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者张梁
美国阿拉斯加时间2018年6月7日17时30分，中国登山者张梁在北美洲最高峰迪纳利峰顶展开了五星红旗。尽管山巅寒风如刀，但他说，那一刻心头温热。中国人登山探险的历史在这一刻改写——张梁实现了“14+7+2”的大满贯梦想。
“14+7+2”，即登顶全球所有14座8000米以上山峰和7座七大洲最高峰，并以探险方式徒步滑雪抵达南北极点。这是探险界公认的至高无上的荣耀。之前，全世界仅有朴英硕一人在2005年完成，他是个韩国人;如今，勇者名册写下了第二个名字——张梁，来自中国。
不过，张梁说，在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认识自我、体会自由，这比“世界第二”“中国首个”这样的头衔更重要。
因为山在那里
1786年8月8日的下午，水晶猎人雅克·巴玛特和医生加百利·帕卡德成功登上勃朗峰，从而拉开了现代登山探险的大幕。之后的100年间，充满朝气的欧洲人不断活跃在阿尔卑斯山上，追寻未知的世界。在人类登山史上，这一时期被称为“阿尔卑斯时代”。20世纪，登山的角逐移到了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人类迎着更高的挑战、向着自己的极限而去。
中国人迟至1956年7月31日方才加入进来。那一天，中国登山运动员史占春等12人同苏联19名登山运动员一起登上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这是中国人首次登上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此前，中国登山队仅攀登过海拔3000多米的太白山。1960年，王富洲等人首创人类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纪录，却因照片资料不足而稍有争议。
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民间登山热悄然兴起。这既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必然。北大山鹰社的学生、企业家王石等是众多“山友”中最受关注者。而张梁则后来居上。
2018年，张梁在迪纳利峰。
1964年，他生于河北石家庄，本名“张良”，登记户口时被误写成了“张梁”，也就将错就错改了名。“‘梁’有山梁、脊梁的意思。”张梁认为，命中注定自己此生与山有缘。
不过，在张梁的青少年时期，这种“命定”的缘分尚未明了。这个贫寒子弟在物质的困顿与人们的白眼中长大，养成了倔强、独立而无畏的性格。他喜欢走不寻常路。
在河北财经学院上大学时，张梁既不积极于“上进”，也未沉溺于“爱情”。他从未去过学校的图书馆，也不参加任何学生会之类的活动;他把谈恋爱视为未来的“负担”，甚少和女生交流。他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踢球上，几乎是在球场上度过了大学时光。
张梁很少理发。一头长发颇令学校烦恼。他回忆称，有一次做广播体操，校长从后面拽着他的头发批评他，他心里一肚子气，但憋了回去。长头发还一直留着，他说不清具体原因，“反正就想和别人不一样。”
毕业分配时，同学们都挤破头要留在石家庄，可是他填报的志愿是深圳和新疆——这两个地方离家最远。
命运最终把张梁推向了深圳。1986年，他进入了农行深圳分行，捧起了令人艳羡的金饭碗。然而，寻常的金融人的生活无法安抚张梁不安分的灵魂。当户外运动在年轻的深圳流行，他第一时间参与其中。2000年5月，青海玉珠峰山难的消息震惊国人。在遇难的攀登者中，王涛、周虹骏均来自深圳，是张梁平时一起玩户外的山友。悲剧没有吓到张梁，反而帮他打开了命运之路。他要去登山。
经过半年的准备，36岁的张梁踏上了前往海拔6178米玉珠峰的路。如今，张梁已经记不清攀登生命中第一座雪山的具体情景。只是记得随着海拔的上升，严重的高原反应如何折磨着自己。头痛欲裂、恶心呕吐。可是，他坚持了下来，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
2003年，为纪念人类登顶珠峰50周年，张梁作为7个业余登山队员之一，参与了由央视和国家登山队策划的珠峰攀登活动。在攀至海拔8300米时，为救一名受伤的英国登山者，他不得不下撤。这令张梁遗憾落泪。“毕竟是我第一次挑战8000米的高山，而且是象征性极强的珠峰。熬了一个多月，到了这么高，然后不让上了，还不是自己的原因，这种感觉一般人都受不了”。
尽管没有登顶，但是张梁仍和其他队员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深圳农行也收到了贺电。从此之后，农行全力支持张梁的登山活动，而张梁则将农行行旗和国旗一起放在了登山包里。
2009年9月，张梁和王石结伴登顶了海拔8163米的尼泊尔玛纳斯鲁峰。“有没有想过完成全球所有14座8000米级雪山的登顶?”在营地闲聊时，王石问张梁。“那就试试吧。”张梁答道。
直到那时，张梁才知道地球上共有14座8000米级的雪山，而9年以后，他将五星红旗带上了所有这些雪山的山顶。
出没“鲸鱼之腹”
在《千面英雄》里，约瑟夫·坎贝尔借用爱斯基摩人的传说称，英雄的一生总是会至少经历一次极大的失败，“被吞入鲸鱼的肚子里”，以考验他们有没有韧性东山再起，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多的智慧继续战斗。
在群山之中，安纳普尔纳就是张梁的“鲸鱼之腹”。
安纳普尔纳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中段，海拔8091米，是世界第十高峰。1950年6月3日，法国登山者埃尔佐格和拉什纳尔登顶此峰，使之成为世界8000米以上高峰中最先被征服的那座。埃尔佐格在自传《安纳普尔纳——第一座8000米》中说，“我们一无所有地走向安纳普尔纳，却找到了让我们余生享用不尽的财富，一种新的生活正在开始，人类的生活会有更多的安纳普尔纳峰!”
不过，最先被登顶并不能表明安纳普尔纳是一座容易攀登的山峰，事实恰好相反，因为多发雪崩事故，它被所有攀登者认为是世界上最难逾越的高峰之一。
2014年3月31日，张梁抵达海拔4200米的安纳普尔纳峰大本营。经过半个月的等待后，攀登时机到来。张梁和伙伴们向山顶挺进。
张梁回忆称，在他登过的所有山峰中，没有一座攀登难度比得上安纳普尔纳。登顶路上除了陡峭冰壁，几乎全是齐腰深积雪。夏尔巴(向导)只能一路用双手刨开路，再跪着用膝盖把雪压实。“最难的一段是在6000米到7000米海拔左右的2号营地到3号营地的攀登过程，那一段几乎都是陡峭的冰壁，一不小心，就会坠入万丈深渊。我们足足花了4天时间，其中一天只前进了100米”。
当时，张梁每天都在想着死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家人更是不敢去想，怕消磨意志。但说实话，每个人我都想过”。
当他们费尽千辛万苦登至7500米时，天气变得更加恶劣。大片的乌云从山谷涌来，暴风雪马上就要来了。张梁意识到，尽管山顶近在眼前，但是必须下撤，否则就要把命丢在上面了。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一同上山的队友、65岁的挪威人Tore并不甘心。这是他人生最后一个登山目标。就差几百米啊!可是，张梁仍然说服了他。
终于赶在暴风雪来临之前，全队选择了下撤。而刚要下撤意外就发生了——3个夏尔巴突然滑坠!张梁和Tore眼明手快，纵身扑上前，死死拽住正在下滑的绳索。其他队友跟着扑上来，大家呐喊着拼命往上拉，这才从死神手里救回了夏尔巴们。
当张梁脱掉厚厚的登山手套，发现掌心被划出道道血沟，这种强烈的身心刺激将张梁逼到了极限。在风雪中，胡碴已经结冰的他在摄像机前说，“刚才经历的一幕，使我重新认识了登山，安纳普尔纳也许是我的绝唱，我喜欢登山，非常热爱雪山，但是我会更热爱生活。再见，安纳普尔纳!再见，雪山!”
在18年的攀登中，这是张梁唯一一次萌生退意。不过，他很快就明白，对他而言，生活即是登山。仅仅3个月后，张梁又遏制不住内心的渴望，去攀登另一座8000米高峰——巴基斯坦加舒布鲁木II峰。从此之后，他再未退缩。
约瑟夫·坎贝尔这样描绘穿越极限的英雄：“当英雄来回穿越世界的边界，从龙的身体中进进出出，容易得就像国王在他的各个房间之间穿行一样时，他与自我的连接便已经被摧毁了，其中存在着他的救赎力量，因为他的超越和返回证明通过现象性所有的对立面，不生不灭之物被保留下来，而且没有任何可害怕的。”
这恰似张梁的写照。2015年，再次历尽艰险后，他终于站上了一度放弃的安纳普尔纳之巅，之后是乔戈里峰、加舒布鲁木I峰、南迦帕尔巴特峰、厄尔布鲁士峰、阿空加瓜峰、文森峰、查亚峰、迪纳利峰……
“在8000米的高度上，我目睹过无数人性的表演，经历过无数疯狂的故事;我曾经在彻骨寒夜声嘶力竭呼喊每一位队友的名字，鼓励他们不要睡着，要迎接天亮的曙光;我曾经像个拳击手一样击打队友的脸颊，让他恢复理智，哪怕再向前多迈一步;我还忠实记录了每一次无奈的撤退与绝望的瞬间，心想万一真的有意外，这些可能是留给世间最好的纪念。”张梁说，8000米是世界的高度，也是人性的深度，这正是无数勇者痴迷其中的原因。
人生而自由
《肖申克的救赎》是张梁最喜欢的一部电影。他看过无数遍，其中的金句和桥段都能信手拈来：
“监狱里的高墙实在是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是体制化。”当年过六旬的布鲁斯获得假释走出监狱时，对他而言却如同自己的人生抵达了终点。
“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经过20多年水滴石穿般地不懈挖掘，安迪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从500码长的污粪管道中爬出，重获自由，在墨西哥海边过上了自由人的生活。
这部改编自斯蒂芬·金同名小说的影片，透过监狱这一强制剥夺自由、高度强调纪律的特殊背景来展现作为个体的人对“时间流逝、环境改造”的恐惧。
对于张梁来说，平淡无奇的生活就如同一种“体制化”。他无法安适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间。他不炒房，尽管和王石等企业家很熟，却从未因房子张过口;他也不理财，尽管他从大学毕业即在农行工作;他从不炒股，“任何带有赌博性质的事儿我都不沾”。对他而言，有张床就足够了，“要那么大地方干吗?天天在家躺着?”他的自在之地在山巅之上。
在最接近太阳的地方，没有城市的喧嚣和人山人海，有的是肆无忌惮的狂风，有的是70度角的陡峭岩壁，有的是相当于平原含氧量三分之一的稀薄空气。脸上脱了皮，冰碴粘在胡须上，可张梁却更感自由、畅快。“我喜欢雪山与世隔绝的环境，那是与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也享受在绝望中再逼一逼自己的乐趣。尤其是每次从虐到极致的极寒世界重回人间，那强烈反差，会让人觉得生活实在太美好，我们必须热爱”。
这和“瑞士机器”乌里·斯特克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位世界登山界曾经的王者说过，“我觉得这(快速登山)是一件很单纯、很酷的事，每次登完一座山，我都会感到有些迷失，我会想，我还想做些什么，我会觉得有些空虚。我也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的风险——非常之大。”
不过，和“瑞士机器”相比，张梁更强调“撤退”也是一种自由。他不像有的登山者，出门前把遗书都写好了，也从来不说“死也要死在山上”。“壮丽的毁灭”“虽死犹生”对他没有吸引力。“无论何时，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声音：‘只有活下去，才能再上来。’”他说，登山中放弃其实更加困难，也更加考验一个人的内心。
由于天气等客观条件所限，珠穆朗玛峰、希夏邦马峰、安纳普尔纳峰、乔戈里峰和南迦帕尔巴特峰的登顶，张梁都没有“毕其功于一役”，都作出过放弃的决定。
8611米的乔戈里峰是登山者们梦寐以求的顶峰，也是死亡率超过30%的“地狱之巅”。这座山也是张梁撤退次数最多的一座8000米高峰。在第二次冲顶时，因为雪崩冲击，整个营地已经被夷为平地。先前和队友留下的十几顶帐篷、登山装备、公共物资和个人物品全部被淹没。
“(在那一刻)突然感觉有什么在对我笑，那是一种高高在上睥睨众生的笑，那是一种讥讽而又无可奈何的笑，要知道最艰难的冰岩混合复杂路段我们都已经熬过了，距离乔戈里峰的顶峰真的只有一步之遥。”然而，他安慰队友说：“只要人在，就有机会，乔戈里峰，我们后会有期。”
深圳地铁里有一块为他量身定做的公益广告牌。其中是他的代表性的登山照——特有的雪山红脸，黝黑浓密的胡子，冷静的眼神。旁边是一句话：“空气稀薄处，总有不一样的风景。每往上走一步，一定更接近自己。我是山者张梁。”
他很喜欢这个公益广告，也非常喜欢“山者张梁”的定义。他说，“雪山不生产房子、票子，不会带给我财务自由，但是它让我认识了自己，实现了自己，给了我人生的自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董伟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