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惠安
文 本刊编辑部整理
1930年2月，中共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在中共中央特派员恽代英的指导下在厦门鼓浪屿胜利召开。
同年9月，为贯彻中共福建省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在中共泉州特委、惠安县委的直接领导下，惠安人民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这场震憾泉属七县和莆仙地区的“惠安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惠安的反动统治势力，强烈地动摇其反动统治基础。这场暴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福建省革命斗争的重大事件之一，是泉属地区开展的第一次广泛的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在福建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30年5月，从鼓浪屿省委秘密印刷所成功脱险的陈兴桂，就在这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回到惠安，投身于“惠安暴动”的革命洪流中。
(一)此时的革命形势与惠安情况
福建惠安，地处泉州、莆田的中间地带，是个军阀混战的重灾区。盘踞在泉州、南安、莆田的军阀张贞、陈国辉、林寿国等部为争夺泉属、莆仙地盘，明争暗斗，战火不息。反动政府、封建军阀和土匪索征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五花八门。据记载，惠安人民在一年内要负担20多种捐税。1923年秋，军阀王永彝在惠安北部向农民勒派“鸦片捐”50万元。1932年春，土著军闯陈国辉曾插手县城，除苛征“正税”外，又勒取“特别捐”1.2万元，并强迫农民广种鸦片，从中苛征高额“鸦片捐”。官府、军阀一重税，土匪又是一重税。股匪汪汉民单派给路口、菱溪两村40户人家的“烟苗捐”就达4000元。地主豪绅的地租、高利贷剥削，更是勒索无度，极其残酷。惠安人民难以忍受饥寒交迫之苦，曾多次举行斗争。
1923年11月至1924年1月，惠安北部山腰等地农村就暴发过反抗军阀王永彝征收“田亩捐”的武装斗争。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惠安支部成立。下旬，中共惠安临时县委成立。随之，在党组织的领导发动下，开始有组织地发起反抗当局“包捐包税”的斗争。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惠安的党组织遭受破坏。临时县委转入惠北农村，在涂岭地区举办农民政治训练班、夜校，组织农民协会，会员达3000多人，农民自卫军有500人。从此，惠安人民的革命斗争开始走上武装斗争的新阶段。
1927年秋至1928年，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涂岭地区的农会、农民自卫军先后三次打垮了国民党的征税部队;一次击溃林寿国部海军陆战队杨献秋的一个营，毙敌70多人。同时，农民自卫军还剿土匪，打豪绅，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
1929年，朱德、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3次入闽，3月击毙军阀郭凤鸣，5月打垮军阀陈国辉部，8月出击闽中，进漳平，经大田，入永春，扩大党、团组织，发展武装，建立苏维挨政权。这一胜利形势“影响到闽南、东江方面革命势力的增长”，“促成反动统治的恐慌”，给惠安人民的革命斗争带来了极大的鼓舞。
1929年7月，中共惠安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建立中共惠安县委。9月，惠安县委再次发动群众开展清算“包税”斗争，逮捕国民党惠安县政府“税契处”主任徐觉民，县长周协民狼狈出逃。全县“五抗”(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斗争如火如荼。
不久之后，中共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在厦门胜利召开，更是把惠安的革命形势推上了新的高潮。
据《厦门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三集)中“1930年2月24日《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情况》”文件，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共福建二大召开时的有关情况。会上，大会对当时福建革命前途进行了估量，认为：1、福建的统治阶级力量特别薄弱，他们动摇与分裂的现象为全国各省所未有。福建经济落后、衰败破产，使统治阶级的财政收入减少，统治福建的军阀无论谁都不能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军阀来统一福建。2、福建的统治阶级(军阀、资本家、豪绅、地主)对工农群众的剥削与压迫特别凶狠，不容工农群众有一些喘息的机会。包括各小军阀部下的兵士群众生活也特别痛苦。海军部队欠饷多至八九个月、少至四五个月;一些土匪、军阀可以说没有发饷，士兵是长期的发极少的伙食补助。土匪军阀因为抽捐抽税已不能救济他们急剧的经济恐慌，所以只是任意在农村抢劫和虐人勒款，有时因兵士伙食不足也只好让兵士私下打劫。而且福建军阀的士兵更多是当地失业的农民，有许多是军阀强征而来的在业农民，许多兵士对革命的要求异常迫切。
对全省工作的布置中，中共福建二大认为，“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福建主要路线是在党的政治口号下，加紧发动与扩大士兵、工农群众的斗争，造成全省总暴动的形势。其中特别提到，泉属莆田是历来军阀混战，土匪扰乱，群众受祸最烈的区域，反抗军阀的要求十分迫切，我们加紧发动和领导群众反军阀战争的斗争，由群众的游击战争发展到地方暴动，造成泉属广大规模的赤色区域，使闽北、闽西、泉属等地的农村斗争联系起来。”报告还分析说，“在三四月青黄不接与夏收将到之间，广大农民群众必然要由反抗捐税、抗粮进行抗租、抗债，以至发展到地方暴动。”
省委二次党代会后，惠安更是加快了地方暴动的酝酿和准备工作。此时，省委秘密印刷所被破坏后，不得不转移至惠安隐蔽的陈兴桂回到了惠安老家涂岭路口村。由厦大调往省委秘密印刷所支援的厦大党支部书记蓝飞凤4月底也被派往泉州。
据蓝飞凤1983年的回忆文章《惠安暴动前前后后》记载：1930年4月， 为加紧贯彻2月省党代会的决议，省委决定调我到泉州，加快恢复党的工作。省委扩大会议4月24日结束。我于4月26日到达泉州。我把泉州工作初步安排之后就到惠安去。先后与城关的蔡竹如、张昆友，惠东的黄尧宾、五陈龙江小学校长陈琨、后洋村庄毓英取得联系，给他们布置了工作，还召集一部分老党员在黄尧宾家里开会，参加者有王德彰(中共惠安县临委负责人)、柳启明等10多人，要求他们带头积极行动起来，为实现2月省委党代会的决议而努力奋斗。紧接着，我到惠北去，在辋川鸢山小学找到陈明辉(中共地下党员)、在路口村找到陈兴桂(中共地下党员、福建省委鼓浪屿印刷所工人)、在涂岭找到陈冬水(长厢)、吴敦仁(林角村)、吴国珍(泗洲村)等。这些人原来都是党员，这样惠安的工作就比较全面地开展了。
我匆匆赶回泉州时，省委派蓝飞鹤来任泉州特委组织部长，任命陈平山为泉州特委军委书记，我兼任宣传部长。当时各县工作发展很不平衡，发展最快、干部条件较好的是惠安县，但惠安也只有惠东和惠北较好，惠南工作较薄弱，惠西则被一批土匪所盘踞。惠北成立了涂岭区委，由吴敦仁任区委书记，惠东则由陈琨负责。省委因泉州工作发展较快，于6月指示泉州特委迅速领导农民开展抗捐抗税斗争，进而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
关于组织武装暴动，我们认为泉属地区以惠安县的条件比较成熟，可以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泉州特委专门就近在丰州召开有百人参加的积极分子会议。会后，特委根据这些情况，给省委写报告，拟在惠安发动武装暴动，并派组织部长蓝飞鹤去惠安进行布置。不久，省委派省团委书记庄重(即王德)来泉州实地了解情况，王德对泉州地区主客观情况作了较深入具体的了解，并和我们一起进行了全面分析比较之后，就回省委去。7月初，特委又派陈平山前往惠安，以加强兵运工作和暴动的准备工作。
参阅中共泉州市委、惠安县委两级党史研究室共同撰写的《惠安暴动》(刊于中共惠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鹭江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的《惠安暴动》书中)，文中详尽记载了惠安暴动的全过程：
7月下旬，省委书记罗明来泉属各地检查巡视工作，由蓝飞凤陪同到惠安县胡埭头村胡文炳家中召开会议，听取了陈平山、蓝飞鹤汇报惠安暴动的准备工作。他(罗明)表示满意，强调指出：“打胜仗以后不要占领惠安城，因为惠安城是平地，容易受包围……所以赞成胜利后，搞了敌人的武装，……到山区开辟游击战争，避免同强大的敌人斗。”为打通泉属、漳属、闽西交通线，使闽西南游击区连成一片，他答应从红四军中抽调一批军事干部前来支援。同时，省委和泉州特委决定：为加强对惠安暴动的领导，应以省委派来的苏阿德、苏文波、万耀南和泉州特委的陈平山、蓝飞鹤、蓝飞凤与惠安县委的林权民等共同参与领导暴动工作;成立“福建红军独立第一师”、“福建红军惠安总指挥部”，总指挥为陈平山;相应成立“惠安苏维埃筹备委员会”等机构，由陈兴桂(工人)任主席，陈冬水(农民)和陈琨(小学教师)任副主席，具体担负领导军事和筹建地方政权的工作。
会后，泉州特委、惠安县委领导人再次分头深入各地，加快暴动前的准备工作，陈平山、蓝飞鹤利用其社会关系、同学关系对驻县城的国民党民团常备队、海军陆战队驻县城的两个排和辋川民团等处敌人的武装加强兵运工作。省委的苏阿德和特委的陈平山、蓝飞凤3人组成一个突击组，打通了惠东、惠北两地的“辋川走廊”，发展了秘密交通点。吴敦仁、吴国珍等在涂岭开展打击陈XX、孤立杨志修、争取章寿卿的工作。苏文波、林权民、陈琨、庄毓英、陈兴桂、陈冬水、王裕等分别在胡埭头、前林、大岞、港墘、三朱、净峰、小岞、松村、苏坑、路口等重点村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部署暴动的具体工作。城关党支部和上坂、蔡厝、五林、盘龙、岭头等秘密联络点，积极发动、组织革命群众投入暴动的策应工作。
在此期间，惠东、惠北又建立起3条交通线：一是惠(安)枫(亭)公路交通线，在正常的情况下使用;二是“辋川走廊”交通线，即从辋川经西山十三乡、山腰、古县进入涂岭，为战时联络路线;三是海上交通线，在特殊情况下使用。各条交通线设有许多交通站和秘密农会点。苏阿德原拟留在惠安领导暴动工作，但因事在暴动之前回厦门。
8月，领导暴动的特委和县委的负责人在五陈山尾村陈琨家中召开会议，全面研究暴动计划，作出如下决定：
具体计划方案：惠东、惠北两地区同时组织暴动，然后合攻县城，挺进惠北三坪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再向南安、安溪、漳平方面发展，打开闽西南通道，使泉属、漳属和闽西游击区连成一片。
地方武装组织以农民自卫军、赤卫队为骨干，编为团、营、连(中队)、排(分队)，归福建红军惠安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成立福建红军独立第一师两个团的建制，惠北为第一团，团长兼政委陈平山、秘书吴国珍，下属3个营，营长分别为陈木、林宝兴、王顺水，共有9个连，拥有500多人枪;惠东为第二团，团长蓝飞鹤、政委陈琨，下属2个营，营长分别为曾赉弼、庄毓英，共有6个连，拥有500左右人枪。
红二团下设宣传队，地方少先队并入宣传队，归宣传队领导，担任宣传、交通、了解敌情等工作。各地妇女会组织负责战时后勤工作。
暴动的具体任务是：红一团主攻涂岭地主恶霸陈XX，并在陈潼关伏兵狙击来自莆田的敌林寿国海军陆战队的援兵;红二团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崇武张灿民团，收缴民团兵工厂武器及其物资，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暴动的第4天，红一、二团合攻县城，扩编第三团，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府;然后挺进三坪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实现打通闽西南游击区的计划。
泉州特委、惠安县委以及其他领导干部的具体分工：苏文波、万耀南、蓝飞鹤、蓝飞凤、林权民、庄毓英、王裕、陈仰高等在惠东地区;陈平山、吴国珍、吴敦仁、陈兴桂、陈冬水等在惠北地区，分头领导暴动。
暴动队的旗帜为红旗上缝贴白布剪裁的锤镰图案;袖章一律是红布圈，上用白灰胶水书写“红军”两字。队旗和袖章，均由妇女会和夜校妇女班负责缝制……
此时，敌人的兵力和态势是：在泉州，有张贞旧部杨逢年旅的部分兵力和林寿国旅一个派出机构的部分兵力;在惠安县城驻有林寿国部所属营(营长魏铎民)的一个连，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杜辉和县民团总康伯沧的民团常备队(队长王炳辉)300多人枪。全县各重点乡、镇都有散置民团，其中以崇武张灿民团的实力最强，股匪汪汉民踞于惠西蓝田。
9月3日，泉州特委书记许依华在南安麻山村主持召开特委全会，会议布置在惠安暴动期间，晋江、安海、泉州、南安、丰州、溪尾等地进行配合、策应事宜。
(二)惠安暴动
按原计划，暴动需待省委调派的军事干部抵惠后开始。但由于前林村夜校妇女班在缝制暴动红旗、袖章时被该村反革命分子林孝纯、林亮川探知而失密，引起了敌人的恐慌，拼命准备反扑。为了先发制人，县委决定暴动日期提早在9月15日拂晓，惠东、惠北同时暴动。
惠东红二团于14日夜，全部集结在后洋村。随之，红二团立即召开分队(排)长以上军事会议，部署进攻崇武张灿民团的作战方案。会后发现作战方案不够周密，红二团又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研究，直到15日早才作出决定，致使暴动日期推迟了一天。研究结果，把原计划正面进攻崇武民团的方案改为拔除五陈的山柄、安固、山腰等重点乡村民团，斩断张灿爪牙。
16日清晨，红二团和宣传队200余人枪，在后洋村后大埔举行庄严的授旗、誓师仪式，宣布红军纪律，由团长蓝飞鹤发布出击令。指战员个个臂缠袖章，手握枪杆，向山柄村民团发起攻击。政委陈琨率先带领行动组，打响了暴动的第一枪，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山柄民团炮堡，击毙民团总陈鸣周及其父、土劣陈奕昭，并清其不义之财。见到红军为民除害，群众像潮水一样涌上前来，拍手称庆，一片欢腾，并高呼“拥护共产党!”“打倒民团!”“打倒豪绅!”随即，红军贴出布告两份，一是《福建红军惠安总指挥部布告》，署名总指挥陈平山;二是《福建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团布告》，署名团长蓝飞鹤、政委陈琨。并散发《号召泉属地方暴动告民众宣言》《告全惠安工农兵》等宣言，五颜六色的标语贴遍全村，广大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加工农红军，有的自带枪枝拉朋结伙加入武装暴动的行列。在一片欢呼声中，五陈乡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主席陈春木。这是惠安县第一个红色乡政权，也是泉属地区第一个乡级红色政权。
红二团乘胜向前黄村、安固村挺进。前黄村民团慑于暴动队伍的威力，即派曾传新向红军请降，交出武器，红二团又发动群众清算该村高利贷剥削者吴明新罪行，没收其所囤积的粮食，当场分给贫苦农民，并焚烧其高利贷契据和农民被抵押的地房产契约，安固村民团总曾纪章闻风逃跑。
傍晚，红二团转入山腰村时，村头碉堡红旗飘扬，群众高兴地放起鞭炮欢迎红军队伍进村。该村民团总杨瑞庵畏罪潜逃三李，被红军战士生俘押回村。随即，红军没收村民团武器，将民团总交由群众斗争看管，使其低头认罪，威风扫地。
17日，红二团进驻胡埭头村后，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决定消灭张灿的重要爪牙，作恶多端的前林村反革命分子林孝纯、林亮川。会后，又召开群众大会，宣告成立胡埭头村苏维埃政府。
18日早，在林权民、林德馨的带领下，红二团进入前林村逮捕了林孝纯、林亮川，并召开批斗大会，群众争相揭发二林的罪恶，鉴于二林民债极大，红二团接受群众要求，宣布二林罪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午后，队伍按预定计划，经石井村，挺进距县城10多华里的屿头村，作合攻县城的部署。当天正是屿头村“普渡日”，红军整队入村，驻在村里的大祠堂内，严守纪律，谢绝请客，只吃地瓜稀饭，每锅地瓜稀饭付给群众8角钱。
屿头村背后有一个独立的、山石嶙峋的小山岗，叫屿头山。这山的东、西、南三面峭壁险要，北面一处缓坡较便通行。从这里往外五六华里便是后曾、型厝海涂滩。山岗下大片赤土埔，散长着相思、松柏树木。暴动中，壮烈的屿头山战役就在这个地方展开。
红二团驻扎屿头村后，马上派第一中队的两个分队上山，抢占制高点。整个阵地的部署是：政委陈琨率第二营曾赉弼部扼守山头西南面的正面阵地;第一营庄毓英部两个中队埋伏在半山树林里，担任前哨警戒和侧翼支援任务;团长蓝飞鹤虽患疟疾，但坚持上山带领指挥机关、宣传队和政工人员守住山头北面，以山上的“土地公宫”小石庙为临时战地指挥所。山上山下，增派了8-10名流动哨。
19日凌晨3时左右，敌林寿国部某营营长陈忠缪带2个连、1个迫击炮排，并纠集县民团常备队和涂寨、赤埕、东湖、辋川、后曾等处民团约千余人枪，分3路由石井、赤埕、后曾向屿头山进犯。
发现敌情，在山下的红军队伍立即上山，摆开阵势迎敌。
屿头山西南正面受敌，发生激烈战斗。红军战士们利用山石、树林作掩护，以步枪、鸟铳勇敢迎击来犯之敌，陈琨、曾赉弼身先士卒指挥冲杀，全体指战员在数倍于己的敌人的围攻下，毫无惧色，历经两小时激战，打退了犯敌的屡次冲锋，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战斗的气概。
经过一阵阵交锋，敌人被迫龟缩在山下，再不敢正面进攻了。转而，敌人出重赏招募“敢死队”，在枪、炮密集火力的掩护下，从山的东北角乌石嘴口潜登而上，当红军发现敌从侧翼进犯，阵地遭到严重威胁时，陈琨、曾赉弼立即扑上狙击，并命令其他队伍组织火力掩护，让主力从北面缓坡下撤。
在这次阵地战中，红军优秀指挥员、共产党员曾赉弼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红军优秀指挥员、红二团政委陈琨大腿受重伤，仍不下火线，坚持与敌搏斗，直至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年轻的红军战士陈天送和陈显文也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红军队伍撤下山时，敌人企图追赶，在后溪村前红军杀了阵“回马枪”，敌人恐慌地潜退，只在远处鸣枪虚张声势。
蓝飞鹤因患疟疾，几阵冲杀后体力不支，队伍撤离后，他与战士张栋才、苏灿东隐蔽在后溪村。19日午后，他与张栋才、曾俊水、陈乌等4人在从后曾海涂滩转移的途中，不幸被辋川曾纯如民团逮捕，即解往涂寨民团再转押县城狱中。面对敌人百般威胁和利诱，蓝飞鹤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鼓励同狱战士“不要灰心，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做得对，只要一息尚存，要为共产主义斗争到底。”在狱中，他还写下一首满怀革命豪情的绝句:
横胸铁血扫难开，浩劫摧磨志不灰。
满地铜驼荆棘变，游魂应逐战旗来。
19日当午，蓝飞凤、万耀南、林权民、庄毓英等集合红军余部，经埔殊村，从海滩转移到型厝乡，始告脱险。傍晚，暴动队伍由型厝转到五群山后村即分散转移。大部分队伍由蓝飞凤带领经交通站进驻了大吴村;林权民深入白色恐怖区，做善后工作;万耀南等率部分队伍驻东周松村，保住黄崎渡海上交通线，另有部分队伍分散转移到晋江、陈埭、南安以及漳州、厦门等处。
惠北红一团按预定时间，于9月14日晚集结在涂岭长厢村恒德寺，陈平山作了武装暴动的动员，并部署作战具体方案。全团主要任务是主攻惠枫公路汽车站，逮捕地主恶霸陈××，调部分兵力埋伏在陈潼关狙击敌援。这些战斗任务都落实到连队。
然而，时驻惠西蓝田的股匪汪汉民的弟弟汪云龙突然带短枪队二三十人窜入涂岭乡绅章寿卿家中，意在窥探红军和暴动的风向。陈平山、吴敦仁闻悉此情后，即赴章家，利用当时官匪的矛盾，向汪阐明共产党的政策，晓以利害，终于化阻力为助力。但为了防范意外，吴敦仁只得留在章家以牵制汪云龙。由于这一突变牵扯了暴动的领导力量，致使陈潼关狙击敌援的战斗任务不能落实。
15日凌晨，陈平山率领红一团分头出发，主力向涂岭前进，迅速包围惠枫车站(即陈××武装据点，是晚陈住此处过夜)。一部分红军队伍首先控制陈××老家西吴村，阻止陈××的爪牙出援。由于陈××事前风闻暴动消息，早有戒备，故红军在进攻车站时遭到抵抗一时攻不下来。战士出楼水攀上楼窗射击，不幸挂彩退了下来。在激烈的相持战中，天已黎明。当时涂岭地区的三乡与九乡正处在械斗中，洋井、后宫等村“联防”群众闻到枪声，误以为土匪抢劫涂岭街，即组织百余人冲到涂岭，当他们发现到处张贴着暴动标语时，方知红军攻打陈XX，即自动退回。但时近天亮，红一团为了避免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主力队伍遂撤回泗洲，守住泗洲、洪厝坑、甘蔗园一带，部分队伍仍回原地。
18日，在武装暴动的震慑下，地主恶霸陈××仓惶外逃。
暴动期间，惠安县城地下党组织发动面业工人和县中学学生在城关一带散发暴动标语，砍电线杆，烧毁南门大桥、水关尾桥、溪边桥;岭头、蔡厝、盘龙等秘密联络点的基本群众同样行动起来，散传单、烧桥梁、砍电杆，积极配合和支援武装暴动。
与此同时，泉州城郊、晋江安海、同安马巷、南安丰州和溪尾等地的党组织发动工人罢工，开展游行集会，大力声援惠安暴动。
9月26日，无产阶级战士、泉州特委组织部长蓝飞鹤与红军战士曾俊水被杀害于惠安县城东门外马山。
28日，万耀南、蓝飞凤、林权民、庄毓英等先后由东周松村交通站乘渡船至奎壁头，转入山腰锦山小学交通站，经古县，于29日与陈平山、吴敦仁、吴国珍、陈兴桂等会合于涂岭林角村。随后，他们在泗洲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安排善后工作。会议决定，陈平山、吴敦仁、陈兴桂、吴国珍、陈冬水等坚持在惠北继续开展革命活动;万耀南、蓝飞凤、林权民、庄毓英等回惠东做好善后工作。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惠东地区，处处潜伏着敌人的鹰犬。直至10月初，林权民仍坚持留在惠东地区，毫无畏惧地进行了非常艰苦的善后安顿工作,10月16日(农历八月廿五)晚上，因反革命分子刘泉金的出卖，林权民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使尽酷刑，他横眉冷对，严词痛斥：“杀了一个林权民，会有千百个革命战士站起来。反动派灭亡的日子即将到来了!”林权民牺牲了，他短暂的一生处处闪烁着中国共产党人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
惠安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地“围剿”革命势力，屠杀红军战士，迫害共产党员家属。据调查，惠东地区有200余户革命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后洋村因屡遭崇武民团张灿纠集的山柄、前林反革命分子的破坏和摧残，以致荒无人烟，一片凄凉。在这期间，红军连长陈祥山在离乡出走时病死途中，红军战士陈玛柱的母亲沦为乞丐;红二团攻委陈琨的妻子黄秀，在转移途中分娩患“产后风”而死。民团、暴徒冲进胡埭头村，逢人开枪，红军战士辛进金被捕遭杀害，连在村头玩要的一个小孩也被打死，胡文炳家被洗劫，一切家具均被暴徒用斧头砍毁，以示“过刀”……
暴动失败后，为了重新组织革命力量，省委领导人王德于10月中旬到惠北涂岭，传达省委的决定，惠安党组织归莆田特委领导(这时泉州特委机关已遭敌破坏)，调蓝飞凤到莆田特委参加领导工作，调庄毓英、陈仰高等到莆田红军教导队工作;万耀南调回省委机关工作，陈平山等留在惠北地区坚持革命斗争，开辟惠安、仙游、晋江交界三坪山区游击区。最后，王德还亲自动手处理了一些善后问题，部署了新的工作任务。
根据省委的指示，在陈平山、吴敦仁等领导下，涂岭区委进行了一番整顿后，迅速在大路、南埔、路口、菱溪、赤土埔、陈田、樟脚等地建立党支部和发展农会组织;大力开辟涂岭至三坪山区(包括泗洲、洪厝坑、后头、甘蔗园、樟脚、寨后、陈田、黄田、义路、岭北等乡村)的游击活动区，使北起枫亭、园庄，南至驿坂，纵贯30华里地带一度出现武装游击“赤色区”的局面。
11月，涂岭区委利用地方绅士黄逸谋出面组织“涂岭团防”之机，派干部在驿坂等处以村“联防”的名义，从中培训游击队骨干，掌握地方武装，表面防土匪，实是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和民团的进犯。并在水窟、乌面宫、路口等重要隘口设立“联防”岗哨，国民党军过境或住宿，事先都必须与“团防”联系。由于这一带革命色彩浓烈，国民党惠安县当局曾一度将之划为“赤色区”，基层党、政机构逃撤一空。其间，慑于红军的威名，股匪汪汉民(有1000左右人枪)派其弟汪云龙又来涂岭，通过章寿卿的关系，要求同陈平山、吴敦仁见面，商谈接受收编问题，并恳求陈平山前往蓝田向他的部属训话，着手收编工作。陈平山等党组织重要领导人认为，汪汉民平时残害人民，反复无常，必须谨慎从事，于是通过汪云龙对其提出约法三章，敦促其首先必须改恶从善，以取得人民的谅解，然后再考虑收编问题。
在这期间，敌人的报复活动也在加紧进行，逃亡地主陈××不甘心失败，暗中收买匪徒，图谋杀害惠安县委领导人。12月26日(农历十一月初七)晚上，被陈××收买的匪徒林春来等，乘夜潜伏在吴敦仁家的窗下打黑枪，吴敦仁在房中不幸中弹牺牲。1931年1月7日(农历1930年十一月二十)，为迎接莆田特委和红军教导队进驻三坪山区，陈平山接莆田特委通知，于当日由仙游园庄启程赶回涂岭。他途经寨后村苦鸟笼湾时，被陈××所收买的匪徒颜选的爪牙黄耐荣、陈密、蔡进水，蔡申生所刺杀，身中数弹，壮烈牺牲。为给死难烈士报仇，翌日，涂岭区委负责人吴国珍、农民自卫军陈俊臣等带领武装队伍，直捣陈谷寨，一举处决了凶手陈密、蔡进水、蔡申生，仅黄耐荣逃亡。
陈平山，是一位出色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于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受党组织派遣回到福建省漳、厦一带工作，后又到晋、南、惠一带领导革命活动，他短暂的一生，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为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革命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吴敦仁，早期在集美师范学校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6年冬在惠安加入共产党。他是大革命时期涂岭地区农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历任涂岭区委书记、惠安县委委员，为创建惠北革命据点，坚持武装斗争，立下了汗马功劳。(此部分内容转载于《惠安暴动》一书)
(三)惠安暴动前后的陈兴桂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福建党史人物辞典》中，在“陈兴桂”的条目中，是这样记述的：
“陈兴桂：(1902·3·16-1964·1·19)
出生于惠安县涂岭路口村。1917年背井离乡流落厦门打杂工。1925年在厦门大学当工友、职员。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党组织派其参加鼓浪屿闽南职业学校学习，后加入赤色工会，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鼓浪屿省委秘密印刷所工作。1930年春，省委印刷所遭敌破坏，被迫返回惠安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任中共路口支部书记。同年7月，参与组织“抗捐抗匪”斗争，从而揭开了惠安暴动的序幕。下旬，为指导惠安暴动的顺利开展，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到泉州、惠安巡视工作，在惠安惠东胡埭头村召开干部会议，被委为惠安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主席。9月，惠安暴动失利后，坚持在惠北开辟三坪游击区。1931年春，党组织失散，曾到莆田、上海等地寻找组织，后与党失去联系。建国后，在土改期间因“谷会”问题被错划为富农而受到不公平对待，土整时得到平反。”
1927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惠安的中共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中迅速撤出县城，转移到惠北山区涂岭农村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7月1日，涂岭农民协会成立，7月14日，涂岭农民自卫军在林角村成立，有500人枪，其中常备军21人。1927年8月，在涂岭建立中共惠安特支(又称中共涂岭区委)，隶属中共闽南临时特委。惠北涂岭已成为惠安农民运动的革命中心。
1927年12月1日，涂岭农民自卫军更名为惠安工农革命军，改编为13个连的建制。中共福建省临委决定，将惠安、仙游、莆田划为全省农民武装暴动的第三区。为此，惠安县成为早期福建省的四个游击暴动区之一。
1930年4月，经中共福建省委介绍，陈兴桂与中共惠安县委取得组织联系。陈兴桂回到家乡涂岭路口村即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青年俱乐部、办农民夜校、组织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后来，陈兴桂培养发展一些中共党员，成立中共路口支部，并任路口村支部第一任书记，涂岭路口村是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据点，村里建立有妇女会、青年俱乐部，地下革命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党员陈平山、蓝飞鹤、蓝飞风、吴敦仁、吴国珍等也是支部成员，他们经常在路口村参加支部党员活动。
惠北三朱村的朱成吉(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因妻子是路口村人，所以经常往来于路口，以及当时吴国珍(厦大早期共产党员、“惠安暴动”时任红一团秘书)也经常来路口，他们经常在陈兴桂、朱水莲、陈心玉和吕好成的家中，多次商谈革命事宜。陈兴桂的所领导的路口村成为当年惠北革命烈火最炽热的乡村之一。
惠北涂岭，当时称之为惠安农民运动的革命中心，可谓名副其实。党史专家曾评价说：福建省土地革命战争以来，继平和、永定暴动之后又一次重要的农民武装暴动的惠安暴动，就是以痛击汪柴水政治股匪的抗捐拒匪斗争而拉开序幕的。
惠安《党史资料简讯》1990年第三期刊载了谢伟今、庄廷甫编写《社庄岭上的枪声揭开了“惠安暴动”的序幕》一文，回忆了“涂岭抗捐击匪”的有关内容：
汪柴水(汪汉民)系惠安著匪。自1918年起混迹军阀，充当过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长期盘踞惠西田船、横行乡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公然叛变革命后，汪又充当国民党“清党特派员”，打着“拥蒋护党”的旗号，在惠安大肆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汪曾于1929年6月6日(农历四月二十九日)率匪攻陷惠城，洗劫六昼夜，同时洗劫涂寨街，其祸害至为酷烈，民愤极大。1930年6月，惠安暴动正在加紧准备中。汪匪部一个连占据菱溪，除公开进行抢劫绑票外，并向路口“十八乡”等地群众勒派数千银元的“烟苗捐”。当时农村贫困，民生凋敝，怨声载道，人心惶惶。菱溪地处惠西北，靠近三坪，汪匪盘踞此地，对于我党进军三坪是一障碍。根据泉州特委的决定，先扫除汪汉民匪患，以解除群众的痛苦，提高党的威望;进一部发动群众投入武装暴动，壮大革命队伍，扫清进军通道。蓝飞鹤、老许、吴敦仁、陈兴桂等共同研究，决定以秘密农会的群众为基础，采取乡连乡、族连族的方式，领导群众开展一次“抗捐拒匪”的武装斗争，夺取菱溪、驱除汪匪。
事先，党组织在乌面宫召开包括邻近乡村族长、房长在内的积极分子参加的会议。会议陈兴桂和老许(许万兴)主持。老许讲话，揭露汪柴水的罪行。号召各乡村联合起来反抗汪匪、打掉汪匪，遂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老许答应从惠东调40多把枪来支援，更增强了与会者的信心，会后经部署分三路进攻匪巢。第一路200人左右由后吴、塘灶出击，截敌从大雾山方向逃脱黄塘。第二路(主攻队伍)由朱成吉、许万兴率领“十八乡”武装群众500多人从社庄岭正面进攻(因为“十八乡”队伍壮大、武器好、战斗力强)，直捣菱溪、库内寨敌巢。第三路由陈成法带领200人左右从五洋、中泥坑围攻。会后分头联系“十八乡”、“四股”、顶路陈等有关乡村，深入发动，组织群众，做好打汪的准备工作。蓝飞鹤同志坐镇路口村指挥战斗，联络点设在陈晋辉家。此后，蓝飞鹤同志派交通员陈泉生去通知朱成吉。朱亲自来路口村吕好成家和蓝飞鹤、陈兴桂等同志接头，具体研究行动计划。蓝飞鹤还告诉朱成吉说：“土匪打退后还要组织惠北革命暴动，到时也要靠你去组织‘十八乡’群众参加。”
1930年7月6日(农历六月十一日)早晨。蓝飞鹤写好条子派吕好成到前烧村(时朱正在前烧村与另一群众首领许万兴集结队伍)，通知朱成吉、许万兴立即带队出发。
朱成吉、许万兴根据蓝飞鹤的指示，带领“十八乡”群众近千人来到路口村与四股方面的群众会合。蓝飞鹤、吴敦仁、陈兴桂、老许等负责全面组织和指挥工作。参加战斗的群众佩带印有镰刀、斧头的标志的臂章，散发内容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对征收苛捐杂税”的传单。战斗一打响，“十八乡”的队伍追匪至库内寨，向匪军猛烈冲杀过去。匪军招架不住，退逃至菱溪和山尾村的山上负隅顽抗，双方相持，战斗十分激烈。朱成吉在社庄岭顶(现菱溪水库溢洪道处)手执树枝指挥战斗。至9时左右，朱被匪军发现，排枪射击，不幸中弹倒地。当即由朱贵法、朱乞成、朱廉吓等把他背到前烧村祠堂，因伤势过重，于当天中午光荣牺牲，年仅32岁。武装群众退出战场，匪军曾追到社庄岭，发现传单和红旗，方知这次战斗是共产党领导的，害怕情况变化，故即拉回队伍。时过不久，汪柴水了解当时红军在闽西、闽南的力量是雄厚的，慑于共产党的革命势力，即将匪军撤回田船老巢。从此过后，再也不敢把魔爪伸向这里。“抗捐拒匪”的武装斗争达到预期的目的，取得胜利。
朱成吉，山腰乡三朱村后林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为人忠厚豪爽，富有正义感。深恶土豪地霸反动统治势力的欺压，肯为公众办事，深得群众拥护，是“十八乡”的群众首领之一。1930年初由蓝飞鹤介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参加农会组织，积极投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是农会的骨干。这次“抗捐拒匪”战役主要靠他组织。他牺牲后，许多群众到他家慰问其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1990年3月23日经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朱成吉为革命烈士。朱成吉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惠北大地!社庄岭上的枪声揭开了“惠安暴动”的序幕!
朱成吉革命烈士牺牲后，为了打击汪匪的气势，继续振作人民群众的斗志，加强武装力量，路口村书记、共产党员陈兴桂派同村交通员陈来兴到厦门，请旅厦的乡亲、工人纠察队员回乡支持家乡的革命活动，旅厦乡亲在地下党员周田生(周田成)带队下，带来了陶铸同志亲自训练的工人纠察队员陈木、陈心玉、陈山德、何良水(这几位都是参加陶铸领导1930年厦门“五·二五”破狱的英雄，都是路口村人)。当工人纠察队员到路口村时，陈兴桂便与陈木等纠察队员研究制定伏击汪匪的事务长一事。地下组织得知汪匪的事务长途经路口村西坑自然村的时间，纠察队分两路伏击，当汪匪事务长途经路口村西坑自然村时，纠察队员突然出击，却因短枪突然失灵，汪匪事务长才得以逃脱。这次伏击汪匪事务长虽然未能成功，却有力地打击了汪匪的气势。
1930年7月下旬，省委书记罗明到泉州、惠安巡视检查工作，在惠安胡埭头村召开中共泉属特委和惠安县委的联席会议，同意举行“惠安暴动”，罗明在会上还做出决定，由陈平山、蓝飞凤、蓝飞鹤、林权民、陈兴桂、陈琨等组织领导惠安暴动;同时，联席会议上，省委书记罗明亲自主持组建成立“惠安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任陈兴桂为惠安县苏维埃政府筹委会主席。会后8月，陈平山、陈兴桂等从东岭返回惠北涂岭，与吴敦仁、吴国珍等人一起投入紧张、严密的组织工作，立即着手改编原来的涂岭农民自卫军。中共福建省委指示陈平山等，加快暴动的军事准备工作。在惠北抗捐拒匪斗争基础上，陈平山、陈兴桂、吴敦仁等发动群众，恢复涂岭农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组织工农红军队伍，正式建立4个工农红军连，先后在涂岭乡的泗洲、谢庄岭、赤土埔举行暴动准备会议，部署涂岭的武装革命暴动。
1930年8月下旬，陈兴桂以中共路口支部为核心，以青年俱乐部为阵地，继续利用民校、夜校、秘密农会、妇女会、少先队进行革命活动，在发动秘密农会、青年俱乐部革命群众的基础上，继续发动革命群众参加工农红军;妇女们则在妇女主任妇朱水莲、叶水娘、程些等人的带动下，缝制暴动用的红旗和臂章等。
“惠安暴动”时间定于1930年9月15日拂晓，在“福建工农红军惠安总指挥部”总指挥陈平山、政委蓝飞凤的领导下，陈兴桂负责组建惠安暴动工农红军第一团第一营，拥有150多人枪，路口村的革命青年、旅厦工人纠察队队员陈木为工农红军第一营营长。其中，陈兴桂发动组织路口村三四十人，领导路口庄自然村吕好成带该自然村二十人左右，领导何良水带驿坂、模柄村几十人参加，以路口村为中心，展开暴动。
1930年9月15日凌晨三更时分，陈平山下令出击!红一团首先在惠北打响了惠安暴动的第一枪。在武装暴动中，陈兴桂负责领导的红军一团第一营陈木为营长的队伍，是担任主攻地主陈速生武装据点“惠枫车站”的主力，当晚陈在此过夜。在陈平山、陈兴桂的率领下，第一营迅速包围了涂岭的“惠枫车站”。是时，手佩挂镰刀斧头袖章的红军战士，呼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陈平山率领工农红军一个连兵力迅速进入阵地，由于陈××事前风闻暴动消息，早有戒备，故红军在进攻车站时遭到抵抗一时攻不下来。为防止其爪牙出援，另一支由县苏维埃筹委会主席陈兴桂、营长陈木及陈山德、吕好成等率领的工农红军队伍控制豪绅陈速生老家西吴村的住宅，但因铁门坚固，久攻不下。
陈速生的武装“家丁”凭借牢固院宅负隅顽抗。双方攻防战斗达两个多小时，枪声震彻寂静的夜空。时近15日凌晨，涂岭“九乡”与“三乡”的村民这段时间发生械斗，由于事前没有与之联系，当他们闻听枪声和陈速生母敲锣喊“土匪”，误认为是土匪打家劫舍。不明真相的“三乡”群众携枪朝涂岭街冲来。陈平山、吴敦仁和陈兴桂研究决定，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为避免红军队伍与群众发生冲突，果断命令红军队伍撤至惠北泗洲、洪厝坑、甘蔗园一带隐蔽。
惠安暴动失利后，路口村惨遭汪匪洗劫，一批革命骨干转战厦门等地;革命处于低潮，但陈平山、吴敦仁、陈兴桂等人仍然坚持在惠北涂岭开展秘密斗争，开辟惠安仙游晋江交界的三坪红色游击区。
1930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派闽西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邓子恢为省委巡视员，到莆田任中共莆属(闽中)特委书记，领导莆田、仙游、福清、惠安县等地的革命斗争。在省委常委王海萍和巡视员邓子恢的主持下，莆田实行党团分化。随即，1930年10月中旬，中共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执委、团省委书记曾宗乾(即王德)再次来到惠安涂岭，省委组织部长谢汉秋和几位军事干部，也从厦门来到惠安涂岭，在涂岭泗洲村召开了惠安暴动后的善后工作会议，并传达了国内外形势和省总行委的决定：撤销“闽南行动委员会”“福建红军惠安总指挥部”等起义领导机构;撤销“中共泉属特委”。中共惠安县委划归中共莆田党组织领导;蓝飞凤续任中共惠安县委书记;原中共泉属特委军委书记陈平山改任中共惠安县委委员，整顿、恢复和发展惠北的党组织，开辟惠安、晋江、仙游三县交界的三坪山区游击根据地。由于惠北涂岭地区是连结闽中莆属地区与闽中泉属地区的红色游击区，涂岭地区对于影响闽中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会后，陈平山与吴国珍、吴敦仁和陈兴桂等，立即着手进行省委部署的工作。确定集中全力积极发展群众组织，为开辟游击根据地创造坚实牢靠的基础。会议初步把涂岭游击区划分为三段：一是涂岭至三坪为根据地主要区域，其中以甘蔗园为据点;二是涂岭向南发展，以菱溪为主要据点;三是涂岭向北陈潼关至仙游枫亭，以南埔大路村、仙游县枫亭镇朱寨为据点;并决定成立一支较精锐的游击队，以期灵活机动开展游击活动。由陈平山负责，开辟三坪山区游击根据地。
根据省总行委的指示和善后会议的精神，陈平山迅速整顿了中共涂岭区委，在原红军独一师工农红军的核心力量基础上，重组人民革命武装，重新开辟了涂岭、驿坂、白水至三坪山区的游击区走廊。1930年11月下旬，陈平山、陈兴桂等通过涂岭乡绅黄逸谋挂名涂岭区的团防队伍，在涂岭的水窟、乌面宫、路口等重要隘口设岗，实行惠北地方红色武装割据;凡外来队伍过境或住宿均须事先联系“涂岭团防”;涂岭团防队伍由中共涂岭党组织领导，派党员培训武装骨干，掌握了地方武装。为了防范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的袭扰，陈平山、陈兴桂等布置各村以“联防”名义设立岗哨，国民党军队等过境须事先与“涂岭团防”联系，经“涂岭团防”同意方可通过。
随后，中共涂岭区委建立了惠北南部的菱溪、路口、泗洲，西北部的樟脚、寨后、洪厝坑、甘蔗园、后楼等革命据点村，开辟惠安、仙游、晋江交界的三坪山区游击区。从而使北起枫亭、南至驿坂，纵贯30华里的惠北游击区，一度出现了红色武装游击割据的局面。当地国民党的基层党政机构闻风而逃。惠安革命群众重新看到了胜利的希望。陈平山、陈兴桂、吴敦仁等在中共莆属特委领导下，恢复整顿涂岭、路口、赤土埔等地党、团组织和农会。
1931年1月，国民党莆田反动军警800余人组织“围剿”莆田外坑苏区根据地，革命苏区惨遭摧残;工农红军二支队在国民党军警的追剿下失散。邓子恢在赤卫队员护送下突围转到莆田省三小学，召开中共莆属特委和红军游击队二支队主要领导人会议，认为莆属地区革命已转入低潮，决定撤销红军游击队第二支队、红军108团和惠安县惠北涂岭团防队伍;党组织领导人及骨干分别到莆田、仙游、惠安三县进行隐蔽工作。此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敌人悬赏搜捕惠安暴动的主要领导者，革命活动处于极为艰难状况。
1931年1月7日，陈平山在开辟三坪红色游击区时，被国民党反动特务刺杀而英勇牺牲。中共惠安县委书记兼中共莆属特委委员蓝飞凤和惠安县苏维埃筹委会主席陈兴桂等人，不得不做好逃离惠北涂岭游击区的准备。
就在这时，即1931年春节前后，在惠北坚持革命斗争的蓝飞凤疟疾发作，忽冷忽热，痛苦异常。此时反动派悬赏500大洋，到处缉捕蓝飞凤。陈兴桂将之隐蔽在路口村妇女主任朱水莲家治病，长达一个多月。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蓝飞凤躺在房间里休息，只要一有风吹草动，陈兴桂、朱水莲就赶紧将他藏到草房的草堆里。
大概一个月后，蓝飞凤的病好了，陈兴桂与蓝飞凤立马动身去莆田找特委。中途，他们遇见一位仙游的同志，这位同志告诉陈、蓝二人，闽中特委和游击队受到敌军的袭击，牺牲惨重。无奈之下，陈兴桂和蓝飞凤连夜绕过莆田县城，向福州进发，到达福州后，适有上海的客轮，他俩便乘船去上海，设法寻找党中央。
1931年4月，陈兴桂与蓝飞凤抵到上海。几经辗转，终于与我党上海的半公开机构“上海互济会”接上关系。但到上海没多久，陈兴桂就感染霍乱病倒了。党组织安排陈兴桂前往舟山群岛沈家门治病。蓝飞凤在上海市区很快就与找到了中央，见到了罗明和王海萍。
据陈兴桂儿子陈亚克介绍，几十年后他前往杭州拜访已经年迈的蓝飞凤时，蓝飞凤还回忆说，刚到上海，罗明见到蓝飞凤，听说陈兴桂和蓝飞凤一起来了上海，还说起“我(罗明)很久没见到陈兴桂了，你赶紧写信给他，叫他回来。”当时罗明马上要动身去苏区。罗明让蓝飞凤写信给陈兴桂，说他(罗明)马上要进入红区(中央红军苏区革命根据地)，想带陈兴桂一起进入苏区革命根据地，罗明已订好船票。陈兴桂曾对陈亚克说，如果当时他在上海，一定会跟着罗明到苏区，可能就会参加红军长征了。可当陈兴桂病好了，赶到上海时，罗明搭载的船已经开走了(备注：当时去苏区的交通线是要先从上海坐船到汕头，再从汕头坐船到往龙岩方向走，然后到上杭，到红区，有钱的坐船，没钱的靠走路)。
通过罗明的介绍，陈兴桂也与上海互济会建立了联系，此时陈兴桂与上海的地下同志为党秘密工作，其中有惠安籍的骆拔才、陈仰生。
据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主编《厦门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四集)中刊载的《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报告——关于经费、干部、通信等问题(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一文中记载：蓝飞凤同志系惠安人，过去在惠安参加县委，于惠安斗争失败后，与党失了联系，四月间往上海，罗明、海萍两同志在沪时会到他，已介绍中央与他发生关系。现在惠安工作环境甚好，群众革命情绪颇紧张，但我们找不到适当人去，请求中央派他回来，恢复惠安的工作。
当时，在沪的惠安籍地下同志与上海的地下同志研究认为，因人地二疏语言又不大通(多数人说上海话)，为了发挥个人更大作用为党的工作，陈兴桂与蓝飞凤、骆拔才、陈仰生和上海的地下同志研究决定，返回惠安。就这样，1932年陈兴桂从上海回到路口村。(本部分除文中载明转载出处外，余为陈亚克口述及陈兴桂日记编辑)
