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无恶意，但方法着实粗暴
对驻疆部队来说，招这么多女兵本意就是为了能解决婚姻问题。(只是报纸宣传时，有意无意没提这一点。)卢一萍书里提到的数十位湘女，几乎都被组织牵过线搭过桥。这种形式，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联谊。
结果也是既有婚姻幸福的：
“1953年5月，团长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久荣，他就是那个在阿拉尔剿匪时把棉衣让给我的骑兵营长，我同意了。当然，我没有想到，自己的爱情会在这样苍莽、磅礴的山脉间产生。”(第一章第九节，《饶钟琦：我们一直到了剿匪的最前线——阿尔金山》)
也有碰上“变态”的，比如，丧心病狂的政治处主任，为了娶年轻女兵，设计炸死妻儿，最终被判刑三年。
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采取的方式太过简单粗暴。
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刚刚公布施行。“自由恋爱，自由婚配”的观念还不够深入人心。
文化程度稍高的女兵们虽然向往“自由恋爱”，跃跃欲试，但架不住组织的各种施压。
那时候，女兵们最害怕听到那个“谈”字。女兵们只要一听到说哪个首长要找你谈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有一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首长找谈话。”(第二章第一节，《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
组织不断地劝说女兵，施加心理压力：
“组织上又接着给我介绍了协理员王永富，是正为亲自出面介绍的。大意是说，你出了那样大的事，就不要犟了，赶快定下个人来，以免别人说长道短，说三道四。”(第二章第一节，《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
有些部队会为难坚决不同意的女兵，比如从团部下调到山里：
“李蔚华的文化程度最高，也最敢说话，她当时就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和老革命结婚的，我坚决不答应。她因为不同意组织的安排，组织就让她到昆仑山的筑路部队去——那是世界上最苦最危险的地方。”(《第二章第五节，《曾可兰：你知道什么叫“二八五团”吗?》)
还有的部队会瞒着女兵举办婚礼，女兵到场才知道自己是新娘。
“有一天，新上任的宣教科科长对我说，有一项工作需要你去十七团一趟。我到那里后，没有任何人给我安排任何工作……当天晚上，团政治处主任和他的几个干事涌了进来，撒了一点喜糖，倒了一杯白开水，就开始祝贺我和那主任喜结连理，白头偕老。
我一下就迷糊了，然后变得十分生气。我气愤地说，你们怎么能开这样的玩笑!他们听后，反倒哈哈大笑起来。宣教股股长说，小文，你现在该知道你到十七团来的工作任务是什么了吧?他说完，当即宣读了结婚报告，当我听到‘同意成皓生与文汇涓结为夫妻’时，我感到这一切太荒唐了。”(第二章第二节，《文汇涓：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
这样的方式结合的夫妻，很多后来仍在一起生活，也有的先结婚后恋爱。但对女方来说，总会有些难以释怀。
“李蔚华与雪樵的婚姻在我们三人中是最圆满的。但她对这种婚姻形式还是感到难以接受。因为她觉得他们的婚姻好像只是组织的一项工作，宣布了这项工作也就完成了，又是如此的突然，更有一种被算计的感觉。”(第二章第五节，《曾可兰：你知道什么叫“二八五团”吗?》)
不过，驻地不同情况也不一。2009年，进疆湘女李明在接受网易采访时提到，“意志力薄弱点的，领导谈过几次话后就同意了。我是自己比较坚持，组织上介绍了三个，我都没有同意，所以才有后面的自由恋爱。但是也迫于组织的压力，谈了5年才结婚。多数女兵都像我一样抗争过，知识文化高点的，都比较任性点，组织上还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没有强求。”
“八千湘女上天山”虽有不妥，却是不得已为之，绝对不是以讹传讹的那种恶劣事件。并且，这只发生在新疆刚刚解放的一个特殊时期，到50年代末，就变成“驻疆官兵下天山”了。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消息，50年代末，王震给军垦官兵下了一道奇特的命令：每人带两个月的粮票和布票，放两个月假，回内地老家找老婆，找不到的算没完成任务。而这些驻疆军人也几乎都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王震晚年才说：“我平生下过的命令无数道，但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道。”
最后，那些自以为掌握了背后“真相”的人，不好意思，你们错了，这就是一个女兵垦荒的豪迈壮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