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哥从小就有学习自主性，但没有上学的天赋。每天夜里，舍不得睡觉地学习，考了一年，没考上大学，复读了一年，还是没考上。大哥哥生气了，说不通过高考跳农门了。大哥哥要当个文学家跳农门。我们家是个很穷的人家，两个姐姐的身体都有残疾，长年累月看病，家里穷得叮叮当当响。可是因为大哥哥要当文学家，当文学家要投资的。大哥哥把家里的稻谷麦子换成钱，钱再换成文学刊物、经典名著。没有了粮食，我们全家都吃红薯。幸运的是，妈妈的五个娃子没有一个是饿死鬼托生的，也没有一个娃子抗议吃得太差。
大哥哥又读又写了好几年，没有当成文学家。身上倒添了很浓的文人气息，不修边幅，张口之乎者也。像这样的人，在村里叫做“喝文的人”，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一样，是被人鄙视的。
但是，大哥哥和孔乙己有不一样的地方，大哥哥有我们英勇的母亲。因为母亲的缘故，没有人给大哥哥投来鄙视的目光。
母亲口才很好，张嘴说话就有利口覆家邦的架式。她长期当媒人，在我们襄阳被人喊作“红叶”。母亲当红叶不收一分钱，纯粹是做好事，用现在的词语叫志愿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家家都有好几个娃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像母亲这样的人，是最受欢迎的人才。
大哥哥没当成文学家，没跳出农门，这不是要紧的事。但大哥哥需要结婚，这是大事。像大哥哥这样类型的人，在村里被人叫作文疯子，说不上媳妇。可是我们有厉害的妈妈，她向来能把黑说白，能把大哥哥的缺点说成优点。凭着母亲的凛凛威风，我们这穷得叮当响的人家，给大哥哥找了一个如春天的洋槐花一般朴实的妻子。
结了婚的大哥哥依然迂腐。他对母亲说，村官虽小，也是贪官污吏的一部分，他让母亲别当村官了，丢人现眼。那时候，我虽然年龄小，也觉得大哥哥逗，哪里有每餐啃两个红薯的贪官污吏?
但是，母亲什么也不说，辞掉她做了四十年的村官。
大姐姐生下来五个月，发高烧，得了脑膜炎。当时交通不方便，母亲让跑得快的舅舅抱着大姐姐往四十里外的襄阳城中心医院跑。住上了院，也没治好大姐姐的病。大姐姐不发烧了，智障了。
据母亲说，是打针药时下得太重了，大姐姐药物中毒了。
大姐姐傻了，可母亲从不放弃。母亲相信自己能改变这个事实，她相信西医，相信中医，相信神医，不放弃每一个渺茫的机会。经常有人来家里报信，说哪个地方，有个人成仙了，灵了。母亲便让父亲领着大姐姐讨神符，求神水喝。讨回来的神符烧成灰，就着神水，喝到大姐姐的肚子里。一次次希望，一次次失望。母亲从来没放弃过。
小姐姐的小儿麻痹症，一直治到12岁，腿开了刀，才慢慢好转。
母亲生了五个娃子，没有一个省心。
作者的母亲。由作者提供。
3
曾经的我很膨胀。
我是母亲年近四十岁生的唯一健康的小女儿。我的童年，母亲忙得从来不管我。我在六七岁时，学会了自己看小说。这也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我的小姐姐和大表姐都能看一本本砖头厚的书。童年唯一让我感到自豪的事，就是我八岁时看懂一本竖版繁体字的《西游记》，没有一个人发现过，也没有一个人表扬过我。我自己为自己自豪。
我那个年龄，很容易骄傲。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我上课时，从来没听过课，脑子里把看过的小说自编自导一遍。一本叫《梅腊月》的小说，在我脑子里导过一千遍。
我上小学的年代，文学刊物刊登得最多的是知青文学，里面全是教人逃火车票，偷老乡青菜，摘老乡果子、打农户看门的狗，炖狗肉吃的伎俩。
看这些小说，我感到一餐啃两个红薯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呀。不用偷，不用抢，也没有人打我，还有两个红薯吃，还能看闲书。少年的我，据此得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感受不到生活的满足和幸福，那就是小说看得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