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的张惠民倒退着搀扶85岁的老伴鲍曙明，在楼道里亦步亦趋，小心翼翼地锻炼她的走路能力。
看到护工一年前拍摄的这段视频，记者同时感受到了温馨和挥之不去的心酸——老伴老伴，老来有伴。别人看到的是温馨，他们体会的则是心酸。
2019年2月27日，南通市北护理院16楼的护士工作站，失智老人围聚在一起。记者朱旭东摄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2018年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比2017年年末增加859万;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比2017年年末增加827万。
全国老龄办预估的数据中，中国老龄人口到2050年将达到峰值4.87亿，占总人口的34.9%。选择如何老去，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拷问。
江苏南通是有名的长寿之乡，老龄化率已达29%，60岁以上老人有222万人。位于南通市港闸区的市北护理院，收住160多位老人，60%是失智症患者，30%生活不能自理。
老伴
在张惠民的床头，是一本厚厚的《唐宋词鉴赏辞典》。“词很短小，可以随时翻看，也随时放下。”看得出来，这是他目前唯一的业余爱好了，“随时放下”，则是因为老伴随时需要他
身材瘦小的张惠民满脸老年斑，却有浓黑的长寿眉。腿脚灵便的他不用别人照顾，他要照顾比他小三岁的老伴，因为老伴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不仅不记事，还容易走丢。两个女儿也60多岁了，各有子女，无力照看。鲍曙明腿脚不灵、有时大小便失禁，张惠民实在撑不下去，在女儿的建议下，最终选择到护理院生活。
由于鲍曙明的病情加重，张惠民不得不开始限制她的行动。
“她经常半夜醒来下床乱走，已经摔倒好几次。”张惠民既无奈又心疼。现如今，他只能白天推着轮椅陪老伴在楼道里散步。为防止老伴乱动，张惠民特意在她胸前和轮椅挡板之间加了一个大枕头。这样，老伴只能紧靠在轮椅上，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
他们俩曾经都是中学教师，女儿出嫁后，老人一直单独居住。闲暇之余，张惠民还在家养了100多盆花草，自得其乐。
“退休后的生活，本来还是很自在的。大钱没有，小钱不缺，我们俩到处走走、看看。现在我被她困住了，一点办法也没有。”张惠民深深地叹了口气。
4年前，鲍曙明开始往外乱跑。“我都不知道她走丢过多少回了，好几次是110送回来的。”慢慢地，张惠民发现老伴不仅失智，连吃饭也不会了，再后来，开始大小便失禁。“两个女儿的孩子也大了，自顾不暇，根本无力照顾我们，建议我们到护理院来。”
心急如焚的张惠民在女儿的陪同下，到处寻找合适的护理院。“我没有其他高要求，只要能把老伴照顾好就行。”看中市北护理院的硬件以及医养结合的护理模式后，张惠民第三天就与老伴一起搬了进来。
“最难的时候，是训练她走路。”刚开始，张惠民特别希望老伴重新站起来，陪他一起散步。由于护工人手少，无法专职训练鲍曙明走路。每逢其他老人呼叫，护工就得放下鲍曙明去照看。于是，张惠民决定自己来，才有了那段温馨又心酸的短视频。
为了照顾好老伴，张惠民一直坚持锻炼，只要天气暖和，他早上就会在院子里大步走，以舒展筋骨。在他的努力下，鲍曙明渐渐能够自主走路，却又带来其他麻烦——半夜自己起床，已多次摔倒。
张惠民意识到，老伴的病情已不可逆。他不再训练她走路，而是坚持让她说话，不断刺激她的大脑。“每天我都会问她睡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没话也要找话说。她如果不说，我就不停地问，一定要她说，哪怕就一两个字……”张惠民心酸地说，“如果把她一个人丢在护理院，在家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轮椅上的鲍曙明始终微笑看着张惠民，还时不时地用手拍拍他，似乎在赞许。“她现在还认识我，但名字常叫错。女儿每周都会过来看望，她也认识，只是记不住名字了。”张惠民很渴望到外面走走，但已经很不现实，因为老伴需要他。“如果回家的话，我是没法生活的。在这里，还是比较安心的。”
和老伴一起住进市北护理院内，也许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了。在张惠民的床头，是一本厚厚的《唐宋词鉴赏辞典》。“词很短小，可以随时翻看，也随时放下。”看得出来，这是他目前唯一的业余爱好了，“随时放下”，则是因为老伴随时需要他。
过往
年轻不再，子女不在，他们只能选择在护理院颐养天年。老眼昏花的他，硬是逼着自己成了“网购达人”
86岁的王遂泉，退休前任港闸区财贸办公室主任，曾是区里显耀之人。去年12月，他和爱人搬进了市北护理院的老年公寓。
采访前，护理院副院长杜燕一直和记者打招呼，“老人的独子51岁时因鼻癌走了，尽量别和他谈论子女的话题。”没想到，王遂泉主动提及，“家门不幸，前几年儿子去世了，儿媳妇带着孙女在外地，我们只能到护理院来。”
王遂泉的家境显然比张惠民家强，曾经长期雇着保姆。“保姆每天下午4点要回家忙自家的事，一到晚上我们就忙不过来。”王遂泉有糖尿病，爱人有腰椎病，走路容易摔跤。“万一有什么情况，在家里没法处理。到这里有个保障，只是支出大了。”
王遂泉夫妇住在50平方米的公寓里，一室一厅，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一应俱全。和家庭生活不同的是，这里的一日三餐，要比王遂泉多年养成的习惯提前一个小时，所以，他特地添置了微波炉。
护理院普通床位人均收费在4000元左右，公寓的费用相对高些。对王遂泉而言，这里的服务费只相当于请保姆的费用，伙食费和家里的费用也差不多，每月4800元的床位费，算是多出来的。“费用不是大问题，在这里，我和爱人都有安全感。”
王遂泉喜欢摄影，曾是南通市第一届摄影家协会的会员。现在，他不玩相机，开始玩手机。“护理院周围没什么商场，我们不方便出门，很多东西，只能通过网购。”老眼昏花的他，硬是逼着自己成了“网购达人”。
王遂泉的爱人盛玲英，有着比王遂泉更为“光鲜”的历史。她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了北京市第十八中学的一名教师。和医护人员聊天，她总是骄傲地回忆起年轻时在北京和上海的美好岁月，并再三强调，“她是被老伴‘骗’到南通的。”
“我20多岁的时候，是十八中的唯一代表，聆听过周总理关于教育的报告会。晚上七点半准时开始，体育场里都是人。总理来的时候，有好多人忙着照相。”卧床休息的盛玲英，依然记得那次盛况，她忍不住和记者强调：“我记不清是哪个体育馆了，但我肯定是从6号门进去的。”
入住时间不长，王遂泉夫妇都有点不适应护理院的生活。“市里有家阳光公寓，就像住家一样。关键是，那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聊聊天。但是，那里没有房间了。”王遂泉为此有点失落，但他还得想办法安抚好老伴，因为盛玲英喜欢热闹，嫌这里太冷清，一直想回家。“如果真依照她回家了，我都不敢想象会乱成什么样子?”王遂泉叹了口气。“儿媳妇带孙女在外地打拼也不容易，我是指望不上了。”
年轻不再，子女不在，他们只能选择在护理院颐养天年。
失智
护士工作站仿佛就是南京的新街口、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人气足、热闹。老人们只是贪图这里的“热闹”，在热闹处，也许更能体会到人间的烟火味
相比较其他老人而言，张惠民和王遂泉还算幸福的。因为，即便老伴腿脚不便，即便老伴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甚至生活不能自理，他们还算是有个伴的。在市北护理院，更多的是失智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
护理院主楼有18层，其中15、16层收住的是失智老人，进出需要医护人员的门禁卡，否则老人容易走丢。杜燕的舅舅印建平，就是其中一位。52岁的他，还是护理院收住的第一位“居民”。
“我舅舅小时候不知道打了什么疫苗，至今智力只有10岁左右。外公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他，所以舅舅从小就没有安全感。外婆去世后，舅舅更加自闭了，生活不能自理。外公去世后，我们给他请了保姆，保姆却经常把舅舅反锁在家里，连饭都不给吃。”杜燕和母亲为此没少挨舅舅的邻居闲话数落。
杜燕说，舅舅只比她大14岁，她小时候经常去上海和舅舅一起玩耍，因此对舅舅的感情特别深，特别想照顾好他。“我母亲是她们家的老大，外公外婆去世后，照顾舅舅的责任自然就落在母亲肩膀上。”杜燕辞去上海的工作到南通市北护理院，很大程度就是为了照顾舅舅。她原来很担心舅舅邻居再说闲话，只是说接舅舅回家。“现在，邻居们慢慢接受了这个现实，不再抵触。”
记者见到印建平时，他正蜷坐在医生办公室一角的凳子上，晃动着身体自娱自乐。平时若有陌生人走近，他都会紧张得大喊大叫。好在有杜燕陪同，他对记者的到访并不紧张。负责该楼层的医生苗应建说，印建平随时需要人照顾。“随便待在哪个角落，你如果一天不叫他，他一天也不会走动，连吃饭上厕所都不知道。”
90岁高龄的李淑英是位重度失忆患者，近期记忆几乎为零，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家人，却时常记得自己年轻时的一些琐事。在她的床头，医护人员张贴了几张她入院前的照片，帮助老人增加对自己的认知。
每次见到杜燕，李淑英都会热情地上来打招呼，扯几句不着调的闲话。“她不知道我是谁，只是觉得我面熟。随便和她说几句，她都会很开心。”杜燕说，和这些老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和他们说话。他们会很热情地与来人交流，却都是自说自话，不在同一个频道。
更多的时候，十多位失智老人或站、或坐、或躺，三三两两分布在护士工作站的周围。墙上的电视播放什么，他们并不在意。护士工作站仿佛就是南京的新街口、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人气足、热闹。老人们只是贪图这里的“热闹”，在热闹处，也许更能体会到人间的烟火味。
他们看似无所事事，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副满足的样子。
“哄骗”
“姐妹俩一直合计着送父亲到护理院，老人死活不同意，且对女儿戒备心越来越强。“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他把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存折全都藏起来了，我们根本找不到。”李大姐委屈地说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每五个老人中，就有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印建平很乖巧地跟着杜燕来了，李淑英在还算清醒的时候被女儿送来了，88岁的李根生(化名)，前两天才被女儿“哄骗”过来。记者在接待室，见到了李根生两位疲惫不堪的女儿，她们刚刚把父亲的生活用品送过来，正在办理入院手续。
迫于可能的社会舆论压力，这里姑且称她们李大姐、李二姐。两位都已60多岁，身体都不好。前些年，李根生一直在姐妹两家轮着过，但姐妹俩发现，父亲越来越健忘，经常走丢。“每次走丢，我们都会急得发疯。被送回来时，父亲浑身泥水，大小便失禁，身上臭烘烘的。”李二姐着急地说，不管是110警察还是其他好心人，将父亲送回来的时候，都会埋怨她没把老人照顾好，邻居也会责怪她。
“父亲这种症状已经3年多了，除了经常走丢，还喜欢将各种垃圾往家里拿，家里经常垃圾成堆……我们有什么办法?外人只知道责怪我们……”李二姐说着说着，眼泪下来了。“我都快神经质了，只要电话一响，我就紧张，担心父亲又发生什么事……”
姐妹俩一直合计着送父亲到护理院，老人死活不同意，且对女儿戒备心越来越强。“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他把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存折全都藏起来了，我们根本找不到。”李大姐委屈地说。
姐妹俩一直在物色理想的护理院。前两天，她们陪李根生散步，老人突然说想去医院看病，她们才乘机将老人哄到市北护理院。“家里什么证件都找不到，没法办入院手续。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忙着给他补办医保卡。”李大姐说，办医保卡期间，护理院帮父亲洗澡、理发、剪指甲，照顾得好好的。“这些，在家里是根本做不好的。护理院替我们尽了孝心，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
李二姐见记者认真聆听，犹豫了一下：“你别写我们名字好吗?这事情说出去很丢人的。我们对邻居和亲戚交代不过去。社会舆论会压死人的!”得知记者不会写她们的真名实姓时，李二姐长叹一声，“以后我们终于可以正常生活了。”说着，眼泪又下来了。
和杜燕一样，市北护理院办公室副主任周百里也是家庭原因而选择到这里工作的。他父亲同样患老年痴呆，曾经最长失踪过40小时，被发现时已经在一百公里之外的如东县。把父亲安排到护理院后，周百里踏实了，79岁的母亲也心安了。
“年迈的母亲在家根本照顾不了父亲，相反会把自己累坏。现在，双方都好多了。”他安慰有相同经历的李家姐妹：“你们要有个适应过程，尤其是第一个星期，你们千万别见老爷子。熬过七天，等他适应了，你们就真的解放了。”
把一些老人“哄骗”到护理院，就像子女为他们精心设计的一个“局”。是好是坏，一言难尽!
“愉色”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现实就是如此破败不堪，譬如尽孝，譬如养老
杜燕当天一直忙碌的，是接一位重症病人入院。“患者是糖尿病综合征、心脏肥大，已经无法躺着入睡……来这里，基本就是临终关怀了。”杜燕说，这些情况家属都清楚，但对这类老人，她必须亲自去接。
自2016年12月运营以来，护理院累计入住400多人次，前后已有52位老人离世。一旦发现哪位老人情况不妙，护理院都会提前通知家属，并把老人安排到一个固定的单间，避免给其他老人带来心理冲击。
“谁都会有那么一天，但谁都不愿意面对。”周百里说，只要有家属过来参观，护理院都尽量不安排去“失能区”，家属也害怕去。“我们通常会安排家属到‘失智区’参观，那里的老人很快乐。他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娱自乐。”周百里半开玩笑似地说：“如果我年纪大了，我宁愿自己变傻，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无忧无虑。如果只能选择失能或失智，我宁愿失智。”
只是，等我们老了，我们还有选择的机会吗?
从采访情况看，绝大多数老人都不是自愿前来的，有被子女“哄骗”来的，有心疼子女无奈入住的，还有因失去自理能力而被“送”来的。周百里分析说，这些老人都生活在“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中，认为只有五保户、孤寡老人才会去养老院，有儿有女的老人去养老院，会被人笑话，子女也会被别人看不起。“我们这一辈人，慢慢开始接受养老院养老的理念，因为，子女实在忙不过来。”
周百里和记者都出生于提倡“只生一个好”的时代，身处典型的“倒金字塔”式的家庭结构——上面有4个甚至更多老人、中间是夫妻二人、下面是一个孩子，养老压力可想而知。尽管目前国家提倡生二胎，中国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却是不争事实。养老产业近年来迅速发展、养老政策不断完善，但离实际需求还有很大差距。
市北护理院提倡“愉色而养”，这一理念，让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点憧憬。这一说法来自《江海晚报》总编辑宋捷6年前的一篇文章《孝敬父母该“愉色而养”》，文章倡导“千孝不如一顺”，尊重父母意愿，在感情上给予更多安慰。他对“愉色而养”的提炼，则来自《礼记·祭义》，“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宋捷说，他的妹妹是位医生，每天在门诊说得口干舌燥，回到家常常瘫坐在沙发上，和父母说话难免没精打采甚至还带点脸色。自己也因工作的缘故，疲惫不堪时和父母说话也比较生硬。“我经常叩问自己，才理解千孝不如一顺，于是写了那篇文章。”
可是，当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父亲病情日益加剧，并任性地不肯吃饭，而年迈的母亲坚持昼夜陪护，双亲日益憔悴，无数次和颜悦色循循善诱都没有功效时，宋捷有点动摇了，“我还要坚守我的愉色吗?为了老人的健康，是否可以适度给他们一点异样的脉冲?”
宋捷所言“异样的脉冲”，是指子女为了让年迈的父母生活得更好些，坚持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一味地“顺从”。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现实就是如此破败不堪，譬如尽孝，譬如养老。
尊严
“我们依然照顾不了他，他依然会走丢，亲人之间再度相互折磨。”周百里自我安慰道，“古人提倡‘易子而教’,其实，现在，可以提倡‘易子而养’。我们无法尽孝的时候，就找个机构，找一群人来替我们尽孝”
宋捷的纠结在周百里那里似乎找到了一个答案。
“父亲原来是个孤傲的人，不屑与一般人交往，患病在家后，只与自己下棋。现在适应了护理院的生活，性格开朗多了，开始主动找人下棋，还会去唱卡拉OK。”周百里轻松之余又有点失落。“刚来的时候，父亲也很想回家。现在，他已经忘了这回事，以为他就是这里的一分子。”
现如今，他的父亲在护理院似乎忘记了自己的过往，在这里充当起“世界警察”来，到处管闲事维持秩序并自得其乐。医护人员只能对冲突方两面打圆场，“你素质高，别跟其他人计较。”而对其他老人说，“那人脾气古怪，你别理他。”
“我们必须狠得下这个心。如果心软把他接回家，只会陷入恶性循环，我们依然照顾不了他，他依然会走丢，亲人之间再度相互折磨。”周百里自我安慰道，“古人提倡‘易子而教’,其实，现在，可以提倡‘易子而养’。我们无法尽孝的时候，就找个机构，找一群人来替我们尽孝。”
尽管如此，周百里心里还是有一道坎，他在努力迈过去，但这道坎还在。“老人病了，送到医院治疗，时间再长，还是有回家的预期，子女都会被夸孝顺。但是，如果送到护理院，条件再好，子女同样可能被数落不孝。”周百里苦笑：“到底怎样才算孝?”
同样，李根生的两个女儿想方设法把父亲“哄”到护理院，让父亲过上了有尊严的生活，姐妹俩认为尽了孝心，但她们仍可能被亲戚或邻居认定“不孝”。张惠民和王遂泉选择到护理院，可能出于体谅晚辈的苦衷，与孝道无关。
自始至终，记者始终无法问出“你们希望怎样度过余生”这样的问题。搬进护理院，虽是不得已而为之，却又是最现实的选择。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再憧憬子孙满堂享天伦之乐的余生，显然已经不切实际。
我们很难设想将来会如何老去。可是，总有那么一天，我们将老糊涂、老态龙钟。如果不愿拖累子女，只能求助护理院。诚如所见，在这里老人能够吃饱穿暖，有专业人士护理，让他们不至于悲惨离去……除此之外，现在的他们、未来的我们，还能奢求什么?
采访完张惠民，记者礼节性地说“打扰了，耽误您宝贵的时间。”没想到，老人脱口而出，“没事，我们的时间不宝贵。”无奈之中，还有平淡。
尽管行动自如的张惠民等人对护理院的生活未必如意，他还是安心的，能够日夜陪护老伴。杜燕的舅舅等失智老人，更是心无旁骛、无忧无虑。即便那些失能老人，依然有医护人员的专业呵护，生命之花依然在努力开放。
花样人生，常来比喻年轻人的，所指必然是含露欲滴的鲜花。生命之花则贯穿人生始终，人老，只是枯萎，尚未凋落。如果花开艳丽之时就害怕凋零，这花就开得心惊胆战而索然无味。开就尽情地开，何必问归程?等我们老了，就用余生来回味。只是这短暂又“不宝贵”的余生，该给后人、给子女，留下怎样的回味和宽慰呢?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养老事业已经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老龄化率高达29%的江苏省南通市，以入选全国第二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单位为契机，正加快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全面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综合服务能力。
虽然我国的养老事业面临诸多难题与挑战，整个社会一直在不懈努力中。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正在老去的我们，勾画一个相对美好的未来。(记者朱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