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坚持
文·本刊编辑部整理
(一)重回路口，继续革命
翻阅《中国共产党惠安县地方志》可了解，1930年9月“惠安暴动”遭挫失利后，惠安县委破坏严重，改隶于闽中 ( 莆属 ) 特委，政、军、群组织机构解散。1931年2月因莆田外坑苏维埃政权失败，闽中特委机构解散，惠安县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5月初，经中共泉州特支请示福建省委驻厦办事处同意，指派唐言福返回惠安恢复党组织。6月，省委派沈玉泉到惠安工作，重新建立党、团惠安县委，沈玉泉任县委书记。9月沈玉泉奉调返回厦门，改派李文端接任县委书记。
1931年夏末，“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陈国辉派陈育才团进驻惠安，强制村民扩种鸦片9万亩，摊派“鸦片捐”180多万元大洋，仅惠北坝头就被勒派50万元白银的“烟苗捐”。地主、豪绅沆瀣一气，百般敲剥，逼得农民求生无路，切齿痛恨陈国辉。陈国辉的高压榨取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
1931年12月16日，陈部派兵20多人持枪到坝头区强行逼收“烟苗捐”。正在惠北参与开辟以三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的朱汉膺，立即配合中共惠安县委发动下九乡农民自卫军武装围攻下乡征收“油园捐”的征捐队伍。九乡农民自卫军以步枪、鸟铳和扁担为武器，抗击收捐军队，缴获20多人的枪械，使得惠北武装抗捐运动的烈火愈烧愈烈。
1932年初，中共惠安县委向厦门中心市委报告了惠安的斗争形势，以及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抗捐的愿望，请求派人加强对武装抗捐斗争的领导。1932年2月，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即派蔡协民抵惠安巡视，直达惠安三朱村朱汉膺家中，参与指导惠安的抗捐运动。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指示信》中明确提出“关于配合红军进攻漳州和牵制敌人兵力……发动农民抗捐(税)斗争，然后转入建立政权”的要求。
就在到处都是白色恐怖的情况下，1932年，陈兴桂从上海回到惠安涂岭路口村，即刻与朱汉膺、曾炉(曾炉生)等取得联系，同时，立即着手在路口村创办免费小学——高山小学(后来的路口小学)、儿童夜校、成人民校，重建青年俱乐部，秘密组织农会和妇女会、儿童团等。教员除了陈兴桂，还有苏能全(烈士苏发全的胞弟)、陈达才、许锦(前烧村人)。随着陈兴桂的回来，路口村革命活动又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1932年春夏之间，在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蔡协民和惠安县委李文端、朱汉膺、唐言福等直接领导下，中共惠安县委确定武装抗捐斗争以三朱为中心，联合惠北地区一些农民组织，成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捐大同盟”，组织以惠北三朱为中心的武装抗捐斗争，史称“惠北抗捐暴动”。
1932年2月，在三朱昆山寺举行“惠北抗捐大同盟”成立大会。大会由唐言福主持，新任中共惠安县委书记李文端作抗捐斗争动员报告。参加大会的有陈兴桂等工农红军游击队员，有惠北的十八乡、涂岭、山腰、坝头等地农民代表、农民组织40多人，全副武装出席。由唐言福任“惠北抗捐大同盟”领导人，团结形成抗捐统一战线，增强抗捐武装力量。
随即，县委领导人又在岩山祥云寺召开“惠北抗捐大同盟”工作会议，对抗捐时间、主攻点以及宣传工作等具体问题，作细致的研究和分工。为了反抗陈国辉的反革命武装，决定把原有不定编不脱产的工农武装，组建成立由县委直接掌握的一支以40多名游击队员为骨干的武装队伍——福建工农红军惠安游击支队，队长庄毓英，政委陈鹏(即唐言福)。同时，组编群众武装400人。
会后分头行动，老红军朱汉膺、唐言福、陈兴桂等人深入惠安县惠北的荷池、郭厝、峰尾、施厝、涂坑、涂岭、路口一带，传达贯彻“惠北抗捐大同盟”会议精神，宣传发动群众，发展扩大武装队伍。陈兴桂根据惠北武装抗捐斗争会议精神，回到路口村积极开展宣传发动，组织路口村和周边村落的革命群众参加抗捐斗争，发展扩大农民革命武装队伍。
1932年3月4日，国民党惠安驻军陈国辉部共 200多人的匪军，为强迫惠北群众“认捐”，进驻惠北三朱乡的溪墘村、后林村，肆意抢掠群众财物，大肆掠夺，再次激起民愤。
14日，李文端、朱汉膺、唐言福等领导人认为武装抗捐时机已经成熟，在三朱都巡村樟树下召开有武装队伍和工农群众参加的抗捐誓师大会。三朱村周围十八乡及山腰、坝头、郭厝各阶层群众和农民武装队伍约3000人汇集于此，陈兴桂也带领着路口村的革命武装群众参加。一场大规模的惠北农民抗捐斗争拉开序幕。革命群众、武装队伍包围陈国辉部驻守在坝头的一个营，激战3天，击毙匪兵30多人，缴获枪械50多支，给国民党反动当局及土豪以沉重打击，取得了惠北武装抗捐的胜利，推动了惠安革命斗争的急速发展。
震撼福建的惠北农民抗捐暴动，经3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终于取得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胜利。惠北抗捐斗争是继“惠安暴动”之后，福建党组织领导的又一次较大规模农民革命武装斗争，给予反动军阀陈国辉所部及当地土豪以沉重打击，并由此产生一支拥有数十人组成的工农红军游击队，列编闽南工农红军游击队第2支队。
随着红军被迫长征，惠安党组织处在最困难的时刻。但中共惠安特支仍坚持斗争，建立据点，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支援游击斗争。陈兴桂带领着路口村党支部，也在困难中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
1934年3月，曹海接任中共惠安特支书记。同年12月，特支书记曹海在涂岭路口花园村做收编地方民军的工作中不幸被捕，在县城公界监狱中染病得不到医治，于 1936年6月23日光荣牺牲。
当时，惠北山区有多股土匪，这些土匪大多数是失地失业的农民。曹海为了收编这些民军，亲自深入到路口村。时任路口村秘密组织农会主任、党支部书记陈兴桂考虑曹海同志的安全，将曹海同志安置在路口村的花园自然村。花园自然村位于路口村的内山比较隐蔽，但因为花园自然村土匪陈春李的出卖，曹海同志不幸被捕。
1957年“土整”核实陈兴桂成分时，根据陶铸、叶飞的指示，以朱汉膺同志为组长的晋江地区四级政府对陈兴桂“富农”进行平反。当时，朱汉膺还向陈兴桂问起曹海同志是如何被捕、以及土匪陈春李是如何出卖曹海的有关情况。陈兴桂将情况详细告诉了朱汉膺，以及陈春李打死共产党人一击三命，在惠安广为传播，影响极其恶劣一事。
1936年8月，惠安特支书记曾炉被通辑，转移到惠北三朱、涂坑、西龙、岭头等地隐蔽活动。后来，惠安特支又转隶于闽中特委，革命环境十分恶劣。3年游击战争中，惠北地区党组织遭受了反动敌特军警的严重破坏，陈兴桂与当地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据陈兴桂儿子陈亚克后来回忆，1933年至1936年间，其父亲在家乡路口村，一方面种田，一方面进行革命活动，但这段时间与组织上的联系断断续续，组织派来的联络人员有时一个月来一两次，或几个月来一次，其后半年或整年来一次，后来就没人来。另外，除蓝飞凤在上海外，与其父亲有联系的惠安县委和闽南特委的同志都先后牺牲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慢慢地其父亲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二)脱党不脱信仰 自觉革命
因革命尚未成功，之前，陈兴桂一直没有考虑个人婚姻问题。由于与党组织长期失去了联系，生活十分困难，1935年，34岁的陈兴桂才与邻村的何润结婚了。同年下半年，因惠北白色恐怖严重，陈兴桂只好带着妻子离开路口村，前往厦门大学谋生，先是当校工，后在厦大内经营食堂。1937年初，陈兴桂的儿子出生了，脱党的陈兴桂还是念念不忘他的革命事业，给儿子起名“亚克”，寓义“亚洲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希望儿子长大时，中国的革命能成功，亚洲的革命能实现也希望儿子能入党，接革命的班。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陈兴桂把经营的厦大食堂交由妻子打理，利用自己掌握印刷技术的一技之长，主动到厦门市抗日新闻社当印刷工人，为国抗战做点事，体现一个共产党人的自觉。
抗日战争爆发后，厦门还未沦陷，期间，厦门的大街小巷布满了日本的特务和日本侨民，当时的日本驻厦领事对曾经的“熟人”陈兴桂很是关注，还派人找过陈兴桂，希望他回来为日本工作，许诺陈兴桂以官职或当日本人的买办。当时，当外国人的买办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发财好机会，陈兴桂不为所动，予以拒绝，日本领事很快就摸清楚“老熟人”陈兴桂已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学生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唤醒了陈兴桂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认识与仇恨，他坚决弃职离开日本领事馆，转到厦门大学工作。此时，以陈兴桂对日本的了解，他预计到厦门可能会沦陷，但他坚决不做汉奸。于是，1937年10月陈兴桂和妻子抱着10个月大的儿子回到家乡惠安县路口村。放弃了洋买办的发财良机，回到路口村，许多了解内情的乡亲都笑话陈兴桂，不要官、不要财、不要命。
1940年，党中央确定了白区工作要“隐藏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战略方针后，党组织的公开活动转为隐藏斗争。
1941年8月，在日本占领区，由我党的领导人张兆汉(历任省政协副主席)和蓝飞凤的秘密委派，陈兴桂同志进入日伪晋江查缉所工作，潜伏在敌伪军中。因党的秘密地下党员是单线联系，蓝飞凤同志是陈兴桂的入党介绍人，同时也是陈兴桂同志的单线联系领导人。
陈兴桂同志潜伏在晋江查缉所，晋江查缉所成立了海上缉私大队，由陈兴桂同志任大队长，主要负责晋江地区(今泉州、同安和莆田)的海上抓走私和搜查鸦片的船只。
此时的陈兴桂同志是一位“白皮红心”潜伏人员，在潜伏的半年多时间里，陈兴桂精神高度警惕。有一次，陈兴桂带队在海上搜到一船的鸦片，对方要给他一小箱的金条，他不为所动。陈兴桂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修养，为了心中的“主义”，真是一个不要官、不要财、不要命的。后因看不惯敌伪军内部的勾心斗角、腐败成风，陈兴桂难以同流合污，担心暴露就脱险离开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即将接收日本占领区，需要大量的干部，这些干部要有文化、有组织能力。陈兴桂同志与蓝飞凤同志二人协商研究，决定侍机先行潜伏在国民党的政府和军中，蓝飞凤同志条件更为具备，可先行跟随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占领的台湾，等站稳了再引荐陈兴桂同志到台湾任职，隐藏并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与党取得联系。
就这样，1945年底，蓝飞凤同志跟随国民党政府接收日本占领的台湾，来到台湾新竹县，当上了国民政府新竹县县长，成为一名“白皮红心”潜伏在国民党政府中的中共地下党员。
陈兴桂同志则在老家等待蓝飞凤的消息。此时，蓝飞凤当上了国民政府新竹县县长，后来暴露，国民党军宪兵队开会布置要抓捕中共地下党员蓝飞凤。正巧路口村农会妇女主任朱水莲的儿子陈振辉恰在国民党军中当宪兵，听到这个消息，陈振辉谎称肚子痛，立即前往新竹县政府，通知蓝飞凤说：“你已暴露了，我安排一条船你马上离开台湾。”蓝飞凤才得以安全脱险。
(三)自觉革命实践，革命友谊长存
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陈兴桂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按照自己学习的马列书籍的精神，哪怕是在家务农也不放弃对马列主义的追求。
据陈亚克回忆，陈兴桂从早期的马列书籍中看到，马克思主义重视两个斗争，一个是阶级斗争，一个是生产斗争。现在和党组织失去联系，阶级斗争暂时难以开展，那他就实践生产斗争。自己和妻子、儿子3个人，除了种地之外，还千方百计要建一个楼，践行生产斗争。有意思的是，陈兴桂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盖了一幢洋灰的两层楼房子，房子的外型就是模仿当年鼓浪屿省委秘密印刷所的样子盖的。陈亚克还记得，当年父亲陈兴桂非常努力，他和母亲两个人一起担石头，就连不满10岁的陈亚克也要帮忙从很远的地方去挑盖房子用的砖头。1946年，修建了多年的房子终于落成了，陈兴桂在门上写了这样一幅对联“不是为目前私人图快乐，无非替未来社会添一屋”。
从 1930年5月离开省委秘密印刷所回到路口，陈兴桂就和村里的革命同志一起利用村里的祠堂创办了小学，名为高山小学(路口小学的前身)。“惠安暴动”“惠北抗捐暴动”等许多革命活动都是在这个小学酝酿和组织的。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路口小学时办时停，老师也是年年换人。直到1940年，陈兴桂又出面聘请当地人陈聪明当老师，协助学校招生和办学事宜，学校又得以复办。1945年冬，因国民党到处抓壮丁，陈聪明不得不离家出走，高山小学又停办了。
脱党后的陈兴桂一直默默地在老家路口村务农。新中国成立后，也从未向人炫耀过他和某某首长认识，谋个人之实惠。新中国成立后，陈兴桂的经历，还是考验着他对党的无限信任，也让他体会到了可贵的革命友谊。
1954年，全省在落实老区问题，苏发全胞弟苏能全从厦门来惠安找陈兴桂，要求陈兴桂协助证实追认苏发全同志为烈士。多年没有去厦门的陈兴桂不辞辛苦地奔赴厦门，为苏发全革命烈士一事上下奔走。他甚至写信给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请求证明苏发全的革命烈士身份确认问题。陶铸给予回信解决。陈兴桂写了第二封信给陶铸，反映了关于自己的家庭成分被错误评为“富农”之事。陶铸第二次给予了回信，并交代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调查处理，后经叶飞、朱汉膺等四级政府重新核实陈兴桂家庭成分，改评为“中农”。在陈兴桂坚持不懈地努力下，经当年中共福建省委领导人陶铸、罗明、叶飞等同志证实，1957年1月22日，厦门市人民政府追认苏发全同志为革命烈士。同时，陈兴桂蒙受的不公也得到了解决。
1960年前后，得知陈兴桂生病、住院，曾经在白色恐怖中并肩战斗过的老革命、时任晋江(泉州)地区领导人朱汉膺同志多次代表组织看望陈兴桂，1962年朱汉膺同志还从老区3000多元经费中拔出1300元给陈兴桂治病。
据《中共福建党史人物辞典》一书记载，蓝飞凤解放后于 1950年任福建省对外联络处厦门分处县级联络员。1951年7月调往新疆工作，先后任中共迪化区委宣传部干事，乌鲁木齐专署文教科副科长，昌吉回族自治州文教科副科长。1981年4月离休，安置于杭州市。(本部分除文中载明出处外，均为陈亚克口述及陈兴桂日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