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迹是我们国家的声望所在。就算是一大块老砖都值得加以保护。要是没有素可泰、阿瑜陀耶和曼谷，prathetthai [泰国]就毫无意义。
——普密蓬·阿杜德
泰王：泰国的象征与支柱
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拉玛九世)
2016年10月13日，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拉玛九世)去世，终年88岁。作为当今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普密蓬自1950年5月加冕以来，历经70年，作为泰国的王室以及整个政治权力系统的支柱性角色，经历过19次军事政变，历经17次宪法修订，任命过20多任总理，在君主立宪的大框架下多次力保国家秩序稳定。可以说，他的一生既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战争与混乱相伴、又与二十后半叶的冷战与全球化时代相行，是东南亚殖民时代、解放时代、冲突时代与合作时代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是泰国近现代史的亲历人，也是泰国这一民族国家的代言人。
从更长的历史时间线来看，泰王的历史又与泰国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从1238年起，泰国(旧称暹罗)先后经历了苏科泰王朝、阿瑜陀耶(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以及曼谷王朝这四个阶段。如今君主立宪制的泰国则依然延续1782年始建的曼谷王朝的王统。与中国的清朝一样，这个王朝经历了从古代向近代的巨大变革，却成功地维系了国家的秩序。查库里(拉玛一世)将都城从吞武里迁到曼谷;从拉玛三世(1824-1851年在位)开始，泰国逐渐开始重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并发展与中国的贸易;蒙固(拉玛四世，1851-1868年在位)执政期间，逐渐与英、法等国签订双边条约，明确本国与周边殖民当局之间的边界，并在政治、社会等诸领域进行改革。朱拉隆功(拉玛五世，1869-1910年在位)执政期间，废除奴隶制，并在公共福利和行政体制方面进行重大调整。拉玛七世(1925-1935年在位)经历了从君主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政体的转变。1939年，由旧名“暹罗”改称“泰国”，后又改回旧称。二战期间，泰国倾向于日本，并参与轴心国集团，日本宣布投降后，泰国被同盟国免于处罚。1949年，正式改国名为“泰王国”，简称“泰国”。普密蓬国王就是在正式确立“泰王国”国名之后登上国王之位的，而他的传奇一生，也将随着泰国近现代转型中的传奇历程被我们所铭记。
泰国是什么？
在近代远东的历史中，有三个国家——中国、日本、泰国因其自身特殊性而免于完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究其原因，一般认为“中国靠大、日本靠强、泰国靠巧”。在印度支那半岛几乎完全陷入英法之手的情况下，1896年，英法两大西方强国签订条约，规定泰国为英属缅甸与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缓冲国，泰国得以幸存，成为当时深陷殖民当局之手的东南亚迷海中的一叶孤舟，最后度过了纷繁复杂的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巧实力”的运用，无疑为后世研究者所津津乐道。但正如著名历史学者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在其代表作《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中所指出的，跟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一样，历史也将近代泰国在19世纪与欧洲列强的斗争看成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泰国在近代从未正式成为殖民地——对于这一与众不同的现象，泰国人常常引以为豪。因此，泰国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成功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传统国家，这还得感谢历代国王的无上智慧，正是他们明智而又及时地应对了欧洲力量的威胁，在合适的时期引领泰国迈向现代化。而那些留存下来的传统，特别是泰国佛教和泰国君主制，就成为现代泰国独一无二的特征。作者进一步指出，尽管这种认识遇到过一些挑战，但是这种关于泰国历史的既有看法在泰国社会中坚如磐石，不管是在今天泰国的学术界，还是在年轻激进分子的圈子里，都是如此。而这，也同样使军人干政变得底气十足。
通猜·威尼差恭教授进一步提示我们，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近代泰国的塑造经常被看成是当时的政治精英改革和近代化的产物。泰国的疆域是通过“内部”机制方式将其原先分裂的单位合并起来的“国家整合”(national integration)的产物。西方是威胁到泰国生存并将其机体的各部分加以肢解的一种“外部”力量。泰国表现得更多的是牺牲者角色，而西方则是残酷无情的侵略者。然而，在地缘机体(Geo-body)的历史中，对其他自治体的吞并则是通过新的行政管理机制和军队雄心勃勃且咄咄逼人地执行的。但是总的说来，它们当中只有一方试图记录地球表面上的泰国这一地缘机体。它们是对我们空间范围的积极认同。泰国地缘机体所展现的另一面则是帝国主义者对他者空间的塑造。通过外交和军事征服，它们通过确定其殖民地的统治范围，将泰国统治空间的极限加以限定。泰国周边的“他者”也在相同的过程中被具化和限定。将泰国从其他地方区分开来的并不是语言、文化或者宗教，这是因为泰国将一些之前的“外国”朝贡国接纳为其统治范围的一部分。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泰国是否将其领土割让给了帝国主义者，或者自己只是扩张主义竞争中的失败者，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殖民力量帮助塑造了如今泰国的地缘机体，也形塑了当代泰国的疆域、族群与人口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泰国的最终巩固与形成，一方面确实得益于几代国王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也在于英法殖民当局的外部压力，内外合力，“压”出了我们看到的泰国。
屈辱史与反抗“他者”：理解泰国的一个入口
泰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史叙述有着惊人的相似，尽管它本身并没有被西方列强完全占领，但却依然遭受了领土沦丧之辱，《图绘暹罗》一书为我们罗列了如下八次领土沦丧的痛苦记忆：(1)1788-1800年间，槟榔屿与威斯利被割让给英国;(2)1793年，土瓦、墨吉以及丹那沙林被缅甸夺走;(3)1867年，柬埔寨大部分地区被割让给法国，其西部地区成为泰国东部省份，直到第7次领土沦丧中被割占;(4)1888年，西双楚泰被法国占领;(5)1893年，湄公河左岸的佬人地区被割让给法国;(6)1904年，湄公河右岸的佬人地区以及对面的琅勃拉邦和占巴塞被割让给法国;(7)1907年，柬埔寨西部(暹粒、诗梳风和马德望)被割让给法国;(8)1909年，吉打、玻璃市和丁加奴被割让给英国。这些共同的苦难时刻在泰国的历史叙述中回响，成为缅怀当时诸位国王为了国家殚精竭力的最好素材，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泰国历史同一性与当代泰国繁荣稳定的共同认知。可以说，普密蓬国王正是在这种历史创痛之后的泰国“强国梦”中，演绎着他的人生故事。
与这种历史创痛相并行的，则是对造成这些创痛乃至更古老创伤的“他者”的反抗。在历史上泰国与周边其他国家及政权抗争的漫长生命历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生的、现代的泰国。在19世纪，泰国所面临的是控制东南亚周边区域的英、法殖民当局的咄咄逼人，而从20世纪初开始，泰国历史中最强有力、最具影响的主题浮现了，那就是“泰国反抗缅甸”的历史。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则又逐渐转变为“泰国警惕越南”的历史。随着东南亚国家联盟进一步扩大，越南或许已经不再是泰国的敌人，但是，寻找一个新的、值得反抗的“他者”，或许依然是我们如今观察泰国政局、泰国认同乃至泰国性的一把钥匙。
《图绘暹罗：一部国家地缘机体的历史》书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