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在近日举行的国际金融论坛第15届全球年会上首次提出“全宇化”的概念。他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的全球化将进入“全宇化”新阶段。
刘珺表示，过去时的全球化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强调国别经济体在贸易中利用自己的长板，实现双赢或多赢。但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问题，即希望把各国固定在供应链的某个环节上，以保持全球贸易格局的相对稳定，一旦某些国家往上跃升试图取代先进国家，就容易导致贸易摩擦和争端。
在刘珺看来，“出口导向”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粗浅解读，“实业强国”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思，“核心技术”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否定。
当前，科技改变世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该趋势不可逆转。
刘珺指出，过去时全球化基于产品，是一种供应链模式，现在时全球化基于核心技术，是系统集成模式，集成在整个价值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比如汽车领域，在系统集成和科技方面有竞争优势的优步、特斯拉，市值已经远远超过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克莱斯勒等传统汽车制造企业。
刘珺认为，贸易冲突是过去的叙事，不是现代语境下的叙事。现在，车与车互联、物与物互联、人与人互联，5G技术可以把4G技术提升不止一百倍，未来海、陆、空、天、外太空全部会通过相应载体和系统更加有效地连接在一起，将来时的全球化是“全宇化”(universalization)的。今天的世界还存在争端和冲突，而未来，是更加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宇化”的时代。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珺 国际金融论坛 供图
以下是刘珺演讲实录：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不同的全球化”。
首先我们看一下过去的全球化是什么状况，有什么特征。全球化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重商主义提出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比较优势。大家一定要注意，比较优势中间并没有竞争的概念。很多学者、业界人士经常说比较竞争优势，其实比较优势并不自然产生竞争优势，只是说“两优择其甚、两劣权其轻”。这个理论告诉我们一定要利用自己在贸易过程中间的长板，并非是自己的短板，或者是自己的相对长板，在多边贸易中形成双赢或多赢。
这个理论到现在还能不能成立，我们继续往下观察。
克鲁格曼引入规模经济来分析比较优势，发展了一个基于自由进入和平均成本定价的垄断竞争模型，将产品多样性的数目视为由规模报酬和市场规模间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结果。
斯托尔帕和萨缪尔森不仅提出了同名定理，而且在《保护主义和实际工资》中深入剖析关税对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或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证明实行保护主义会提高一国相对稀缺要素的实际报酬。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敞开国门同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国家进行贸易交换，美国最贵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敞开国门意味着美国将生产嵌入到全球供应链中，嵌入会导致美国一定程度的失业和产能外移，劳动力报酬会一定程度下降，保护政策的出台自然成为可选项。
这种产能转移以及在供应链上的不断迁徙是过去时的全球化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也是目前我们看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贸易争端和贸易冲突。因为各经济体在供应链上不断转换自己的位置，下面想往上面，上面想往更上面。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生产力要素资金、劳动力、土地等不断发挥作用，尤其资金和劳动力的作用更大一些，在生产率的整体表现中表达更为充分。
图片来源：刘珺演讲PPT
那么，过去时全球化中的优等生表现如何呢?“亚洲四小龙”的蓬勃发展不是重点要说明的内容，让我们看一下趋势。“亚洲四小龙”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勃兴，其后近三十年发展速度很快，GDP增长很高，但之后出现一个趋势性的下降。“亚洲四小龙”的出口替代以及产业模式最契合比较优势理论，按照理论应始终保持个相对中高速的增长。为什么会趋势性下降呢?
图片来源：刘珺演讲PPT
原因很简单，因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还是劳动力、资本这两项生产要素。随着整个劳动力成本在各个国家的分配越来越均衡，资本流动越来越高速，环境压力越来越重的时候，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降低，“亚洲四小龙”的比较优势风光不再，同时相关国家的贸易冲突和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看到了正反例。一个是微笑曲线，在曲线两端的品牌和技术是微笑的两个“酒窝”，产出价值最高。一个是日本经济学家中村末广提出的“武藏曲线”，他认为品牌和技术并不是增值效果最高的，反而生产环节增值效果最高。前者偏重于供应链的比较定位，后者偏重于制造的系统性构建，总之，技术逐渐成为核心是基本共识。
出口导向只是对比较竞争优势的很粗浅的解读，最为关键的还是科技和核心技术，只有以科技为锚的产业体系才是立国之本，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相对否定有了宏大的时代背景。为什么如此呢?比较优势理论设计出来的供应链是相对固化的，希望把各国相对固定在供应链的某个环节上，最好不要过度移动，这样全球贸易格局趋于稳定。一旦往上跃升就会替代某些先进国家，这个替代过程就是摩擦的过程，肯定会产生争端。
图片来源：刘珺演讲PPT
这两张表一看就清楚，中国过去40年发展无疑是一个奇迹，不仅仅是中国奇迹，而且是世界奇迹，重要的不仅是速度，而是竞争元素集中在制造业增加值、机器和运输设备以及化工等方面，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体系建设的思路清晰。十年周期来看，这些领域产值不仅没有降低或降低不大，而且在前两个领域实现了相当的增长，这说明中国抓住技术这个关键点，努力让自己的生产体系越来越完整，这是对传统供应链模式的新解，也是对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重塑。
全球化是物、资本、人和信息的跨境、广域流动，过去时全球化抑或称为全球化上半场涉及更多的是贸易，那么，目前的全球化“现在进行时”或中场是什么特征呢?表面上看，无疑是国际性协议或多边安排向国家间协议或双边安排转变的逆全球化、开放经济向保护主义转变的反全球化和合作主义向孤立主义转变的去全球化。
到底能不能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呢?
美国政府和一些欧洲政府不断在指摘全球化之弊，贫富两极分化，国别收益不对等，发达国家就业被侵蚀等，似乎全球化已然是“偶像的黄昏”。其实，全球化平台期一定程度上视福利增进为应然，而放大伴生凸显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回潮，更多看到GDP走势的分化，更多看到政策组合越发强调防通缩而不是防通胀，这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特点。全球化下行过程中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一定程度上不仅是回潮，可能逐渐在蔓延泛化。全球性危机事件不断上演，往往导致应对时出台一些比较极端的政策。
我十分郑重地提出我的观点，我始终认为贸易冲突是一个过去的叙事，不是现代语境下的叙事，即便在事端丛生的全球化平台期。
为什么这么说?刚才尼古拉斯·霍普先生提出了一套数据，是基于产品的，即中美贸易及经济的数字对比，同时哈利先生也举了一组数字，但是大家听数字的过程中间会意识到，有些数字和数字是对不上。为什么呢?
即便在过去时全球化，我们要说清楚中美之间真实的贸易逆差或顺差，也是难以完成的任务。从价值链角度来说，中国服务贸易是逆差，货物贸易是顺差，统计数据上的巨大顺差无法准确表达经济含义，表面数字和真实价值在中美间的结构和分配关系出现背离。在过去时全球化的背景下，说清楚两国的贸易顺逆差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进入现在时全球化，这一难题需要换一种思路，至少换一个角度。
过去时全球化基于产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以产品为主导，产品是载体。即便是服务，服务存在无形的载体，其最终交付和提供的形式也表现为行为或者有形的成果，有形性很强。产业经济不可能无限度增长，扩张和增长的边界效应明显。而现在时全球化不一样，摩尔定律描述的信息时代的增长轨迹是18-24个月性能翻一倍。
图片来源：刘珺演讲PPT
我也列了一张图，向大家展示重要科技在时间序列里怎么样层层递进、不断涌现的。科学确实是第一生产力。传统经济更多基于资金、劳动力、土地，是线性供应链的范式，而现代经济已经变成一个立体化的“价值链们”，就是无数条的价值链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价值系统，而最终决定一国在价值系统中的竞争地位完全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简简单单几项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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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刘珺演讲PPT
这两张图你会发现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右侧大家会看到，不同的科技产品用户超过1亿的时间越来越短。比如，电话七八十年用户超过1亿，Candy Crush游戏一年左右用户就超过1亿，现代经济的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已经和过去截然不一样，而这种不一样反映出我们现处在一个不同的全球化进程中。
图片来源：刘珺演讲PPT
如果大家还始终认为汽车制造业方面的三强还是我们老说的“老三样”，通用汽车、福特汽车、菲亚特克莱斯勒，现实并非如此。“非典型“的优步、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远远超过这3家公司。优步是一个科技品牌，优步不是制造企业，但它却在汽车领域最具有垄断地位，它是一个系统集成，有效实现了生产力的进一步跃升，改变了出行方式，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虽然特斯拉是汽车生产企业，但是它的核心竞争力源于科技，中控系统和电动汽车。波音不生产任何一个飞机零件，但是它是全球最大的飞机厂商，苹果、亚马逊更不用说了。苹果也好，亚马逊也好，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它的劳动用工、产品销售、技术研发、品牌推广等，是真正全球化的。
所以，科技改变世界的力量超乎寻常，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再次强调，过去时全球化基于产品，是一种供应链模式，现在时全球化是系统集成，不是基于某个产品，是基于核心技术，是基于平台化和系统化的技术，把生产要素集成在整个价值系统中间焕发作用。刚才哈利阐述了问卷调查的一个结论，他说在这次中美贸易冲突过程中，好像美国企业感到的压力重一点，受到的损失大一点，而中国企业受到的冲击反而有限。
我从科技视角做一个全新解读。原因或许在于全球化范式向科技主导转变，科技的价值驱动力日益突出。现在时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科技，而美国是科技第一强国，很多科技都产生于硅谷，所以在全球产品中间都有美国核心科技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旦形成国与国的贸易冲突、一旦形成全范围的贸易争端，谁会受到较大冲击?肯定是美国。因为在最终产品的价值中，技术占有最大价值份额，而劳动力居于次要地位，制造环节的劳动力价值也不显著。所以，以技术逻辑观察，在技术驱动的现在时全球化时代，技术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从上游到下游，从生产到消费，从货物到服务。美国是科技的领导者，在这个过程中间一旦形成全域范围的贸易争端，谁是技术的初创者、谁是技术的发明者、谁是核心技术的拥有者、谁是技术的领导者，谁将是受到损失相对比较大的那一方。技术的价值多数是无形的，现有的统计体系很难精确反映，所以，出现数字与真实之间的背离就不难理解了。今天的全球化便是如此。
贸易战或者贸易冲突是一种过去时，是与现在时全球化不相吻合的过去叙事。在数字化时代，车与车互联、物与物的互联、人与人的互联，任何产品或服务从科技的角度讲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争端为何?
那么明天的全球化或将来时全球化又如何呢? 如果科技在现在时全球化中更多的是技术自身，那么在将来时全球化中是科技的系统和系统的科技，不是个体或个体组合，是系统和系统集成。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显著特征：新科技建立在系统和生态之上;科技是赋能(empowering)而不是简单完成(determining);设计思维而非组装思维成就科技;价值而非性能是“科技之魂”。5G技术可以把4G技术提升一百倍都不止，并且多国宣布2020年要开始6G技术研发，必定是5G技术基础上又一次几何级数的提升，以后海、陆、空、天、外太空会通过相应载体和系统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新的互联网协议Ipv6能够给世界上每一粒沙子做一个标签，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的运用前景更是超越想象，那个时候贸易争端容易解决，因为任何一个产品或服务都可以准确地标签，构成产品或服务的任何要素都可以标签，国家间的顺差逆差一目了然，国家间的价值分配清晰可见。即便运用现有的区块链技术，全球贸易流也可以相对固定，任何一个因素的调整和变化都能够分布式记账系统反映，科技赋能的世界争端发生的概率或许能大幅度降低。
擘画未来，或许全球化(globalization)进入一个新阶段，是“全宇化”(universalization)阶段，是海、陆、空、天以及外天空更加有效、更加集成联合在一起的阶段。所以，今天的世界还存在争端和冲突，而未来，是更加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宇化”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