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为中世纪时，世界第一大商埠。余昔久闻其名，惟因居北方，未得机缘，以来探访。今秋就职厦门大学;厦门距泉州仅隔一衣带水，乘轮船往，五六小时可达。阳历十月杪，本校特派教授陈万里，德人艾锷风(Ecke)及余三人往其地搜访古物古迹。余在昔研究中西交通史，得知泉州为中古东西文化交换地点，中外货物输出输入之中心地，今得亲往调查，诚大快事也。兹特将行程及调查所得者，为之详记如下，以飨世之有同癖者焉。
阴历十月三十一日清晨五点半，由大学门前码头雇小划船至厦门镇，换登祥鹏小轮。七点开轮出口，沿厦门岛北行，继则右手可望金门岛。至十一点时，船抵石井，以河水太浅，乃另换小划船，进口至安海镇。愈向内地，河水愈浅隘;将抵安海时，即小划船亦搁浅不能前进。乃有乡人多名，自岸上涉水来负余等及行李至陆。既抵安海，至闽南汽车站候车往泉州。由安海至泉州，有汽车道，长六十里，行四十分钟即至。汽车公司为民办，而军政长官为之设立护路队。盖近年以来，百政废弛，民生日穷，以至土匪遍地，日夜横行，往往有劫车之事也。泉州汽车站在南门外晋江南岸。下汽车后，复乘人力车，入城中天主教堂。途过一长石板桥(见图1)，横跨晋江。江甚宽，边有枳沙，水不甚深，涨潮时大船或亦可驶至城边也。《福建通志》卷二谓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故名晋江也。由江边至城中心，有直达大街(见图2)，为石板铺成，街甚宽阔，两旁多有新建洋楼市场。街中石牌楼甚多，难以枚举，皆表旌妇女节孝，官吏功勋，士子学位，俱可以示游客地方文化事业之精进，人民财力之厚富也。既抵天主堂(见图3)，由艾锷风投刺谒神父任道远(Seraphin Moya)o神父，西班牙国籍也，来华已二十余年。先传教于漳州，继乃来泉州。在泉州已二十年，善操泉州土语，颇识华文。出见余辈，貌极和蔼。引入堂内厅中坐，寒暄毕，导余等至开元寺游览。据寺中石碑，谓寺创于唐睿宗垂拱年间(西历六八五至六八八年)，以后历代扩张修理，而有今日宏壮气象。寺之前东西两院各有一塔，高七级，全为岗石构成。各级皆有雕刻佛像，工作精致，尤以东西塔(见图4)为最。塔底镂有释迦佛事迹四十件，他处所未见也。西塔新修理，东塔顶倾斜(见图5)，明春亦将重修。两塔皆建于北宋淳化年间(西历九九O至九九四年)，工程甚巨，以彼时人民财力，可以任之;若在今日，恐不易举矣。寺中有新立孤儿院并僧人小学。方丈适往南洋群岛募捐，有江西僧某，能普通语，引导吾辈各处参观，大殿亦新修，梁柱皆有绘象：象多有翼，颇异于他处庙宇。任神父谓或受古代基督教堂之影响也。殿中佛像之布置，亦颇异于他处：象在殿之中央坛上，象顶上面有伞盖;四金刚立于坛之四角。四角地上各有大木橱，贮大藏经，年代颇古，多有为蠹虫所蚀，再不为设良法保存，将来必成废物矣。开元寺参观既毕，任神父即引余等至已故教友陈光纯先生家宅，觅一宿处。陈太太亲出接见，给余等以院前洋楼(见图6)，临时预备洋式床铺三具，又亲送茶点以充饥，其待远客可谓仁至义尽矣。神父归寓后，又遣人送给晚餐。十一时始就寝。次日，即十一月一日，上午早餐毕后，往教堂谒神父。途间见道上石板有镌阿拉伯文者两块，所云为何，虽不可知，然此等发现，亦犹之地质学家探矿于荒山芜草之中，发现矿苗一块，即以测定山中之蕴藏也。路上石板镌有阿拉伯文，前此泉州多阿拉伯人，从可知矣。见神父后，稍坐，彼即导余等往府学(见图7)参观。府学占面积甚大，大成殿正当修葺，有南宋时石碑尚存，古代榕树多株，粗约四五围。适有晋江人陈育才者，字泽山，能普通语，来周旋吾辈。吾因问彼：“现在泉州尚有蒲姓者乎?”彼云：“仍有，惟有改姓为吴者。宋末蒲姓在泉州颇有势力，当帝昺南奔，蒲姓开泉州城门迎元兵，迫帝昺南奔粤。明初太祖惩罚蒲姓，故改为吴。现今人口约二百余，居南门外，无大势力。泉州南门外塘头山下新自永春迁来蒲姓一户，制香为业。永春蒲姓人口甚众，有千余家云。”陈君所答，乃正吾心所欲问者。陈君给余名片，其职衔有八：一日兴泉永公路总局顾问;二日莆泉漳龙公路筹备处顾问;三日福建实业厅谘议;四日督办福建军务公署谘议;五曰兴泉警备总司令部顾问;六日前厦门道道尹公署实业课主任;七日前南安县知事;八日前泉永公路局局长。职衔如此之多，人必多才多学，所言必可恃也。吾心中所欲访问者，乃宋末元初，阿拉伯人蒲守荿、蒲寿庚至今无后裔在泉州也。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下云：“宋德祐二年十二月，蒲寿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于元。考《泉州府志》，田真子，晋江人，文天祥同榜进士，为州司马。蒲寿庚其先西域人，与兄寿岌总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寇，得官。寿庚顽暴寡谋，寿荿为之尽策，密畀寿庚以蜡丸，裹表，潜出降元。但今知寿庚之叛宋，而不知寿荿之主谋也。其子师文尤暴悍，嗜杀;孙胜夫其党也。"余按：宋元《通鉴》云：“我太祖皇帝禁泉人蒲寿庚、孙胜夫之子孙不得齿于士，盖缘其先世导胡倾宋之罪也。故终夷之也。o"陈懋仁仅记其为西域人，未明言为大食(即阿拉伯)人也。然吾人一翻《宋史·大食传》，宋初来中国之使者，姓名多冠有“蒲”字。寿荿及弟寿庚之为阿拉伯人，可以断然不疑。《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四《丛谈》云：“蒲寿庚以有功于元，子孙多显达。泉人畏其熏炙，元亡乃已。明太祖时，禁蒲姓者不得读书人仕。"(转录《闽书》)。曹学佺《泉州府志胜》卷五云：“宋末西域人蒲寿荿与其弟寿庚以互市至。咸淳末击海寇有功，寿庚历官至招抚使。寿荿授知吉州，不赴，劝寿庚以泉降元。策既定，佯着黄冠野服，人法石山中，自称处士，伪示不臣之意。忽有二书生因其昼寝，各投一诗，不著姓名而去。其诗云：‘梅花落地点苍苔，天意相商要人梅。蝴蝶不知春去也，双双飞过粉墙来。’其二云：‘剑戟纷纷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寿荿有《心泉学诗稿》六卷，保存于《四库全书》中”。《四库简明目录》卷十六云：“其诗恬澹闲远，不失雅音。"寿荿、寿庚之子孙，至今尚存。足以证明福建人中有阿拉伯人苗裔也。
参观府学既毕，乃出前门，至宽仁铺府学街参观古回教清净寺(见图8)。寺中围墙皆以岗石构成，上层有阿拉伯文刻石一行，内外皆然。大门向南，甚高，亦俱石也。门顶上有弓月形穴两层，任神父谓仿叙利亚大马色克城( Damascus)大礼拜寺建筑者。进门右手墙壁上刻有明成祖之敕谕如下：“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见图9)既入门，右手有石碑二，立于墙边，无顶盖遮掩风雨，侵蚀多不可辨矣。大门上有阿拉伯文石刻(见图10)，译意为：
“此寺为居留此邦回教信徒之第一圣寺，最大最真，众所宗仰。故其名为‘圣友之寺’。建于回教纪元四百年(即西历一OO九年至一O一O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后三百余年，至回教纪元七百十年(西历一三一O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有耶路撒冷人摩哈美德者，又号泄刺失(Shiraz)之香客，虞克那尔丁(Rukhnaldin)其人，有子曰阿合玛特(Ahmad)，出资修葺古寺，大门上弓形顶盖，进门走道，以及门牖皆焕然一新。盖所以敬上帝者也。祈上帝及圣人摩诃末与其家族以后宽宥彼辈也。”
(此刻原为阿拉伯文，昔西班牙神父阿奈资(Arn-aiz)译为法文，见T,oung Pao.1911艾锷风自法文译为英文，余自英文译成汉文。)
其左手有大院，院墙之南面即在外面所见之墙也。墙皆岗石砌成，年久塌败，院内秽污不堪，现赁与回教徒为屠牛场，院墙里面四周上层，亦皆刻阿拉伯文，《可兰经》中佳言也。管寺教主许宝玉先生，字岷山，江苏砀山县人也;民国十三年受北京回教总会派来泉管理此寺。每月由厦门回教总会津贴数元，以作经费。余等问以刻字何解彼不能答，盖古字也，若今文彼必能言之矣。万里特为诸石摄影，以留纪念。后堂乃清同治壬申年四川盐亭人江长贵所重修。江是时为提督，驻泉州，亦回教徒也。堂之四壁，亦皆有阿拉伯文刻石。万里特将其正面左手者拓下，以备存留于厦门大学国学院中。本地回教徒多愚陋，怂恿许君，不允吾辈摄影拓字。许以此乃代彼教宣扬事业，不必阻妨。许君并嘱摄影洗竣，可赠彼数张也。又引余辈至其卧室，观彼教中礼帽、圣经。与许主教同寓有江苏泗阳众兴集人唐某，亦彼教中人;适其外出，故未得遇焉。以前寺址甚大，后因多年无人管理，基址多为外人所占。新近北京回教联合会派人来管理，而已无从稽查以前地基究至何处矣。按：元三山吴鉴《清净寺记》云：“宋绍兴元年，(西历一一三一年)，有纳只卜穆兹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此寺于泉州之南城。造银灯香炉以供天，买土田房屋以给众。后以没塔完里阿哈味不任，寺坏不治。至正九年(西历一三四九年)闽海宪佥赫德尔行部至泉，摄思廉夏不鲁罕丁命舍刺甫丁哈悌卜领众分诉宪公。任达鲁花赤高昌俣玉立至，议为徵复旧物，众志大悦。于是里人金阿里愿以己资一新其寺。”然则是寺创始于南宋，修于元末矣(此说与阿拉伯文刻石不符，或至正时再修也)。撤那威，即Soraf之译音，宋时波斯湾头大商港也。元顺帝至正七年左右，有摩洛哥国人依宾拔都他(Ibm Batuta)，尝至泉州。其游记中有开才龙( Kazerun)人白儿罕乌丁(Burhan-uddin)及塔伯利资(Tabriz)人夏立甫乌丁(Sharif-uddin)，皆为当时居留泉州之回教商人领袖(见H.Yule，Cathay Iv，P.119-120)。白儿罕乌丁必即不鲁罕丁，夏立甫乌丁必即舍刺甫丁，毫无疑义。“摄思廉夏”乃(Islam shiikh)之译音，其义犹“回教教师”也。欧人研究《拔都他游记分者，如法国人费兰德(M.Geuand)谓“拔都他决未至印度支那( Indo-China)及支那本部，可断然也。其书数章记以上诸国者，皆伪造也o" (见Yule，Cathay Iv，P.48 Footnote.)拔都他在泉州所见之人名，皆见之中国记载，当可谓之伪造乎!费兰德睹此，当自认失言矣。
回教古寺参观既毕，日已过午，任神父乃率余辈由府学街回寓。路过奏魁宫，亦小寺庙也。其墙壁上有石刻小神像，像顶有十字架象(见图1 1)，胸亦有十字架，又有两翼;其为古代基督教徒所遗留者，可以无疑也。任神父谓或为古代聂斯托里派基督教徒(Nes-torian Christians)之遗物云。查中古时代来中国之基督教徒，分聂斯托里派及圣方济各派(Franciscans)o聂斯托里派，唐太宗时即人中国，所谓景教是也，以先来及距策源地近之故，在中国势力最大。圣方济各派，元世祖末，始由约翰孟德高维奴(John Montecorvino)自西欧传人中国，先布教于北京，次乃及于汪古部及泉州两地。《马可·波罗游记》记中国事最详，彼所至各地，若有基督教徒，则必标出。其书卷二第八十二章记刺桐城(Zayton，即泉州古名)，未言有基督教徒反教堂。是其地当元世祖时尚无基督教徒也。及至元泰定帝时，高僧和德理( FriarOdoric)过泉州北上北京时，记其地方济各派有教堂二，泰定三年(西历一三二六年)住刺桐主教安得鲁(Bishop An-drew of Pewgia)致友人书，亦言刺桐有教堂二。一在城内，先筑城。一在城外，约半迈耳许，为彼至刺桐后所筑。元顺帝至正六七年时教堂专使马黎诺里( Morignolli)过刺桐，记其地有方济各派教堂三所，皆不言有聂斯托里派。任神父谓吾辈所见之十字神像，为聂斯托里派，似无根据也。吾意以为元时方济各派之遗物也。归寓后示神父以清光绪十五年鄂城崇正书院刊印之《真福和德理传》(Travels of Friar Odoric)传前导言记：“有十字架碑三，其一于万历己未年(万历四十七年、西历一六一九年)在泉州南邑西山下出地，崇祯戊寅年(十一年、西历一六三八年)摹勒。其二在泉州城水陆寺中，为大司寇苏石水先生之太封翁所得，于崇祯十一年二月中教友见之，于耶稣受难瞻礼之前日，奉入圣堂。其三在泉州仁风门东门外三里许东湖畔，旧有东禅寺(见图12)，离地百步许，有古十字石，在田侧泥泞中。雨淋日炙，苔藓层封，过者不问，见者不识。忽于崇祯十一年二月，耶稣复生之四日，有教友因扫墓见之，遂于三月望前邀集信辈恭奉人堂。"因问神父：“所有三石，是否即在其教堂内?”神父答：“彼亦闻人言此事矣!彼今所居之教堂，仅有三十年之历史。当彼接收管理此堂时，毫不知有古代遗留之物存在。明末清初时，泉州或另有天主堂，后经雍正帝驱逐教士，而堂亦被毁也。彼时教堂地址何在，及存石何往，皆已无从探悉。”泉州城又有英美耶稣教堂两处，建设已六十年，其堂教士对于此事，亦全不知。午餐后复往奏魁宫，万里将前所见之古基督教神像摄影，以留纪念。摄影毕后，复往开元寺东塔，拓塔底释迦佛事迹，而拓工不至。候至晚，乃归寓。
次日，即十一月二日。上午，任神父率余辈参观其西城启明女学及国学专修院之新建筑。其设计绘图，皆神父亲自为之。三级高楼，巍巍入云，在全城中，实为第一。余等升至屋顶高台，远眺全城风景，尽在目中。城为椭圆形，东西长，南北狭，共有七门。南门附近城墙已拆，城内富户住宅甚多，宅中多有园庭，花木蓊郁。吾昔读《拔都他游记》，谓泉州人家多花园。占地甚广，故城市甚大也。今见情形，尚无异于数百年前外国人之记载也。城市未改，而繁盛已非昔日比矣。向东远眺，可望见海。据云距城仅二三十里耳。当宋元之世，泉州为第一大商埠。刺桐城之名，见之于《马可•波罗游记》、《和•德里游记》、《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拔都他游记》，具言为世界第一商港。外国贾客蚁聚，蕃货芸集于此。由中国往外国，由外国来中国，莫不于泉州放洋登陆。马可波罗、马黎诺里回欧洲，自刺桐放洋;孟德高维奴、和德里、拔都他来中国，先抵刺桐港登陆。盖宋元时代之上海也。泉州南门外晋江畔，即当时之黄浦江西外国租界也。西极之国如摩洛哥、意大利等，皆有游客足迹至泉州，其大食、波斯之贾胡寄居于此者，当更不知其几千万矣。
自北宋哲宗元祷时即立市舶司于此，征收蕃货税捐，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发舶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验其所易之物，给以公文，为之期日。元既领有中国，市舶制度，大抵皆因宋旧，而为之法焉。泉州之外，复有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今宁波)市舶司，凡七处，船舶至岸，隐漏物货者多，故常就海中逆而阅之。其详可参观宋、元史《食货志·市舶条》。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舰》条云：“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宋史.外国传》及赵汝适《诸蕃志》，计海外诸国距中国远近，皆以泉州为起点。元时西方游客之“才通港”(Zayton，Zaitun，Saiton)(即刺桐之转音)为泉州毫无疑问。然西国尚有多人，疑为漳州者，有疑为今厦门港者，皆未熟中国史书，故有此无谓之争论也。《福建通志》卷五十九《物产·刺桐》条云：“泉郡绕城皆植刺桐，号桐城，又日温陵城。留从效重加版筑，植刺桐环绕之，其树高大，而枝叶蔚茂，初夏开花极鲜红。如叶先萌芽而花后发，主明年五谷丰熟，谓之瑞桐。”卷四十二《古迹》云：“刺桐城，节度使留从效重加版筑，傍植刺桐，岁久繁密。其木高大，枝叶蔚茂，初夏时开花，鲜红。叶先萌芽而后花发，则年谷丰熟。廉访丁谓至此赋诗云：‘闻得乡人说刺桐，叶先花后始年丰。我今到此忧民切，只爱青青不爱红。’”现今有无刺桐，吾忘访焉。《拔都他游记》记载在刺桐所见之大商夏立甫乌丁(Sharif-uddin)及回教教师白儿罕乌丁( Burhan-uddin)二人之名皆见之于吴鉴《清净寺碑》记。“才通”(Zayton)之为泉州，更如日月之明，尚复何疑哉。朱明中叶以后，所以衰败，必因晋江及海港日见淤浅故也。葡萄牙人抵中国后，海外商贾，皆集澳门，英人鸦片战后，商务又移香港;泉州遂日形凋零，无人知其曾为古代世界第一大商埠也。试执泉州市人而问之，即彼亦不自知也。今日尚能维持，不致如邯郸、洛阳之凄凉者，南洋华侨不忘故乡之力也。下高台，任神父导余辈至院隅破屋内观明代古棺七具(见图13)，存贮未葬。墙虽挂有留府郡王锦条，然招人承领数年，竟无人间，必其子孙他徙矣。五代时有留从效者，割据漳泉二府，臣服南唐，后封晋江王。此七棺之尸，岂即从效后商欤!
学校参观既毕，神父代吾辈雇人力车出仁风门，至灵山，参观古回教先贤墓。出东门，折向南，有新修汽车道，人力车行此道者亦需纳捐。由此道向东行约二里，下车步行，向南，经农户数家。东望山坡，坟墓累累，先贤墓即在半山焉(见图14)。乃摄衣披草，缓步而上。所过墓，其有墓石者读之，皆回回人也。墓皆长圆形，不如汉人墓之圆。此山昔时或专为回回之葬地也。先贤墓有二，向南并陈。墓上有亭，亭已坍塌。亭之东北西三面皆有石廊绕之。廊下北面，有阿拉伯文刻石一块，万里特为拓下备存厦门大学。其译义云：
“此墓为昔日传教此方二先贤之墓。贤者当发克富( Facfug)(阿拉伯天子之义)在位时，即来此，有善行，至今尚为人称道。后卒葬于此山，人民怀其德而思之。墓有灵异，其遭运不佳，或抱病不起者，皆来此祈祷二贤保佑，有求必应。每届冬季，常有多人自远方至此墓瞻礼行香，归家无不康健安全，俱叹行千里而不徒劳也。留居此地之回教公会，特集资修墓。尚祈上帝慨发鸿恩，使此二墓永远保存，俾此二贤骸骨不致暴露风雨也。时回教纪元七百二十二年勒墨藏月(第九月即耶稣纪元一三二三年元英宗至治三年)也。"
其旁有汉字刻石一块，同治时福建提督江长贵修墓时所树(见图15)也。其文如下：
“我教之行于中国，由来旧矣。泉州滨大海，为中国最东南边地，距西域不下数十万里，则教之行于斯也，不亦难乎!同治庚午秋，长贵奉命提督福建陆路军务，莅任泉州。下车后，询问地利，部下有以郡东郊有三贤四贤墓告者。初听之而疑其误也，继思之而恐其讹也。公余策马出城，如所告而访之。二岗之上，果有二墓在焉。而不知其始于何代，及为何如人。墓侧碑碣，苔蚀沙啮，字迹漫患，多不可辨，惟我蜀马公权篆时所撰立者。上坟有亭，尚未磨灭，而亭久倾圯，碑仆卧尘沙中，知几历年所矣。竞日爬刮，继以淋洗，始得约略扪读。证诸郡志，乃获其详。盖三贤四贤于唐武德中入朝，传教泉州，卒而葬此者。厥后塍显灵异，郡人士咸崇奉之。明永乐太监郑和出使西洋，道此蒙格，曾立碑记。我朝康熙乾隆间泉之官绅迭继修治，马公重修事在嘉庆二十三年，乃其最后者也。然今已五十四寒暑矣。其间水旱兵燹，未尝无之。虽荆棘蒙蔓，不免就荒，而两墓岿然无恙，且适有来官是土之余，以踵马公于五十四年之后。噫!得毋两贤之灵，有以默相之乎!然则西域虽远，其教之能行于中国东南边地也，更无论矣。于是捐廉择吉，鸠工重修，既竣事，志其崖略如此。惟冀后之来者，以时展缮，勿任就湮没也，是则我教之幸，抑亦余所深祷者尔。是为记。同治十年岁在辛未季秋之月下旬谷旦，钦命提督福建全省陆路军务执勇巴图鲁盐亭江长贵盥沐敬撰。"横陈地上有小墓一块，文云：
“同治壬申年七月初十日故四川成都六品军功马阿浑永春之墓。盐亭乡愚弟江长贵顿首拜立。!
东面廊下有康熙时修墓刻石，风雨侵蚀，字迹多不可辨，故未抄录。下次重游时，或将为拓出焉。西面廊下有明初太监郑和来此行香之纪念刻石(见图16) -块，文云：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祜。镇抚蒲和日记立。”
万里亦为拓出，备存厦门大学。案：《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不言和奉回教，而此刻石记和来此行香祈桔，和或回教徒也。若他教之人何必来此荒山向异教之枯骨祈保佑耶!郑和刻石之南首，有嘉庆时修墓碑记，其文云：
“岁在著雍摄提格之孟陬，余奉命提督福建陆路军务，来泉州，因知东关外有爸爸墓在焉。按《府志》所载，唐武德中来朝有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于此。葬后，此山夜光显发，人因而灵之，名斯墓日灵山圣墓。明永乐钦差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行香于此，蒙其庇祜，立碑记。我朝康熙年间福建汀邵延等处总兵官陈有功，陆路提标左协中军游府陈美，乾隆癸卯、辛未孝廉郭拔萃、夏必第等，相继修葺。迄今日久坍塌，募捐俸重修，再建墓亭，悬扁于上，以昭灵爽，用答神庥。竣工行其事而为之记。署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漳州总镇西蜀马建纪勒石。”
万里及艾锷风又为墓亭摄影以留纪念。余披阅《闽书》卷七《方域志·灵山》云：“回回家言默德那国有吗喊叭德圣人，生隋开皇元年，圣真显美，其国王聘之，御位二十年，降示经典，好善恶恶，奉天传教：日不晒曝;雨不湿衣;人火不死;入水不澌;呼树而至;法回而行。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二人自葬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日圣墓，日西方圣人之墓也。”(亦见《福建通志》卷四十二)o任神父谓此古墓或为摄思托里派基督教徒，后为回教徒所占有。武德时回教尚未大兴，回教与基督教皆为一神教，敬奉上帝，尤易混淆。并言稍前西班牙神父阿奈资( Arnaiz)在此墓旁发现基督教徒墓石云。吾查《隋书》、《唐书》地理志，隋开皇九年(西历五八九年)置泉州治闽县，大业元年(西历六O五年)改日闽州，三年(西历六O七年)改建安郡，唐武德六年(西历六二三年)复日泉州，景云二年(西历七一一年)日闽州，开元十三年(西历七二五年)改福州;皆即今之闽侯县也。武后圣历二年(西历六九二年)析泉州，置武荣州，沿南安东北五十五里，三年废;久视元年(西历七O O年)复置武荣州;景云二年(西历七一一年)改旧泉州为闽州，以此为泉州，属闽州都督府。开元六年(西历七一八年)置晋江县为之治。此即今之泉州设置历史也。武后以前今之泉州毫无设置，其地当时必为小村落，或竞荒凉，皆未可知。武德距圣历尚有七十余年，外国传教士何必来此小村落传教。故《闽书》所载武德间三贤四贤来泉传教之说，吾颇怀疑也。再查高僧传等书，唐时中国高僧往印度及印度高僧来中国无一人由泉州放洋，或由是登陆。盛唐之时，泉州虽已设置，而对外通商，尚未大兴，回教先贤渡海来华当不至泉，此二可疑也。《唐书》及《太平广记》载长安、扬州(又名广陵亦日江都)、广州、洪州(今南昌)等处波斯大食商胡事情颇多，而绝无一节道及泉州者，此三可疑也。此二墓或为唐末宋初泉州通商兴旺以后之墓也。是否为基督教徒之墓，吾不敢言矣。
古墓前摄影既毕，乃驱车返。远望东门外石牌楼如森林状(见图17、图18)，诚壮观也。神父嘱余辈回车一往观之。既至察之，多半为节孝坊，亦有为官职学位者，什九皆清代之作，明代者偶有之，宋元之坊不可见。诸坊皆横跨大道上，此道即以前之驿道，北至北京，南达广东。神父导余辈回天主教堂。午餐毕，本拟觅人导往南门外，访蒲寿庚后裔.奈因学校假期已满，不得不束装归厦门。艾锷风一人多留一日，吾与陈君万里辞别神父至宽仁铺泉苑茶叶店辞别张苇邻先生。张先生乃厦大附属小学校长张祖荫先生之叔也。万里于离厦时携祖荫之介绍书托招待。张先生昨晚曾至天主教堂访余等，嘱多居一日，至今日又设盛筵以待余等，而余等坚辞别归，有负盛情矣。后乘人力车出南门，过晋江桥，至汽车站。四点时乘车回安海。因有任神父之介绍，乃寓于天主教堂内。主教者为任国珍先生，南安人。万里闻石井镇有郑成功后裔，欲往访之。任先生谓安海镇有郑时雨医士者，即石井郑氏之族人也。因同往访之。郑先生能普通话，问其先人之事，慷慨而谈，大有其先人豪爽之风。石井镇距安海二十余里，三点会人盘据之，非有特别介绍，不易往。石井镇郑氏人凡四五千，同族在台湾省尚众，合之有万人以上。前数年为修谱事，台湾郑氏尚遣人来石井调查。石井今有祠堂，供成功。成功所用衣帽刀剑，至今保存。数年前剑忽不见，后在厦门某日人处见之，方知已被族人某盗卖矣。成功之母日本长崎人田川氏之墓亦在石井。乡人颇多神异寓言。石井对岸白沙镇有成功所用铁炮，遗留海滩，陷没沙中。数年前尝刨刮沙土视之，炮上镌有“英国伦敦”字样，可见是时成功与英国人已有关系矣。时雨先生又谓安海某照相店有成功遗像。谈话毕，乃往该店，托其多印数张购之。成功事迹，见于清代史书，妇孺类能言之，弦不赘述。满清是时兵马强盛，雄视中原，明朝大势已去，而成功独终奉明正朔。擎天一柱，崎岖海上，恃其舟师，抗拒清兵，前后四十年，不可谓不雄矣。吾等生于二百余年之后，瞻仰前代英雄，钦拜之心，不禁油然而生焉。
攻灭郑氏之清水师提督施琅，亦泉州人。泉城内南门大街有施琅之石牌楼(见图19)，镂刻施琅之官职。施琅墓在晋江县天花山(见《福建通志》卷四十七)。次日，即十二月三日晨。买舟归厦。登船时适潮涨，故船泊安海码头。
此次游泉，仅观其大概而已。其他古迹尚多，断非二、三日所能了者。例如泉州城南四十里有灵源山，山南有乞雨山，再南有华表山，双峰角立如华表，有万石峰玉泉及云梯百级诸石刻(见《福建通志》卷八“山川”)。何乔远《闽书》卷七《方域志》记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之物也，祀摩尼佛(Mani)。所有石峰、玉泉、云梯、石刻，皆在庵后。该处若能往查访，于摩尼教( Manichaeism)历史或能有新发现焉。惟城外遍地土匪，即东门外回教古墓泉人尚且畏往，况在四十余里之外乎?
(原载《史学与地学》杂志192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