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的警察：
这样下去早晚出大事
我们该拿他怎么办?
专案组民警牟麟记得，至少在易明11岁时，他就曾经逮过他。“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娃娃脸，身材很高大。”除了刑警大队，当地至少3个派出所逮过易明。
而易明自己说：“警察至少抓了七八次。”警察抓他的原因有偷手机、偷自行车、撬车窗等。每次进去后，易明都呆不了多久，就被警察放了。
“我们反复核查了他的年龄信息，确实没有年满14周岁，不承担刑事责任。”牟麟说，每次抓到易明，他们都感觉非常痛心，又无可奈何。牟麟说，他们也知道把易明放了，他还会参与犯案，造成他人财物损失，社会无法接受。“我们只能依法，批评教育后交给家长管束。”
牟麟不无担心地表示：易明这种年龄的孩子，别看他个子高大，但心智并不健全，完全是被成年违法人员牵着鼻子走。“要是再这样混下去，早晚要出大事。”
(涉及未成年人，文中人名除民警外均为化名)
【专家调研】
不宜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按照现行刑法规定，14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才会承担刑事责任。13岁少年屡屡发生的极端、恶性案件，现行刑法不会采取刑罚手段。14岁刑事责任年龄是否适当?要不要降低?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国内部分刑法专家及成都市中院、市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负责人并了解到，近年来低龄化犯罪问题的确引发了刑事责任年龄问题的讨论，并有专家进行调研。但是，目前法学界和司法实践得出的普遍性结论是：不宜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因为，造成犯罪低龄化的根源，在于家庭教育和社会关爱的缺失。”
据成都市检察院未检处副处长何娟介绍，去年6月，全国知名刑法学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宋英辉曾带队，在成都市检察院做过相关调研。其中，关于刑事责任年龄问题是当时争论较大的关注点，调研中，绝大多数参与调研的人员在座谈时表示，不宜简单降低刑罚年龄。
“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也是社会的受害者，总体来说应该予以教育挽救、宽容关爱。”何娟称，如果按大家讨论的，简单粗暴地降低刑罚年龄，不仅达不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甚至可能陷入一种恶行循环。
成都市中院未成年及家事审判法庭负责人介绍，从司法实践看，的确不适宜简单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而应从社会根源寻找未成年犯罪动因并预防。
四川川卓律师事务所律师冉彤是受访中少有的支持者，他支持刑责年龄适当降低，但处罚可降低，原则上，对未成年人犯罪，“要打痛不打伤”。
针对个案改刑责年龄，更多孩子会受刑事追究
“一味降低刑罚年龄，达不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何娟称，专家调研中，大家普遍认为，虽然有的国家和地区将12岁或13岁作为起刑点，但在目前的中国并不适应。目前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很多，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教育缺失、社会关爱缺失。另一方面，目前并没有权威数据统计过，究竟有多少不到14岁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如果因个别极端案件，而盲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只会让更多娃娃被严苛的刑罚追责，起不到从根本上预防犯罪的目的，也与当下“预防、挽救”失足未成年的司法政策不符。
温江检察院未检科负责人刘旭称，即使法律将起刑年龄降为8岁，也并不会杜绝犯罪低龄化，未成年人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果一味给予刑罚打击，对他们的年龄而言，也未必公平。”
成都市检试点“强制亲子教育制度”
据何娟介绍，成都市检察院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强制亲子教育制度”，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家长进行强制教育，引导他们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关注关心孩子，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这项制度目前在全国都是一项较为创新的工作，试点一年多，社会效果较为明显。”
何娟介绍，强制亲子教育制度，是检察机关引入第三方公益机构，有针对性地设置系统课程，每周定期组织家长进行培训，同时，对个案分别进行指导沟通，以此帮助未成年人及其家庭走出困境。“要让有污点的未成年人真正回归社会和家庭，才能断除他们继续违法犯罪的可能。”何娟表示。
“社会配套措施需要跟上。”刘旭称，要从根本上杜绝未成年人犯罪，得从家庭教育方面进行引导，“像泼汽油案中的13岁小孩的家长，就应该属于强制亲子教育的对象。”
【对话少年】
“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也不想回家”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和成都商报记者一般个头的易明，一直谦恭地坐着，声音平和、礼貌，绝不抢话，如同一名正在向老师请教答案的学生。
易明回忆，小学六年级上学期，刘僵等几名比他大的少年总来学校门口找他。“那时觉得读书无聊，不想背课文，想耍。”易明就跟着混“江湖”，可刘僵等人不是白带他玩的，要他一起偷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