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比亚大学，陶行知(右一)与胡适(左二)等师生合影。
陶行知手迹
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毕生致力于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民主事业的胜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被宋庆龄誉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
倡导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教师之家，自幼热爱教育。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的一句话更是点明他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思想和志向：“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毕业后，陶行知赴美留学，修读杜威、克伯屈、孟禄等人教育哲学和教育史等课程，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离美回国时，在船上与人谈及回国志向，他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是重视大众的实践，主张“教学做合一”是他的教学法，也是他的认识论。陶行知极重视实践，强调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
为了实践理想，陶行知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任校长;创办幼稚园，主编《儿童科学丛书》;创办育才学校，培养有特殊才能的儿童，等等。他认为，“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
陶行知被毛泽东称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郭沫若曾赞道：“二千年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
四块糖的故事
陶行知曾提出，我们每天要对自己四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其中最重要的一问就是道德有没有进步。因为在他看来，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所以他提出这一问，以启发学生反思自我，提升学生人格修养水平，使学生“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引导到最高尚、最完备、最能永久、最有精神的地位”。他提倡，要在“事”上去指导学生修养他们的品格。
陶行知担任校长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充分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有一次，陶行知在校园里看到一名同学用小石块砸同学，便当即制止，并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谈话。放学后，这名同学来到校长室准备挨训。见面后，陶行知却掏出一块糖给他说：这奖给你，因为你按时到这里来。该同学犹豫地接过糖，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放到他手里说：这块糖又是奖给你的，因为我叫你不打人，你马上停止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给他说：调查过了，你用小石块砸那个同学，是因为他不守游戏规则，欺负女同学。这名同学立刻流下了悔恨的泪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己的同学呀。陶行知满意地笑了，掏出第四块糖递过去说：为你正确认识自己错误，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完了。
爱国民主战士
作为一名爱国民主战士，陶行知一直将民主教育置于重要地位。他尖锐地批评国民党时期“奴隶教育太多，主人教育太少”，高呼“民主第一”、“工人万岁”。他主张用教育的力量，“达民之情，遂民之欲”。读大学期间，他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中，他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后，陶行知一度回故乡参加地方起义。他信仰孙中山学说，主张民主共和。
1919年，在南京6000人声援“五四”运动的游行集会上，他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他还参加了江苏省教育会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归还青岛。后来还与南京各校代表一起，会见英、美两国领事，表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归还青岛的严正立场。
1932年，陶行知发表《国民的军队》，对“一二·八”事变中顽强奋战的十九路军将士给予声援。后来，在上海各界举行的“一二·八”事变4周年纪念会上，陶行知又出面率领工人、农民及各界爱国人士近万人参加游行示威，徒步45里，呼吁国人团结起来抗日救国。他还曾受全国各界救国会委托，前往欧美亚非各国宣传抗日救国，发动侨胞共赴国难。
此外，陶行知还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4人联合签署《团结御侮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并正式发表。毛泽东就此写信给陶行知与沈钧儒等4人表示支持，写道：“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的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党派、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
1946年，民盟的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接着传来上海特务的“黑榜”，陶行知名列“探花”(第三)。面对反动派的枪口与朋友的劝告，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 在生命的最后100天，陶行知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频繁发表演讲。他在《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只要我们肯为民主死，真民主就会到来，而中华民族也就一定可以活到万万年。”直至生命逝去的前一天，陶行知还与郭沫若等30余人致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要求派代表调查李公朴、闻一多遭特务暗杀事件。同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
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使“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矢志不渝地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