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层扩充
在中共政权体系中，除正式在编的党、政机构外，为履行某项特别任务，往往会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以便统筹协调。这些小组具有超越现有机构的权威性，组长一职通常由政治局常委一级的领导兼任，但具体的事务则交由下设的办公室来执行处理。
这些办公室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对应领导小组的参谋和助手，是各方面情况上传下达的中心枢纽。一方面，它直接服务中央最高层，位于权力中心;另一方面，它又与有关部委、地方省市打交道，触角可以延伸到最基层。中财办就是这样一个财经工作的枢纽。
据媒体之前报道，自1980年以来，先后有6人担任过中财办主任：李智盛、蒋冠庄、曾培炎、华建敏、王春正、朱之鑫和刘鹤。值得注意的是，从曾培炎开始，此后几任中财办主任都同时任国家发改委(或国家计委)副主任一职。
中财办部分职能被认为与国家发改委较为接近。不过，在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李鹏看来，前者的协调权限要大大高于后者。“中财办侧重把控宏观的方向性政策，而发改委负责把宏观政策转化成可执行的做法。二者是政治结构中的分工关系。”
中财办没有对外的官方网站，对于这个正部级机构的具体职能外界无从知晓。不过，中财办原主任李智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提到：它有三项任务，一是调查研究，二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家重大的经济问题提出决策性的建议，三是组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
这些工作在一些曾在中财办任职官员的履历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现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韩文秀，曾于2005年3月至2011年8月任中财办经济一组(局)组长。他亦曾以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的身份，到江西作专题报告。官方当时对他的介绍是：一直负责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曾多次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发展改革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并参与了“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编制等工作，是中国宏观经济领域研究的著名专家，也是我国重大政策研究制定的重要参与组织者。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曾多次受邀参与中财办文件的起草工作。据他回忆，中财办会请不同部门的专家进行决策，起草工作的时候前后长达数月之久。而在这些文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每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报告。
一位接近中财办的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为了准备总书记的这份报告，中财办每年会提前几个月下去调研，为中央判断本年经济形势并定调来年宏观经济政策摸底。
中财办的成员大多是学者出身，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同时由于不牵涉部门和地方利益，因此被认为能够向中央提供既专业又没有水分的决策依据。
由于接近权力中枢和决策层，中财办的官员们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和表态，都会被认定为解读中国经济政策的风向标。
2015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俄罗斯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香港卫视综合台副台长秦枫抓住会议间隙，问陪同出访的刘鹤“如何看中国经济形势”，刘鹤回答说，“没问题，放心吧。”随后，他又补充说“股市也没问题”。
简短的两句话，经秦枫的微博发布后，很快就成为众多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经济分析师们也依此认为中国经济正在企稳向好，因为他们相信刘鹤的表态，暗示中共高层对经济仍充满信心。
随着中财办对外披露的信息增多，这两年，包括刘鹤在内的中财办领导格外受到媒体的关注。不过，要了解他们的动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首先要知道这些领导都是谁。
作为党的内设机构，中财办的人事更替一般不会对外发布公告。外界想要获知相关的人事信息，只能待相关负责人以中财办领导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才能知晓。
国家行政学院网站4月28日发布了一条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举行座谈会的新闻，新闻中提到“财政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朱光耀……代表各自小组作了汇报发言”，外界这才知晓朱光耀已出任中财办副主任。
前述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实上，朱光耀早就进入了中财办，因为几年前他就以中财办副主任的身份参加过内部的研讨会，只是没有对外披露罢了。
尽管人事不公开，但外界仍通过陆续披露的零散信息，拼凑出了中财办的领导班子。这个“一正六副”阵容包括主任刘鹤(兼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副主任陈锡文(兼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伟民、易纲(兼任央行副行长)、韩俊(兼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舒国增和朱光耀(兼任财政部副部长)。
与2013年3月刘鹤刚刚接任主任时“一正三副”的规模相比，这个阵容几乎扩充了一倍。
主要的人事变动集中出现在2014年。当年4月，时任中财办副主任、中农办副主任唐仁健“空降”广西，出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随后，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补缺接任中财办副主任。同年10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转任中财办担任副主任。同年底，时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舒国增上调中财办任副主任。
2014年，有媒体援引中财办一位退休官员的话说，该机构人员很精干，下设五到六个组(局)，每个组(局)少的三四个人，多的也就五六个人。不过，前述要求匿名的中央党校教授分析，近两年领导人数的增加，表明这个机构的规模已有所扩大，“而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它职能范围的扩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