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并不仅仅是一件隐秘的私事，一种极端的个人行为，它还指向更复杂的社会伦理和生存逻辑。
深圳晚报实习记者 黄嘉祥 黄艺琳
没有什么比挽救人的生命更重要。
8月26日，杨改兰杀死4个孩子后，喝下农药自杀。她的丈夫李克英料理完后事，喝下农药自尽。自此，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只剩下七旬的杨兰芳和五旬的杨满堂。
惨剧一出，随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不少人质疑为贫困所致。9月9日，国务院扶贫办调查组到康乐县景古镇阿姑山村开展调查。
9月16日，甘肃康乐县发出了一份《康乐县“8·26”特大故意杀人案调查处置情况的续报》，对康乐县副县长等6名干部作出处分。
随着社会舆论的聚焦，以往被遗忘的农村自杀问题重回人们视野：精准扶贫的缺漏，精神扶贫的欠缺;极有可能反弹的自杀率;自杀干预机制的匮乏又一次拷问着社会。
自杀隐因
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一条极端的末路。
“杨改兰事件，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案例，不能以偏概全。”香港大学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在接受深圳晚报采访时说。
叶兆辉从1996年就开始关注农村自杀问题，那时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三倍，他也见证着农村自杀率降低的变化。叶兆辉表示，每一个自杀个案的发生都具备其特殊性，背后有很多偶然因素难以预料。在农村，很多时候因为“一句话”，或者突然想不通，都可能引发自杀。
“所有的自杀都是非常沉重的，都是积累了很多矛盾之后的突然爆发。”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桂华在接受深圳晚报采访时表示，贫困本身并不会造成自杀，杨改兰走向自杀，中间还有很多因素没有被发掘出来，包括许多偶然的因素。根据媒体报道，杨改兰的家庭存在内在矛盾，她在村庄中也是比较孤立的，而孤立的人际关系会影响家庭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65岁的谢丽华是中国最早一批关注和研究中国农村妇女自杀问题的学者和媒体人之一。1993年，她创办了国内第一本为农村妇女服务的《农家女》杂志，1999年时主编了一本《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先后创办了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打工妹之家等公益组织。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预防农村妇女自杀等帮助农村妇女的项目。
谢丽华分析说，出现采取残忍的手段和孩子们同归于尽个案，里面有轻生者的无助，也有家庭矛盾，“一个也不留”，体现了对家庭的反抗。
对此，叶兆辉则认为，极端个案蕴含一个非常传统的观点：轻生者把子女当成是他们的财产。不过，这种传统的观点是不尽责任的。即便是这样，妈妈也没有权利去剥夺他们的生命。
五条生命的结束并没有终结这个悲剧。一周之后，杨改兰的丈夫李克英在离家不远的树林里，服下了高毒杀虫剂。
“你可以想像在当他的丈夫经历了这一切后，还有面对社会对他的控诉或是标签化的看法，对他而言是无法忍受的。”叶兆辉认为，在社区中，有一种关爱的能力非常重要，当别人出现问题的时候，并非用歧视的目光去看待，这些都需要积累。
如今，随着一家六口的离世，走向末路的谜团也湮没于尘土中，沉寂于中国式农民自杀的冰山一角，唯有把个案放回时间的维度上，才能探寻自杀背后的隐因。
研究显示农村自杀率曾3倍于城市
中国式农民自杀曾有过一段触目惊心的热潮，农村妇女自杀率一度高涨。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转折点在2002年，加拿大医生费立鹏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引起海内外的关注。高自杀率和特殊的自杀模式也成为中国自杀问题集中的焦点，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5倍，其中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
中国农民自杀的原因并不同于国外。在国外，自杀的原因多是因为抑郁症，而中国农民自杀涉及心理、文化、宗族、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
“那些主动选择死的人没有一个真的愿意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在他研究自杀问题的著作《浮生取义》中写道，不能把中国当前的自杀问题当做一个简单的精神医学问题，而应从家庭生活、精神气质、社会总体的角度来看待，“过日子”是他探寻自杀的角度。
“过日子是一个家庭政治过程，幸福与否不是单个人的事，而要取决于整个家庭生活的好坏”，吴飞认为，一个想过好日子的人却选择自杀，并不是因为他的头脑有毛病，而是因为权力游戏的结果总是违背他的期望：他越是想得到更大的尊严，却越是遭受更多的委屈。自杀，是过日子中的这个悖谬的集中体现。
为了研究中国农民自杀现象，从2007年始，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在全国十多个省的多个农村进行了调研。2009年暑假，桂华所在的调查团队在湖北开展了常规调查，以鄂东南3个行政村在1970年至2009年里的101例农民自杀案例为样本，发现当地农民年均自杀率高达每10万人37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现农民自杀高潮，女性自杀绝对人数是男性的2.74倍。
“绝大部分自杀都是由家庭内部矛盾触发的。家庭矛盾是引起自杀的主要直接诱因，还有少部分是由村民生活中的邻里矛盾引发的”，桂华表示，农民自杀的直接诱因可分为代际(婆媳)矛盾，夫妻矛盾和邻里矛盾三类。
当然，在农民自杀中，也存在许多意想不到的原因。谢丽华在调研中了解到农村妇女70%以上是冲动性自杀，就是为了一句话或者和谁吵了架就自杀。
同时，农药的泛滥与公共卫生体系的缺损也是农村自杀问题的原因之一。贵州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李建军曾表示，农药实际上已经成为农村人解决情感问题、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不管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他们捧起农药就喝，就像喝可口可乐一样。农药成为一种惩罚自己又惩罚别人的“最佳选择”。而农村医疗救护条件的缺乏与落后，使得一些可以救治的自杀者变成“既遂”。
自杀潮落与隐忧
农村的自杀潮的产生与中国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自杀率的下降也同样离不开社会的变迁。
2014年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刊文披露，“中国自杀率已跌至世界最低行列”“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而支持这个论断的证据，来自香港大学公布的《中国自杀率报告：2002-2011》。
根据这份报告，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少了90%。
该份报告的主要起草人叶兆辉告诉深圳晚报记者，其调查数据取自于中国卫计委的生命登记系统，覆盖41个城市与85个农村地区，占国家总人口数量的8%。这个系统是全国最大的死因监控系统，其数据以当地警方提供的死亡证明为基础。不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因为在较穷的农村，死亡报告比富裕的地区缺乏准确度，也存在一些未上报的情况。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年轻人群尤其是农村妇女自杀率便开始大幅下降。那时，正是民工潮、城市化的开端，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走向城市，城市给了工作及教育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城市化为年轻的农村妇女提供了保护，使得她们远离导致自杀的三大因素：在家庭生活中的从属地位、家庭纷争以及容易得到农药。她们生活的机遇以及经济独立性在那段时间迅猛提高。与此同时，医疗水平的提高，交通的便捷以及对农药的管控使自杀未遂而减少自杀率。
“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妇女地位的提高”，桂华博士认为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村自杀率整体趋势一直在下降，尤其是农村妇女群体自杀率下降很快，过去农村妇女一直是受压抑的群体，地位低，所以自杀率高。在短短10年间，男女不平衡的地位发生逆转，家庭地位逐渐平等。
然而，在极低的自杀率背后，隐藏着深深的隐忧。
根据社会学家涂尔干以及最近经验主义的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经济发展的放缓导致社会压力的提高、老龄化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负担的增重，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的不稳定，中国的自杀率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十年发生反弹。
叶兆辉表示，有时城市化对于自杀率降低起到有利的作用，但只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在过往十年，自杀率也有上升趋势。因为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可能会慢慢消失。逐渐增大的压力等因素会开始抵消最开始城市化所带来的优点。
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在今年7月发表的《分解中国自杀率的变化，从1990到2010：老龄化与城市化》中指出，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看起来到了停滞不前的阶段，已经到了会被削弱的阶段。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自杀率必然会提高。未来经济发展和就业情况充满困难及不确定性。故而，未来中国自杀率的发展轨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社会如何应对巨大的改变，人们如何在城市生活中对待压力，以及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是否能够被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