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祚庥的回忆看，1956年10月1日前后，李、杨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就已经在国内物理学界传播开了，李、杨这两位年轻的科学家自然也受到了国内科学界的关注。此外，就在当年，李政道荣任哥伦比亚大学全职正教授，杨振宁也于1955年荣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这在美国学术界也是极为少见的，更何况二人当时还都是中国国籍!如此优秀的青年人才，自然会受到新中国的关注。
新中国科学界给予高度关注
1957年1月，美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等通过实验证实了李、杨提出的弱相互作用过程中宇称不守恒理论。这一消息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物理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月18日，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分别向李政道、杨振宁、吴健雄发去了贺电：“我们代表中国物理学会对你最近在物理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的物理学家们为你们的成就感到巨大的赞佩和骄傲，并祝你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是新中国官方学术组织首次给李、杨发去贺电，从中国物理学会的反应速度之快和电文内容可以窥见，新中国科学界对李、杨的科学成就是非常重视的，同时对国际科学动态也有敏锐的把握，当然，这可能与李、杨二人此时的身份——中国籍旅美科学家——直接相关。
1957年2月21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后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召开“中国留美学者李政道、杨振宁证明宇称守恒定律不是普遍的定律”学术报告会，朱洪元在报告会上介绍了李、杨这项被国际物理学界给与极大关注和重视的新发现，钱三强、赵忠尧、彭桓武、张文裕、何祚庥等物理学家也都作了发言。
《人民日报》对其格外青睐
与科学界对李、杨科学成就的高度关注相呼应，官方媒体也积极介入，宣传、介绍李、杨及宇称不守恒理论，最典型的，就是《人民日报》对李、杨的格外青睐。
1957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为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的于敏(“两弹一星”元勋，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文章《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这是1956年10月李、杨的论文发表之后，中国大陆媒体首次对他们提出的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需要强调的是，于敏在文中特别介绍了“实验的证实”，不仅介绍了吴健雄的实验，还介绍了哥伦比亚大学利德曼等的另一组实验，这与后来中文世界只强调吴健雄的实验大为不同。于敏总结道，“在过去宇称守恒定律一直是一块指路标，人们顺着它所指示的方向去寻找规律。现在这块路标被破坏了，物理学家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从1957年起，物理学家们将在一种新的启示下去考虑各种重大的理论问题”。《人民日报》在那个时代的影响力，注定了这篇文章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宇称不守恒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李、杨之声誉自然也在国内大为提升。3月1日，《人民日报》再次发文介绍李、杨的科学成就，以及他们的求学经历和工作情况。
5月5日晚，李、杨获美国颁发的爱因斯坦奖，《人民日报》旋即在7日第一版刊发了这一消息，并援引了授奖词：“两位科学家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并提出了试验的方法，这种试验推翻了宇称守恒定律，从而驳倒了三十年来包含在一切物理学理论中的基本定律之一，使我们对研究构成宇宙的基本质点这一方面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发展”。
总之，在1957年10月诺贝尔奖揭晓之前，对于两位年轻的中国籍旅美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以及他们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中国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另外，学术刊物也积极跟进。4月，《科学通报》刊发了李、杨论文的中文译稿《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问题》，这为李、杨之宇称不守恒理论在国内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文献。5月，《物理通报》发表了张宗燧的《宇称守恒定律是怎样被动摇的》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李、杨的理论工作以及吴健雄等的实验工作。《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则连续两期刊发物理研究所朱洪元的文章，分析李、杨科学发现的科学价值及其哲学意义。
李政道、杨振宁为何能在国内迅速成名
概言之，在1957年10月李、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他们二人也已是国内大名鼎鼎的人物。而且，他们已受到政府高层的关注。这里有一个例证。1957年夏天，也就是李、杨刚获爱因斯坦奖的这个时期，杨振宁因要到瑞士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就给国内的父亲杨武之发电报，希望他能赴日内瓦与其小聚。这件事最后竟报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经周恩来批准，杨武之才得以前往日内瓦与儿子团聚。由此可见，中国政府高层那时已经非常重视在国际科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年轻科学家了。
李、杨为何当时在国内大受关注呢?究其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宇称不守恒理论本身属于国际上热门的重大科学发现;另一方面，李、杨二人中国国籍的身份则更为重要，国内报刊上的文章几乎都采用“我国留美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这一表述。第三，“向科学进军”的国内大环境也是促成李、杨及其科学理论在中国广为传播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