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南宋朝廷始终委派得力官员治理泉州。从建炎元年至咸淳初的140多年间，泉州知州中有87人是进士出身，可见朝廷对泉州的高度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赵宋宗室中有13人担任过泉州知州。其中赵令衿绍兴廿一年（1151）知泉州，修桥筑路，招贾引番，史志留名。撰著《诸蕃志》的宗室赵汝适，“于庆元间赐进士，嘉定十七年（1224）九月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市舶司设在泉州），次年七月兼知泉州，同年十一月兼知泉州南外宗正事，一身兼三职”。还有一位名气很大的宗室赵令懬，在宋高宗绍兴年间曾知泉州(传载)。
海丝繁忙，成就经济特区
为了使居泉宗室生活得好一些，朝廷对泉州又採取了特殊的经济政策，发展和繁荣泉州的经济，使泉州成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
宋哲宗元右二年，泉州增置市舶司。后来，市舶司衙门曾一度迁到福州，称福建路市舶司。高宗南渡后，朝廷又把市舶司迁回泉州，并且实行更加灵活的政策，发展对外贸易。“海丝之路”更加繁忙，泉州港一时“风樯鳞集，舶计骤增”，出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南宋时期，泉州海外贸易范围不断扩大，《诸蕃志》载58个国家和地区。到元朝，《岛夷志略》载增至98个。泉州，海丝繁忙，市舶兴旺。名气扶摇直上，位列全国之冠。
从“朝贡贸易”到“商贾贸易”。
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是以“朝贡贸易”为主。从唐代的广州市舶使到宋代的广州市舶司及其辖下的广州港，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代表。
到了北宋中期，为补“朝贡贸易”之不足，“商贾贸易”逐渐发展起来，泉州市舶司应运而生。泉州进入了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各地的“走私活动”也引导成为名正言顺的“商贾贸易”。南宋以后，解除了与“高丽、日本、大食诸蕃”的通商禁令，批淮在泉州实施一系列优惠国内外舶商的政策，允许本地的商贾走出去,吸引域外的番商走进来，泉州的“商贾贸易”迅猛发展，商贾云集。
泉州港就体现了“商贾贸易”的特色，大大小小港口遍布泉州沿海，形成三湾十二港的格局：一是泉州湾的崇武港、秀涂港、后诸港、蚶江港；二是深沪湾的石湖港、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三是围头湾的福全港、石井港、东石港、安海港。
到了南宋中后期，泉州港在港口规模、通番国数、贸易额、税收等方面逐渐超过广州，跃居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成为第一大港。绍兴三十二年，泉州市舶税收约80万缗，占南宋年财政收入4500万缗的1/50左右，以后又突破百万大关。泉州港走向世界，成为与埃及亚力山大港齐名的世界四大港口之一。
“商贾贸易”的繁荣，带动了泉州经济的全面发展，各行各业迅速腾飞。
造船业——在“海丝之路”的催孕下，大大小小的造船场所如雨后春笋，遍布泉州沿海各地。宋真宗天喜末年（1021），泉州尚未入围全国有十大造船基了。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泉州造船业己名列全国前茅。至元二十六年（1289），泉州所统海船达1500艘。绍兴初宰相吕颐浩在《三朝北盟会会编》载：“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州次之，温、明船又次之。”。泉州，已经上升为全国造船大户之魁。
丝绸业——泉州丝绸业基础雄厚，南宋时期更是锦上添花。南外宗正司随带的一批宗室染织工匠，传入染织新技术，使泉州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之一。蜚声中外的“泉缎”，成为蕃贾的抢手货。
陶瓷业——泉州的陶瓷业，在唐代己成规模，宋代更为发达。宋元时期窑址多达132处。窑口多，产量大，品质优，为蕃贾喜爱。
茶叶业——福建是全国茶叶的重要产区。尤其是建州和安溪，乃是名茶之都。泉州七县均盛产茶叶，为海丝外贸提供了上等的货源。
百川汇聚，成就文化特区
泉州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上可溯至远古闽越文化。泉州文化发展，兼收并蓄，各地的先进文化，均能在泉州大地扎根繁衍、开花结果。尤其是宋元时期，刺桐港口的经济腾飞，使泉州成为全国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的“世界中心”。
开放的泉州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各色各样的外番人员，也随著“海丝之路”来到泉州。阿拉伯人、非洲人、欧洲人、中亚人、印度人、日本人、南洋人等等纷至踏来，“海港万国商”，“市井十州人”。泉州，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国际大都市。
这些肤色各异的“十洲人”，有的在泉州安家落户，落地生根。他们起“蕃坊”，选“蕃长”，办“蕃学”，建教堂，立寺院。泉州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不但带来了世界各地的特色商品，也带来了他们的精神文化：语言文字、生活模式、风俗习惯、建筑特色、宗教信仰等等。
这期间，世界各大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天主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日本教、拜物教、犹太教等，纷纷拥入泉州。时至今日，在泉州仍然可以看到当年外蕃人留下的文化遗迹。例如伊斯兰教的“清净寺”和“圣墓”，摩尼教的“草庵”，印度教的“白耇庙”以及各类石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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