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呼吁财产公开，范松青在每年两会上都被媒体“围攻”。图片来自新快报。
谈起“顾虑”，范松青觉得是很显然的事情：“我是公务员，又是领导干部，特别在目前要向党中央看齐、不能妄议中央的情况下，如果发表一些观点，肯定是为上面所不容的。”
也许他最有“顾虑”的时候是2015年。那时政协打算在退休前给他“提半级”，从副厅(局)提为正厅(局)，要公示，那一年他就很“乖”，也打电话请记者们“理解”。
但他也只忍了一年。到退休前，他又交了最后一份提案，向“官员不作为”开炮，声称要做“不在位的政协委员”。
他觉得自己是个幸运者，所以有责任。
“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代人，出生不久就挨饿，上学不久就停课，毕业不久就下放，结婚不久就只生一个，改革不久就没工作，”这一代人中大部分都成了社会底层——下岗工人、农民——他的运气已经算很好。
“很多人对我说，包括我的家人，共产党给你这么多利益好处，你还说共产党这个不是那个不是，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他知道，现在流行的是：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吱声;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
“所以我也感到有时候内心很矛盾也很无奈，难道我们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分歧，向党建言献策，那就是砸党的锅吗?就不能把它当成正能量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吗?让你们说话，天也塌不下来呀。”
他想不通。
再出书，这次为“改革”鼓与呼
三年后，一个细雨靡靡的上午，当范松青坐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旁的咖啡厅，最让他感怀的往事，不是三年前成为“晒家产”的最高级别官员;而是1980年，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那时他才25岁。刚刚当完兵，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就发生了数千人参与的学运。
“那时允许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湖南师院的校园里搞得轰轰烈烈，整个校园的走廊上全是大字报……这个事，过去都是禁区，不准报道，至今三十多年，没有在任何媒体公开报道过。”
当时学校里有两个最著名的学生，站出来参加直选人大代表，一个叫梁恒，一个叫陶森。
“他们在几千人的场合，发表竞选纲领，说话毫无顾忌，官方自然不是很高兴，但那时思想还比较解放。那时北京师范学院的刘源，刘少奇的儿子，也站出来毛遂自荐，竞选北京某区的人大代表。他也发表了竞选演说，以自己家庭的悲剧来警示大家，说要争取民主。现在网上还能找到刘源的演说。”
但在范松青眼里，论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这些事情都比不上湖南师范学院的学运。
学生拥护的梁恒、陶森，与官方“指定”的代表，形成尖锐对立。事情激化后，上千学生大晚上跑到院办公室去质问院长。而院方认为学生的行为“没有党的领导，无组织无纪律”，不理不睬，拂袖而去。学生情绪更为激愤，竟有两三千学生连夜到省委去请愿。“浩浩荡荡，呼喊着口号，唱着国歌，一路游行示威，”范松青回忆，但省委也是简单做了下工作，说“你们先回去我们慢慢解决”，就把学生打发了。
“后来省里来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学院没有错，领导没有错，你们不要乱来，”回忆往事，范松青并不讳言自己当时的角色，“我是我们七八级政治系一班的党支部书记，自然就站在官方的立场，就是对另一方面的同学去做思想工作。当时作为支部书记，我要了解情况，要配合上面，所以我都把这些记录下来。”
范松青告诉凤凰网，他要把当年这些事，写到他的新书——《我为改革鼓与呼》中去，列入“政治民主”专章。
“民主首先是人的一种权利，是客观存在的。其次，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必须要人去争取它。湖南师院1980年争取民主，这是学生的一种大胆实践，尽管最后可以说是失败的，但也对我们今天争取民主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我为改革鼓与呼》是范松青的第三套书。前两套分别是：《我为人民鼓与呼》、《我为反腐鼓与呼》。
“我这些书，从头到尾，从每一个字的编辑、校对，全是自己一肩挑，”他的书，都是自产、自编、自销。他选择找香港出版社，自费出书。
“国内的出版要改革，手续太繁琐，费用太高，一般的作者承受不起，”他说，“我交给国内出版社，半年多没有任何音信。即使有音信，编辑、审查又得半年多，这个时间我耽误不起，”范松青说，国内出版的费用大概要三万元左右，而香港只要两三千，“少了一个零，”他竖起一个手指，微笑在脸上蔓延开来。
他说，香港出版社可以提供国际书号，但所有编辑校对都要自己来，他觉得这样文责自负也很好。
所以这些书也不可能在国内书店公开销售，读者只能直接找他买。
“我的书，基本上都是亏本，如果是有朋友帮忙买一点还好一点，顶多都是送人，”他有点不好意思。
他说，也有人提出说要“赞助”他的书，“但我作为曾经的政协工作人员，本人又是写反腐败的，深知这里面的深浅轻重，所以我不敢接受人家的好心与赞助。”他说，上一本书《我为反腐鼓与呼》印了2000册，花了他十多万。
“我的书呢，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他说，社会上反响不小，广州大学还专门为他的书开了座谈会，各大媒体都有报道，“但很遗憾，纪检系统、纪委本身，搞反腐的这些单位，就不怎么重视，”他讪讪地笑。
《我为反腐鼓与呼》，他特地送了一本给广东省纪委宣传部部长梅河清，一本给广州市纪委书记王晓玲。结果如泥牛入海，再没有任何回音。
(凤凰网 孙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