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为何邀请李彦宏刘强东?中联部这样回应
10月12日，汉唐风格的重庆渝州宾馆主楼里，酒店工作人员正在为即将举行的一场会议忙碌。渝州宾馆是重庆的老牌政务接待宾馆，见证过原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外国政要的来访。这一次，工作人员擦亮地板、铺上红毯、调试灯光，丝毫不敢怠慢。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以下简称“对话会”)将在这里举行。
与他们同样忙碌的，还有来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下简称“中联部”)和重庆市委的工作人员。此次对话会的参会人数远超上届，300多位来自中外的重量级嘉宾到场，是重庆市近年来承办的参会政要最多、层次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
中联部新闻办公室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应称，为了筹备这届对话会，中联部专门成立了筹备组，早在今年4月就启动了相关工作，较往年提早了3个月，邀请与接待外宾则是礼宾部的重头戏。在中国政党的外交中，对话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最直接的对话平台，它肩负着“直接对外传播中国共产党权威声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的重要使命。在这场会议上所发出的声音，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向世界释放出的强烈信号。
每一次对话会都由中联部与一家单位共同举办。本届对话会由中联部主办、重庆市委承办。事实上，这也是对话会第一次离开北京，落地到重庆直辖市。
“本次对话会以‘全球经济治理创新：政党的主张和作为’为主题，既与G20杭州峰会相承接，又突出政党的特色和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介绍说：“我们愿以本次对话会为契机，与各国政党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不断完善架构、提升能力、造福世界。”在对话会的召开过程中，一个比喻被多次提及：对话会犹如一扇旋转门，把世界请进来，把中国声音和中国形象传出去。
对于此次对话会的参会者，中联部方面将其概括为：一大拨外国高干、一大拨学界翘楚，还有几个商界大咖。亚投行行长金立群来了，网红企业家李彦宏、刘强东也来了。
中联部新闻办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邀请工商业领袖参会，是对话会史上头一回。“以往的主题都偏政治，这次偏经济一些，给了企业家参与、发声的空间。”中联部认为，企业家参会，给外界提供了一个洞悉中国经济治理的微观切口;而对企业自身而言，分享经济治理创新带来的红利，与国际知名专家和政要对话，能够从更大的格局上思考谋划企业的发展和布局。
首次离京落地重庆
对话会第一次离开北京，选择了重庆这座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
“重庆经验”是这届对话会上提及程度颇高的词汇之一。从2014年一季度开始，重庆的GDP增速便一直在全国领跑，至今已领跑十个季度。重庆市统计局发布的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重庆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8000.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6%，较全国高3.9个百分点。今年1-9月，重庆GDP增幅更达10.7%—与会代表从重庆市长黄奇帆口中听到了这个数字。殊为难得的是，在全国实体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重庆的经济主要还是靠工业拉动，其中汽车和电子两大产业贡献良多。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第一次到访重庆还是在1978年，他坦言，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感觉重庆可能没希望，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但如今看到，重庆在这十年确实发展很快。
谈及中国共产党如何进行经济治理，黄奇帆现身说法：十八大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按照中央部署，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抓住最近十年市场需求和国际化需求最大的手机、电脑、打印机、汽车等来发展。
“现在全球1/3的电脑是重庆造，去年全球大体销售1 .81亿台，重庆生产6000万台。全球一年销售15亿台手机，重庆大体能生产3亿台左右，占1/5。全国一年生产汽车2400万台，重庆达到330万台，在31个省市区中产量最大。”黄奇帆说道。
同时，重庆抓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三去一降一补”政策。黄奇帆介绍，仅去库存方面，2016年在大半年时间里去掉720万多平方米商品房库存，预计全年消除1000万平方米。重庆还去掉1000多个僵尸企业，其中300多个为房地产企业。
世界银行前行长、经济学家林毅夫表示，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内部都有了共识，要想从全球经济危机中真正复苏，就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但8年过去仍然没有推行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是金融机构去杠杆、政府减少财政赤字等，“但这些政策在短时间内会减少需求、减少投资、降低经济增速、提高失业率，在政治上是不允许的”。
与会专家表示，这是重庆结构性改革的胜利，背后体现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优越性。
重庆地处西部，是什么让其有如此强劲的经济发展动能?这成为与会代表的共同疑问。为了答疑解惑，对话会在重庆当地安排了一系列活动。会议当天，代表们考察了重庆市规划馆，并与重庆市主管经济的官员座谈，了解重庆发展经验;此后又考察了三峡博物馆，探究“巴蜀文化”如何形塑了今天的重庆精神。
最重头的活动安排在10月15日上午。8点30分，部分参会人员来到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上清寺中山四路36号的重庆市委机关大院。这里不仅是中共重庆市委的所在地，也坐落着一系列历史建筑群。1945年，国共双方曾在这里商谈了43天，最终达成《双十协议》，间接决定了抗日战争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中联部副部长郭业洲介绍称，组织外国政要、学者走进一个省或直辖市级别的党委，“这在中共党史里是第一次”，其目的就是想让他们近距离地观察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省一级开展工作，了解中共不同层级是如何运作的。
与会代表们走进小山坡上的重庆市委2号楼，重庆谈判具体的举行地点就在这里，同时，这栋建筑也是1950年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的办公楼。对于这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不少外国学者都非常感兴趣。据媒体报道，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在参观完这栋邓小平办公楼后意犹未尽，直到当天下午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还反复咀嚼着邓小平在这栋建筑中曾说过的一句话：“政治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生产力的。”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很简单，就是两个字：人民。”郑永年在会上说。他分享了自己走进重庆市委大院的体会，认为从重庆干部身上读到了“恐慌感”和“自信感”。他认为，恐慌感是中共在历史上进步的动力;而有了“自信感”后，中共就不会迷失方向。随后，重庆市委副书记张国清的发言仿佛是对郑永年的一种回应：“我和我们在座的同事，现在都是‘诚惶诚恐’，老有一种恐慌，生怕哪天干得不好，老百姓不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