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因她所宣扬的“民意”而作茧自缚
蔡英文无论在竞选期间还是5.20讲话中，一直都声称要根据民主原则与普遍民意来进行两岸交流，来继续推进台湾的民主制度。可见蔡英文一直以来也以“民意”为自豪。但是民众过度参与终会削弱代议制政府的功能。近日，蔡英文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意”的挟制。
前段时间因醉酒驾车的驻新代表江春男在接受罚款缓刑之后，被强大的台湾民意反抗，不得不辞职。最近，将要递补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郭正亮因于今年2月酒驾被抓，目前仍在缓刑期。台湾酒驾防制社会关怀协会17日中午到民主进步党中央抗议，协会不仅呼吁要求民进党对酒驾零容忍，同时也警告蔡英文要遵从“民意”，声称“民意”不可违，亦即要求即将递补“立法委员”的郭正亮辞职;民进党副秘书长李俊毅不得不说蔡英文会有所处置，不会让大家失望。面对民粹泛化的台湾，蔡英文无疑因她所宣扬的“民意”而作茧自缚。
民众过度政治参与，削弱代议制政府的功能。在实行民主制度的台湾，民众参与固然是政治发展的合法性部分，然而，过度的政治参与势必影响代议制政府的功能。
在全球性文化扩散的情况下，网络为扩散提供了最快、最新的绿色通道，政治人物的一丝一毫的动作瑕疵总会被大众无限放大。江春男、郭正亮的酒驾行为固然违反了法律、违反了道德模范的作用，但是民众的反应未免有些过度愤怒，因一时的酒驾行为而否定整个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行、专业素养未免过度非理性。
另外，代议制政府本是经过合法的竞争式选举建立起来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民意进行人事布局的决策，在考察人事专业素养的同时固然深知待考察人事的其他素养。如果任何人事布局都需在民众的参与下实行，那么政治人物的决策能力体现在何处?不是所有的民众都经过理性思考来评价政治人物，不是所有的民众都具有判别专业素养的能力，所以，过度的民众参与势必影响政策的决定。
民粹泛化消耗社会精力。台湾的民主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实现了所谓的自由民主，然而在文化上仍然不具备民主的条件，即台湾仍然处于一种非均质的文化环境下，大多数的民粹式参与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否决而否决。但是这样的文化只会加速消耗台湾的社会精力，加速台湾的经济衰落，依然不能解决最根本的民生问题，因民粹只会加速瓦解政治人物合法存在的基础，也会让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不敢参与政策的制定，最终只会拖延解决问题的进度，台湾发展的进度。
民主社会需要的是合理的治理，实现大多数人幸福。然而，目前蔡英文却被自己所宣扬的“民意”所束缚。未来蔡英文若想一方面讨好“民意”，一方面实现台湾社会真正的“民主”，那就需要她在进行决策的时候既考虑“民意”的反应又考虑待选政治人物的个人素养，尽量兼顾个人专业素养和公众形象但切不能被所谓的“民意”所主导，这样不但削弱统治者的决策能力也会消耗台湾的社会精力。尽管大众参与的过程是政治发展的合法性部分，但它同时也充满或陷于无聊感情主义或沦为堕落的煽动的危险，而这两种危险都有可能使一个社会的精力消耗殆尽。问题无疑是向来就有的，即平衡大众感情和公共秩序，这是民主政治的根本问题。(中国台湾网网友：杨广霞)
蔡英文正走向不当扩权之路？
台湾《联合报》17日社论指出，在撤回谢文定的“司法院长”提名后，蔡英文宣布自己将出任“司改国是会议”召集人，亲自领导“司法改革”。此举旋即招致法官批评，认为蔡英文把手伸入司法，无异已形同“帝制”。检改会检察官陈瑞仁更呼吁，蔡英文应停止召开“司改国是会议”，让司改议题回到“立法院”进行民主讨论。
蔡英文如此操切，想必是见到近来民意支持度大幅滑落，想亲自领导司法改革以收复民心。但越是如此操切，越显示蔡当局已方寸大乱，也越可能铸下大乱。蔡英文3个月前方挟5成6的高得票声势登上宝座，如今突然一顶“帝制”的大帽套在自己头上，她恐怕难以接受。但蔡英文如果还记得自己“谦卑、谦卑、再谦卑”的叮咛，她会发现新当局的作为，距离谦卑其实已越来越远。
回顾新当局执政这3个月，除了几场“道歉、再道歉”的仪式外，其实未带给人民太多耳目一新的感受。另一方面，一些以“转型正义”和“改革”为名的行动则磨刀霍霍，但只见仓促而草率的“立法”，更任意增设违建机构，全然不顾程序正义和社会观瞻。这些，也许出自蔡英文对领导人一职的强烈使命感，但无论如何，她仍有界线必须遵守。
以特侦组为例，仅因一名“绿委”提案要求废除，“法务部长”邱太三立即跟进附和，且不待“立法”讨论修正，即径自宣布废除日期。这种逾越的作法，不是行政滥权是什么?仔细分析，废特侦组未必是邱太三个人的意志专擅，而是奉领导人的命令行事;倘果真如此，将此举解读为蔡英文变相“特赦”陈水扁，其实并不为过。因为，所有因陈水扁“保外就医”而未能办完的案件，即可随特侦组之废而一笔勾销。试想，在司法改革的美名下，可以隐藏多少政治操作?
以国民党不当党产的处理为例，该条例中分明有数个条文颇待商榷，机构设在“行政院”也极不恰当;民进党却不顾一切动用席次优势强行通过，这比起国民党执政时的表现有更文明吗?不仅如此，蔡英文更任意钦点政治色彩浓厚的顾立雄出任“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之主委，表明了此事只问目的、不择手段。试问，人间的转型正义，能以如此廉价而粗暴的手段实现吗?
废特侦组与追讨党产，都反映了不同程度的行政扩权;而蔡英文自命为“司法改革会议召集人”，则更是赤裸裸的行政侵权。蔡英文有意主导“司法改革”，引发司法界的“帝制”之讥，原因即在于此。
蔡英文确有改革之心，这点外界看得出来;问题是她在短短时间内开辟了太多战线，在人力和心力上似乎左支右绌，难以应付。更严重的是，她为了急于达成目标，却放任粗糙的手段跨越正当程序;不当扩权，正是宪政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