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夏天，朱敏一家三代为康克清老人祝寿。前排左起：刘宁、康克清、刘敏;后排左起：刘建、王玲、刘铮、刘武、朱敏、林江红、刘进
提及“严打”中朱德孙子被惩处：
“他们是被旧时代特权思想给害了”
作为干部子弟，刘建和兄弟姐妹们从小被教育不能有“特权思想”。
“虽然我们小时候住在中南海，但是上学的时候都是走路去的，刚开始上一年级就不让坐汽车，上小学时周围的同学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不会去故意显摆。”刘建说。
刘建认为，干部子弟和老百姓之间的区别就在于特殊化。“子弟们认为谁也管不了他，没有约束，不敬畏什么东西，这是最要命的。”
刘建说：“家里的教育就是从小让我们思想中始终有一种敬畏，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特别是康奶奶，她从各个细节抓，比爷爷还严厉。”
朱老总给人的印象是温和敦厚，很少发脾气。刘建说：“爷爷说话很温和，很少有发火的时候。”
然而，在“文革”中，他第一次看到爷爷在家中对亲属发火。那时，“我表哥在学校里参加‘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联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做了很多针对老一辈革命家的事情，对他们乱扣帽子，还进行了残酷无情的批斗，干部子弟们对自己前辈遭到恶毒攻击表示不满，就成立了这个组织。“我的两个表哥在社会上说了一些对文革不满的话，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把他们抓起来了。公安部门审问他们：‘你们讲中央的事情，从哪儿听来的?’他们随口就说：‘我爷爷告诉我的’。”
“这可就麻烦大了，马上成了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反映到上面了。有关文件后来就放到了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回家看到后，就发火了。因为那个时候那样讲很危险，容易授人以柄，后果很严重。爷爷虽然没有怒气冲冲，但表情非常严肃。”刘建说。
“文革”中，长大的孩子们陆续离开了中南海，脱离了管教，在外做出些不知轻重的事，爷爷奶奶知道了，经常会严厉批评，甚至禁止他们回家，以示惩罚。奶奶经常告诫儿孙要遵纪守法，特别指出不能有目无法纪的特权思想。
刘建回忆说：“奶奶身边女工作人员多，她特别要求我们凡年长者要称阿姨、大姐，年轻者称同志。在家中，男孩子不允许穿内衣裤闲逛，要求孩子们在家中和单位都要始终如一。”
爷爷生前曾嘱咐过奶奶：“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
刘建说，爷爷的话不幸言中。1983年，适逢“严打”，爷爷的四个孙子因特权思想严重，不听组织劝告，公开玩弄女性触犯了法律，受到了惩处，其中最小的一个在天津被处决。奶奶康克清知道此事后，不护短，不袒护。当有人提出请奶奶找人帮忙给他们减轻罪行时，她态度明确地表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有人说他们给朱老总抹黑时，奶奶气愤地说：“他们是他们，他们做的坏事自己负责，跟朱老总没有关系。”刘建坦言，“他们是被旧时代的特权思想给害了。”
在家里时常“唱红脸”的朱德夫人康克清，也是位坚决反对特权的耿直奶奶。
1976年爷爷去世了，奶奶马上向组织报告，交房子并提出来她该享受自己的待遇，该搬到什么房子住就搬到什么房子去;老总的车立即交，工作人员按照中央的规定，老总的文件该交的交，该退的退，然后回到自己的单位去。组织在工作上派给她谁就是谁，负责照顾朱老总的人员，现在朱老总不在了，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原单位。1992年奶奶去世之后，刘建的母亲朱敏也把这种做法继承了下来。要求将奶奶的住房退给单位，交给组织，并向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写信：
妈妈康克清病逝后，根据妈妈临终前的遗嘱“我什么都不要”和爹爹后事处理的原则，我对爹爹和妈妈遗物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妈妈的存款：她老人家生前一直关心家乡的建设，存款就捐给江西万安县，支援家乡的教育事业;
二、爹爹和妈妈的手稿、书籍及有革命历史和教育意义的文物、有保存价值的礼品全部交给组织。
妈妈病逝已近两年，遗物暂时存放在她原来的办公室、卧室以及库房里。因为我不住在那里缺乏严密的组织管理，加之今年暖气试水时漏水，物品部分受潮，造成了一点损失，因此，我建议：请组织上指定专人组成处理小组，作为亲属我们将遵照他们的遗愿，配合组织，善始善终处理好有关他们的一切事宜。
朱敏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