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述
村民和传销组织共生的十年
没有村民具体说得上来村里到底有多少传销人员。但这座距离静海区政府直线距离不足6公里的小村庄，实际上早在约10年前，就有传销组织的窝点存在。
静海警方逐年的围堵清缴过程中，蜗居民宅内的传销组织与警方之间展开了互相拉锯的过程。在这其中，村民与传销组织之间则一直保持着一种精神默契，互不干扰，相安无事。王家楼村一付姓村民告诉记者，平日里这间民房进出的多为青年人，由于早起晚归，进出人数很多，附近的邻居都不知道屋子里具体有多少人。
禁闭的大门断绝了村民和传销人员的交流，几年前屋里还能传出鼓掌呐喊和口号声，近几年新的一伙人已经摒弃了这一思路，不论白天还是夜间都一律沉默，只有列队行色匆匆路过村道旁时，互相之间有几声低声的交流。
涉事民宅对门一位老妇人回忆，自己和对方之间几乎毫无交流，而双方唯一发生冲突的一次，是有传销人员来她家地里拔菜，“感觉这些人吃得不好。”
让她记忆深刻的两件事，一件是经常有家属哭哭啼啼地来村子里找人，但大多数空手而归;另一件事是有不少面孔，在被警方带走之后，又出现在村里。
实际上，涉事的民宅产权并非传销组织所有，伴随村里更多人搬走进城，不少村民也愿意“废屋利用”，将房屋租赁给别人，几经转手，最后落入传销组织手中。
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年男性村民说，警方好几年前就开始针对此类民宅进行过打击，抓人时“光着脚的青年满地跑”，跑走以后，没过多久又会卷土重来，出于畏惧举报后被报复，“惹不起还躲不起”的心态成为了更多村民的考量，日子在沉默中过去，形成了一种互相不愿捅破的平衡。
■ 对话
传销人员 “他们都说挺挣钱，但自己没挣过钱”
截至目前，静海方面累计收容教育127名传销人员。昨日记者采访了其中的两名，马山(化名)，山西大同人，20岁，西安交通工程学院大二学生，今年6月份进入静海蝶贝蕾传销组织，另一名叫王奎(化名)，22岁，河南人，去年底进入蝶贝蕾传销组织。这两个人都表示，原先以为在里面赚钱挺容易，但是进去后发现没赚到什么钱。
“最初只有四五个人，第二天有十三四人”
新京报：谁把你叫进来的?
马山：我一个高中朋友。我大二之后，面临实习的问题，我就跟我那朋友说“你给我找个工作吧。”今年6月底，他说帮我在天津找到了，我就过去了。
新京报：当时他怎么说的?他没说带你干什么吗?
马山：也没说啥，我也没问，我这个人心比较大，因为是朋友嘛，我也没太在意。
新京报：组织里有多少人?
马山：刚开始四五个人，后来第二天就增加到十三四个人。
新京报：你有没有怀疑是传销?
马山：怀疑倒没有，因为初中那会儿住的环境也挺差，农村出来的孩子，不在乎这种。
新京报：能挣到钱吗?
马山：我来得晚不清楚，他们都说挺挣钱的，但自己没挣过钱。
“至今已经交了三万块钱”
新京报：进传销组织多久?
王奎：8个月了。之前，一个网友说帮我找工作，带我去宿舍，然后就来到这里。
新京报：每天干些什么?
王奎：早上起来就是开始玩牌，然后吃饭，吃完就讲课、学东西，还要教新来的，和他们贯通贯通思想。下午就玩玩，晚上再开课，差不多十点睡觉。
新京报：交钱了吗?
王奎：交了3万多。第一回交了两千九，后来又陆陆续续交了差不多三万块。
新京报：为什么交了那么多?
王奎：当时被忽悠了，在那一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都这么说，人说白了就是一个盲从心理。
新京报：钱从哪里来的?
王奎：向家里面要的，说开烧烤摊。
新京报：什么时候发现不能赚钱的?
王奎：干了一段时间吧。感觉可能回不来了。太难了，赚不到钱，得不到什么东西。其实，月初那个时候我就想走。跟一个寝室的领导说了，他说月中再让我走。
新京报：最长在这里待过多久?
王奎：我见过最长的，六七个月吧，但其他的也有两年多的。
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林斐然 实习生 郑苗 赵今朝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