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福山手持当年那份改变自己命运的文件
B除名
受尽歧视屡次“申冤”
被指多次奸污多名女学生的符福山，在遭学校口头宣布开除教师队伍后，并没有接到相关部门的正式文件通知。羊城晚报记者调阅当年的原始档案发现，时隔一年之后，即在1973年10月17日，文昌县委组织部才正式做出(73)107号处分决定文件。这份迟到一年之久的官方决定文件，保存在如今的文昌市委组织部《文化大革命审查报告》中。
该原件已经泛黄，文件内容如是--符福山系有妇之夫，由于道德品质败坏，作风恶劣，在当教师期间，先后奸污女学生3名，戏弄3名--一九六七年下半年，符在抱罗公社立新小学在任教期间，乘“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之机，拉拢一些男、女学生到符房间睡觉。该文称称，符福山多次奸污女学生，决定给予开除教师队伍。
“既然认定我奸污3名女学生，当时为什么不判我流氓罪名，拉去枪毙?”符福山称即使在今天，强奸幼女也是犯罪，更何况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据此，他表示，当时由于对方“捏造”的证据不足，故没有办法“法办”自己，仅是给予开除教师队伍的决定。
从一名人民教师，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身负辱名的农民，符福山称自己在乡亲们中开始了忍辱负重的生活。符福山透露，从最初村民对他的尊敬，到后来“我说什么话他们都认为是假的，成了一个不可信的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到过申冤，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哪有条件去申诉?”
符福山的大儿子称，父亲被除名返回老家后，因其背负着“强奸犯”的罪名，他和两个弟弟生活、学业均受到严重影响。三兄弟在学校上学时，同学们都对其大肆嘲笑，称他们是强奸犯的儿子，最终，兄弟三人都没有顺利小学毕业，便返家务农了。
符福山表示，因违心承认奸污女学生，对自己和家庭造成了严重影响，大约从1974年起他开始了申诉之路。“1977年，我连续上访后，案件曾出现一线转机。”符福山称，当年文昌县教育局通知他，可到县组织部领取复职介绍信，但前提是“要承认奸污一名女生，才可恢复工作”。
1978年，符福山通过书面形式承认在“文革”时，与13岁的女学生林晴发生了性关系。“过去承认，现在承认，将来承认，入土后也承认。”这份承认说明书，同样在原始档案中被保留下来。但事后符福山并未恢复教职，事情真相的调查被耽搁下来，直至改革开放。
1982年前后，不少事情都得到了平反。此时，符福山想及自己的事情也应该给个清白，遂开始向文昌市教育局等部门继续信访，然而因1978年签下书面承认书，他并未等来结果。从此，他胸前常挂一个要求平反的牌子，经常出入政府部门。后来，又做了一个牌子安在了单车上，天天上街申冤，希望能得到平反。
C澄清
三女生齐称系“诬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既然符福山已经多年上访，该案为何没有进入调查视野?对此，时任文昌县教育局办公室一位陈姓主任曾透露：类似符福山这种事情，“文革”时期在文昌曾经发生很多起。
1978年，文昌教育局成立了专门的平反机构，做了一些平反工作。由于当年教育局找不到揭发的那3名女生，该案未能展开全面调查，真相的彻查也就被耽搁。不过符福山另称，原来学校的领导、派系的对方在改革开放后调入教育局工作，也致使他的案件无法正常进行调查。对此，文昌教育局及组织部，均否认此说法。
事情的再一次转机，出现在2004年。符福山称，他当年的学生符积炳在听说其信访遭遇后，深为同情，开始替他寻找当事人。2005年2月12日，符积炳致电符福山，让他到文昌市城区的某一个茶馆见一个人。到了茶馆后，符福山看到了符积炳和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在等他，“那个女人就是林会群，30多年没有见面的学生了，我根本认不出来。”
“林会群见到我，显得有些拘谨。后来，她说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听了以后简直是难以置信。原来是当时学校的领导教唆女学生，以推荐升学为由，让学生编造被我强奸的罪行，陷害我。”符福山称，当他听闻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到既震惊又愤怒。
从2005年开始，在符积炳的帮助下，当年称“被强奸”的三个女学生被逐一找到。她们分别为：林晴、林会群、林庆菊。符福山和3人见面后获知，当时被诬陷的经过几乎一致：“由学校当时一位老师写好揭发材料，然后再由学生抄写一遍，摁上手印，就成了老师奸污学生的罪状”。
12月4日，羊城晚报记者经由符积炳，联系上了案发当事人。谈及具体“揭发”原因，林晴和林会群均称：“文革”爆发后，当时的中学并没有正规的高中招录考试。为能被推荐上高中，她们听从派系头头潘某的“教导”，抄材料揭发符福山奸污自己，以换取上高中的机会。
“当时，我们都只有13岁，对性的概念不像现在的学生那么清楚。”林会群回忆，当时她们正读初中二年级(当时小学为五年制，初中、高中均为两年制)，上高中需“推荐”。
林会群澄清称，当被告知整黑材料，揭发符福山才有机会上高中，两人没多想后果，便参与了“揭发”。1969年，在参与揭发后，林会群称自己和林晴都如愿升上高中。但之后，她们两人均背上了被奸污、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名声，自己也成了这个事件的受害者。七十年代末，林晴与林会群两人分别远嫁到乐东黎族自治县和昌江黎族自治县。
30余年过去，两人都已嫁为人妻生儿育女。2006年，当听闻符福山还活着，并为“奸污”一案信访达三十余年，林会群和林晴均表示愿意站出来说出“真相”。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该案发现，从2005年开始，符福山被指“奸污”女学生求申冤平反的新闻开始受到当地媒体的关注，随后，林晴与林会群分别写证词，寄到文昌教育局，希望重启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在文昌县委组织部发出的(73)107号处分决定文件中，3名被指遭符福山奸污的“女学生”中，除林晴、林会群、林庆菊外，还有林秋梅。不过林秋梅公开回应称，自己并非学生，她因年龄和符福山相仿，符曾经向她求过婚，遭拒后就再也没有发生来往过。在这份组织部发文的文件中，她是被以学生的名义牵扯进来，自己并不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