻扎，在水上建了竹楼。种田打鱼，也“动刀动枪”。
经过这一带，必须放慢速度，不能东张西望，也不能拍照。随时准备停船接受检查。这是当时一条不成文的铁律。
如今开船到此，53岁的朱安新(化名)仍战战兢兢。他从不在这一带停靠。在湄公河上，很少有人比他的经历更离奇——湄公河惨案发生前，他曾先后经历枪击、绑架。
第一次发生在2009年2月。这天，朱安新开着“盛达号”商船，与三艘中国商船同行。一驶入孟喜岛区域，4艘缅甸快艇迎面驶来，向四船扫射。“宏源3号”的大副白军在二楼吃面，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
更残酷的事发生在2011年4月。这天朱安新驾驶“渝西3号”为金木棉集团运石头，在孟巴里奥浅滩被劫持，同时被劫的还有“正鑫1号”、“中油1号”两艘商船。19名船员、15名乘客被扣押在船舱，三名船长则被单独带到深山之中。
在山里，朱安新被双手反捆，面部盖上毛巾，再被灌水，六次因呼吸不畅而晕厥。
绑架者要求他对着录像机供述自己运毒，他最开始说一两斤，对方说“不够，差得远”。他最后交代，共运了20多吨毒品。
后来他才知道，这段录像被作为证据，要挟他供职的金木棉集团拿出了500万人民币赎人;而刑讯他的那人叫翁蔑，是糯康集团的“行动队长”。
最绝望时，朱安新一度觉得自己活不了了，想过晚上偷枪自救，却苦于手脚被绑，也不会用枪;想过坐小渡船时把船弄翻，与对方同归于尽，另一位被绑的船长低声说了一句“万一还有一线希望呢”，把他劝住。
他的妻子是船上的炊事员，同样被绑，五天四夜里被人用枪指着做饭。
被解救后，朱家逃也似的离开了关累。朱安新到内河去开挖沙船。两个月之后，他又被公司的人劝回去，在相对安全的金三角一带开客船。
“湄公河惨案”发生时，他离案发地不过几公里，他当时听到了隐隐的枪声，看到泰国军人把船上的水果拉开，把毒品搬出来，一边录像。
惨案发生后，他们彻底灰了心。他妻子恐慌到达了极点，她几乎不能听到快艇的声音，一有点风吹草动就大哭，整晚失眠，“真的是怕完了”。他们又回了四川老家。
直到2012年9月， 昆明市中院对糯康集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等罪名公开审理，朱安新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绑架案的细节。
此后枪声渐息，朱安新第二次回到湄公河，还参股买了一艘船，又做船东，又做船长。而他的儿子在泰国结婚生子。朱家期待着新生活的开始。
不道歉，不收船
五年过去了。从岸上可见，两船都已锈迹斑斑。“华平号”一层的弹孔痕迹清晰可见，“玉兴8号”二层露台的仙人掌长得鲜绿。
从关累港出发，经过200多公里的航行，中国商船会到达泰国清盛港码头，在此卸货，再运送泰国的货物回到中国。它是距离中国最近的泰国港口。
华平号和玉兴8号停泊在泰国清盛港口。五年过去了。从岸上可见，两船都已锈迹斑斑(新京报 罗婷 摄)
在港口的最前端，“玉兴8号”和“华平号”仍静静停着。五年过去了。从岸上可见，两船都已锈迹斑斑。“华平号”一层的弹孔痕迹清晰可见，“玉兴8号”二层露台的仙人掌长得鲜绿。
现在它们由泰国水警管理，不许任何人上船。泰国在船边上设立了“预防湄公河区域犯罪中心”，30多位警察在此工作。问及五年前的惨案，该中心的一位负责人说，“没有人知道真相是什么。”他告诉记者，泰方希望中方能尽早把船运回国。
“玉兴8号”船主何熙伦证实了此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遇难者家属，他的哥哥何熙行、嫂嫂陈国英在惨案中遇难。他们来自四川宜宾。
以家族为单位行船，这是湄公河的特色。每艘船都是一个大家庭，有夫妻、父子、兄弟。人们在甲板上种上了花、养了鸟，有的还摆上了麻将桌，这个水上的“家”变得舒适、愉悦，有了乐趣。
但惨案迅速击垮了何家和其他受害者家庭。
出事后，何熙伦为这个案子终日奔波，妻子和他离了婚。哥嫂的女儿从大学退了学，一度抑郁，试图自杀，后来她选择在偏僻的地方工作、结婚生子，从不提起此事，何家也没过过清明节。家庭聚会时，一有人说漏嘴，家里的气氛马上就变了。
其他家庭的情况也相似。亲人遇害后，家属们离开了湄公河。“据我所知，有两家人都离开老家，去到陌生的城市，就是为了忘记这件事。”何熙伦说。
但何熙伦忘不掉。他是家属中最“执拗”的一个。为了要一句道歉，他坚持不愿把船开回国。“玉兴8号”是他借钱买的，才开了半年，没有收回本钱。事发后，他欠债一百多万，“饭都吃不起，我也不能把船卖掉。”如果可能，他希望把船建成博物馆，纪念他的亲人。
电影《湄公河行动》上映后，家属们第一次建了微信群。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请记者和律师，去泰国追问事件的真相。也有人泼冷水，说事情已经尘埃落定，没有转机了。寥寥聊了几句，部分家属退了群。
10月17号，是傣族的开门节。湄公河流域的四个国家都过这个节日。这一天，人们唱歌跳舞，在河边放孔明灯、水灯，纪念逝者、祈求幸福。
何熙伦在老挝的班相果码头放了几盏水灯。不只是他，在湄公河流域上下的各个码头，能买到水灯的中国船员，都会为逝者点一盏灯，顺着湄公河漂流而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