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先贤重商妙语：
李贽：
——商贾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种，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何乔远：
——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
李光缙：
——用贫求富而仁义附，诚莫如贾。
——天下无清士，则世风坏。天下无贾人，则世业衰。两者并存于天地间，如日之有月，如风之有雨。或振民行， 或治民生，缺一不可。
——公成大贾矣，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强能有所守。乃其倾资延士，设财役贫，盖有 儒侠之风。
道光版《晋江县志》：
——行货曰商，居货曰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
《景璧集》是李光缙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中详细阐释了李光缙的重商思想。
众所周知，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必有滋养其成长的沃土，在“东亚文化之都”泉州，其重商传统一样有史可稽。道光年间成书的《晋江县志》，将商贾与农工并列，而非置于四民之末，“行货曰商，居货曰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
早在明代的闽南，社会已萌发重商意识，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传统儒家文化的“鄙视商贾”也并不居于支配地位，社会思潮表现出对商工的宽容，李光缙、何乔远、李贽等名士就曾公开讨论和支持经商。李贽在《又与焦弱侯》的信中说，“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种，所挟者重，所得者末”。何乔远在《镜山房集》中说：“吾郡安平镇之为俗，大类徽州，其地少而人稠，则衣食四方者，十家而七。”李光缙在《景壁集》中，甚至主张儒者为贾。
“余不耻言贾”，李光缙鲜明地表明了与众不同的看法，即一般人以经商为耻，他却不然；一般人指责那些沿街叫卖的商人是“非君子之道”，他却认为并不是只有读书入仕、升官发财才是正道，其实这还不如读了书之后去经商。他以安平商人的活动概括出“大都贾之为道，其贳贷郡国，可以览胜；其争时斗智，可以获赢；其什卑佰惮千役万仆，可以倾闾里；其本末文武智勇仁强，可以吐发胸中之奇。以故士君子不居朝廷，必游市肆，此非羞贫贱而厌仁义，良亦欲有所行其志焉。”他提出“争时斗智”之说，用今天的话可以表述为善观时变、顺势有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
他以自己的伯兄李寓西——一个能说外语、在西班牙人占据吕宋后，率先贩运商品到吕宋贸易，开辟安平商会“十家而九争取吕宋”盛况之第一人为例，大胆提出由儒入贾者，具有文化知识，在商业活动中善于运用智力经商，可以充分发挥其才智，于国于己莫不有益。
李光缙的言论在今日看来或许稀疏平常，但是要知道在十五六世纪时，一位文人士大夫拥有重商思想是多么难能可贵。须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固守重农观点，视商为四民之末，商业活动素为士大夫所不齿。即使在资本主义萌芽初生的明末，民间商业活动日益发展，文献对商人的记述仍满是鄙薄。唯独李光缙认真审视商业的价值，抛弃了传统的“农桑为本，商为末”的传统观念，和安平商人交往密切，给予当时的商业活动及商人以较高的评价——成功的商人不再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代表，而是“谙扶桑之上下，通华夷之情”的奇大夫。从这个角度，足见李光缙等人独树一帜的重商倾向。
李光缙认为“贾中有贤人也”。 他在《景璧集?处士旋锐吴长公暨配吕氏墓志铭》中，记载他和这位吴处士的一次谈话。吴生说，司马迁写《史记列传》，首列“饿首阳山”的《伯夷传》，最后才写商人的《货殖列传》，这是“始于至清，卒于至溷”。李光缙反驳说：“非然也。天下无清士，则世风坏。天下无贾人，则世业衰。两者并存于天地间，如日之有月，如风之有雨。或振民行，或治民生，缺一不可。”
用“贤”评价“贾”，视商贾如不可或缺的日月，这是罕见的。以往人们肯定商人，是肯定商人的“能”。而李光缙以“贤”评价商人，一反中国古代“商则长诈”的观念，堪称是16至18世纪商人阶层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