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期间，几个家属开始互相推诿。主管医生张磊记得，曾经有几个月时间，家属拒绝接听医院电话，医院不得不向家属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这是遗弃病人，要负法律责任。家属迫于压力，才不得不来。
“如果通过手术的话，是可以延长他的寿命的。”张磊回忆说，后期的半年时间，基本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在医院处于临终关怀的状态。病人基本躺在床上，也动不了，在痛苦中离去。
死亡本不应该在安定医院出现，它是北京市为数不多的没有太平间的医院。通常情况下，病人出现其他疾病或者需要抢救的话，由家属同意转往其他综合医院。
“不是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你签的字无效，我们转过去人家医院也不敢收，只能在这等死了。”姜涛看着天花板，有些无奈地说。
“出不去”与“住不进”
如果能及早接回家治疗康复，不敢说能够恢复正常，但是要比现在好很多。张磊觉得，长期住院实际会对部分病人的康复不利。
照顾了王章涛8年，张磊发现，因为长期住院，和别人缺乏交流，王章涛对于正常的社会道德观念在减弱，原本人该持有的尊严开始缺失，会捡、要、偷别人的东西。
“这些不是精神病症状。首先病人拿东西是出于他自己的本能，有吃好东西的意愿，但是他自己的东西匮乏，没有，那么他可能会想其他的办法。”
社区康复匮乏、家庭支持不足等因素使得精神病人被视作累赘，被“遗弃”在了医院。按照《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对于救治难的问题，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
不过，目前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或没有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姜涛举例说，国外分裂症的病人，出院后不直接回家，社区有康复机构。病人每天在那儿像上班一样，做些康复训练，做手工、学一些乐器。
另一方面，病人长期住院影响医院床位的流转。安定医院定位的职能是急重疑难病人，由于这些老病人不出院，其他的急重危难的病人就得不到治疗，流窜到社会可能更危险。
“可怜，当然可怜”
这些年来，医院一直在做家属们的思想工作，寻找那些失联的家属，帮助这些病人回归家庭和社会。
2009年，安定医院的医生按地址找到病人刘志成的表姐家，从下午六点等到晚上十一点，五个多小时，她死活不开门。有一次电话打通了，他表姐说：“我们就没这个亲戚。”
医院去过天津，带他到户籍所在地。当地派出所查询发现，刘志成的户口已经迁出，但没有迁入地。这意味着他的户口也被注销了。“如果还有户口，也许能送入当地民政部门的精神病院”。
病人归家的路很长，崎岖难行。姜涛陪同病人去过遥远的农村、闭塞的山区，最远到了宁夏。当地派出所、民政部门都不配合，基本都是怎么送去的怎么送回来。“上次我们送一位病人回家，村主任叫村民把我们给围了，不让把病人留下。”
每年，医院都会集中清理，病区上报给医务处，医务处去联系，但每次都没什么动静。“现在每年还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程序了，结果不重要了。”
“可怜，当然可怜。”在这里工作了31年的杨护士很同情像刘志成这样的老病人。“他们也需要去逛商场出去玩，他们有这种欲望。”
杨护士记得，以前带病人去十三病区附近的小商店逛一圈，他们高兴得像个孩子。
而在每个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回家的渴望会被刻在门上。探视还没开始，病人们早早地趴在那里，向外面张望。
(除医务人员外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本版文/本报记者 郑林 实习记者 覃钰钰
供图/安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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