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危机政策过猛？
第二个问题，既然政策出台晚了，结果我们的政策就很猛。我记得2009年春天政府工作报告座谈会，当时财政赤字做了2.8，李扬问是不是太高了，总理说我还嫌不够，当时要出重拳、出组合拳，所以就有人讲，我们要出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四万亿的财政赤字再加10万亿的信贷支持，所以人们就问政策是不是太猛了?
猛了以后的代价就不一样，特别是这个猛不是力度问题是方向问题。为什么?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的原因和美国、欧洲、日本不同。世界发生了金融危机首先是金融体系崩溃了，而实体产业没有大问题，所以当时的情况是金融部门供应货币的能力不足，而实体部门对货币存在需求，所以要求政府向实体部门直接注资，支持资金链，要求银行增大货币供给能力，也就是在货币市场失衡的情况下，是有货币需求而缺乏货币供给的。
而我们国家是什么情况呢?世界经济衰退导致其他国家对我们的需求产生了影响，出口受挫，内需产能过剩，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银行体系有一道防火墙，银行本身并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是银行有货币供给能力，而实体产业没有有效的货币需求，所以他的失衡方向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失衡方向是相反的——世界经济是有货币需求而无货币供给，我们是有货币供给而无有效的货币需求。
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培育对货币的需求刺激实体经济，对西方来说重要的是增大货币供给，往流通当中砸货币。但我们采取的政策恰恰是和西方反危机的政策差不多，财政也好、货币也好，都大量的向流通当中注资，其结果是实体经济没有有效的需求，大量的货币滞留，所以人们就提出一个疑问，我们的货币财政政策刺激是不是过猛了?
退出反危机的轨道是不是早了？
第三个疑问，猛了的话代价就大，代价大支撑的时间就长。所以我们在2010年十月，第一个宣布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退出，人们就接着提了一个问题，中国反危机的政策是不是退出的早了?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明确退出反危机的轨道。退出以后，使得我们对反危机过程中成本消化的一系列困难和进入新常态以来扑朔迷离复杂的经济失衡的新形态，这些形态一方面有客观的经济周期性的原因，另外一方面也有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宏观政策干扰，所以人们就提出来退出的是不是过早了。
这样三个问题，反危机的政策出台是不是晚了，反危机政策力度是不是猛了，退出反危机的轨道是不是早了?我们说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问题，什么叫中国特色?都是有中国特殊的国情，所以中国反危机的政策你不管他效果如何，他和世界怎么样?他是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我们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要总结这些特点，提出新鲜的经验，总结问题，然后把它上升为学说和体系，这是对反危机政策的一个简单的回顾，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需求侧无解从供给侧找答案
第二，新常态以来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点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从78年到98年，这个阶段除了个别年份，总的来说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宏观政策长期紧缩。第二阶段98年到2010年年底，这个阶段除了2002年到2007年之外在宏观上主要是内需不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前后冲击所以增长动力匮乏，因此主要的宏观政策是扩大内需，我们叫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然后到2008年进一步提出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10年年底到现在，可以说宏观经济大概进入了失衡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用一句话叫做既有通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严峻威胁，实际上是双重风险并存。
类似上个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一方面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疲软，另外一方面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由于需求拉上也好，成本推动也好，共同作用潜在压力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宏观经济政策就面临着一个很困难的选择了，我们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就是双重风险并存，而且双重风险所要求的宏观政策的方向是相反的，怎么办?发达国家在上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从70年代以来没有解决，积累的问题很大，经济理论也做出很多调整，现在看来也很难取得系统性的经验总结和统一认识。
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宏观调控方面，调控的方式也好调控的政策也好，以及它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和宏观经济哲学基础，其实都面临着全面、深刻的挑战，在这个时候，从总需求方面入手可能是无解的，总需求管理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扩张还是紧缩都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我们引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问题提出本身也不仅是我们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特点的思考，也是我们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